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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身阅历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于作者们承认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我自身的背景与所处的环境迫使我对这些因素更为重视。我是一名职业商人，同时是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很惭愧，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一直搁置在那儿；我在大学里为数不多的几年教学生涯也很久远了；自1926年起，我一直从事实业和金融结合的竞争性业务。对我来说，生意仅仅是做出决策并且承担经过计量的风险。决策并不总是轻松的，而且风险承担是真实的。由于竞争对手们的错误，我幸存下来了——如果他们犯的错误比我犯的错误少，那么我可能早就不再是商人了。有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货币政策最终要作用在人的身上，而人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既不是真空的，也不是一个其他所有因素都保持不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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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测经济政策影响的难度，在英国价格、生产力和收入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on Prices, Productivity and Incomes）的《第三报告》（Third Report）（该报告通常被认为由Dennis Robertson爵士撰写）中有充分的表现。[1]报告的作者用了大约72段的篇幅试图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并权衡各种可能性，最后却写道：“但是不可能准确判断所有因素的平衡状态；经济抑制和激励措施影响的是人们的意识，而这种影响的效果我们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而这些经济措施发挥作用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凯恩斯勋爵，在这里作为一个决策的制定者，在1931年投资信托年会（当时凯恩斯任主席）上说道：“我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没有东西比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使用一个理性投资政策更具毁灭性”（凭回忆引用，未确认精确措辞）。他还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中提道：“试图在不同环境下准确地判断形势，并且达到精确的平衡，有时可能超出了人的才智范围。”[2]最后一个例子：Henry Clay爵士在《诺曼勋爵》（Lord Norman）传记[3]中描述到，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身体状况恶劣但仍觉得国际货币体系暂时还处于控制之下，于是听从了医生的命令，开始了一次短暂的地中海旅行，而当他进港时欢迎他的却是英国脱离金本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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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们在讨论白银的形势（1893-1897）时认识到了心理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他们提道：“有关白银的这一部分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证明了人们对某种货币的看法是多么重要。由于害怕白银会带来通货膨胀而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人们便采取了严苛的紧缩政策以保持金本位制。”（原书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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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常希望Taussig教授在我学过的经济学教材中加入一章有关经济形势的影响力的内容。我在课本上学到的观点是，价值是决定性的长期因素，而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都是短期的并且会自我纠正。我研究过在1929-1933年期间公众恐惧心理产生的螺旋式向下的经济势头，并且经历过1962年春信心危机和股市崩盘期间的类似经济过程。J.M.Barker（大学教师、银行家、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高级雇员）在1936年美国中西部银行家会议前递交了一篇论文，里面阐述了关于1929-1933年时期心理状态的非统计观点，现在我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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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群人在同一时间思考同一问题时，就会出现一种世界上最难以控制的情绪动机。思考该问题的人越多，你就越容易受到不理智的、情绪化的公众心理动机的支配，这可能会导致可怕的经济后果……假如你思考一下最近一次经济繁荣末期普遍的狂热投机，你将会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多么彻底地受到不理智的、贪婪的公众心理的影响。更别说整个世界人们的公众心理了。当危机来临，贪婪变成不理智的、情绪化的、普遍的恐惧……在危机的初期阶段，各个城市的商人们在股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已经一贫如洗。但是他们却仍旧每天关注行情，看事态如何发展下去。他们看到市场不断跌，跌，跌。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情绪的影响下做出决策，这种情绪的形成仅仅来自他们对不断下跌的证券价格的观察。他们难道没有怀疑过这种决策的正确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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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对于美联储的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他们以充分的证据说明了体系内部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及各个储备银行之间存在的持续冲突。他们回想起易卜生（Ibsen）戏剧中的一句台词：“当恶魔决定让你们一事无成时，他任命了第一个委员会。”作者们判断：“促进经济活动的目标与限制股票市场投机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在牛市中愈演愈烈。在1928年及1929年，由于联邦储备体系采取了货币政策，冲突得以解决，然而该货币政策并不足以中止牛市的发展，而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却显得太过猛烈。”（原书第297-298页）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应使自己成为“证券投机或价值的仲裁者”，也不应直接干涉股票市场的繁荣（原书第291页）。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苟同。借由控股公司间的相互持股、“其他”项下超过10亿美元的通知贷款，以及自加强式的经济势头，本可以“促进经济扩张”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倒很可能使经济上的失调累积，这种失调的修正是有时滞的。就像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在联邦储备体系时代之前，（当崩溃来临时）J.P.摩根公司通过组建资金池……承担起领导重建有序市场的责任”，然而“到股市暴跌后的第二周，这种有组织的救市行动就宣告结束了”（原书第305页注释）。这是另外一种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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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作者们选择的基本工具可能是高能货币的概念。当然我这种看法可能有些过于简单化。作者们对高能货币进行了可靠的、精辟的深入分析。但有一点困扰了我。它的数学验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美联储增加高能货币，同时不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强度都不可预测），那么我将无保留地表示同意。但是我无法同意上述假设。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令高能货币增长而同时维持其他因素不变的可控试验。“据说纽约城市银行不愿意向储备银行借款，原因之一就在于，银行担心欧洲人会将这种借款解读为银行经营不善的信号。”（原书第317页注释）“储户担心银行的安全性，他们非常细致地审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便找出接下来哪家银行要倒闭”，此时银行对借款的反感就会更加强烈。（原书第318页）从复兴金融公司借入资金被视为银行的死亡之吻：“银行名称出现在借款人名单上会被视为该银行经营不善的信号，因此往往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出现。”（原书第325页）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联邦储备体系和整个社会当时对维持金本位制的重视程度，并认为外部稳定重于内部稳定”（原书第363页）。总的来说，用凯恩斯勋爵的话讲就是：“假设我们考察一个封闭体系，该系统只要满足内部均衡即可，那么适当的货币政策总是能够阻止任何对现状的严重干扰发展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同时实现外部均衡，那么就不会有货币政策能够消除对内部系统的干扰了。”[4]看看Chandler教授的《本杰明·斯特朗》[5]以及《诺曼勋爵》就会发现，我们考察的绝不是一个封闭体系。新投放的高能货币的侵蚀程度成了“对内部系统干扰”的一种测度。而这种“对内部系统的干扰”我难以轻松视之，虽然我无法回答如何证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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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问道：“为什么货币政策如此无能？”并且回答道：“我们相信，根据本章前几节的内容，本节标题中用来描述1929-1933年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形容词——无能，会强烈地震撼我们的读者，正如那段时期的真实历史过程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一样。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货币体系却崩溃了。”（原书第407页）货币政策确实是不成功的，称其“无能”也并不冤枉。至于最后一个观点，认为货币体系的崩溃是可以避免的，我却认为缺乏论证。在我看来，高能货币的每一次变动都蕴涵了一个可计算的风险。假如它对人们意识的影响是正面的，或者即使它是中性的，那么作者主张的数学结果绝对是正确的，如同黑夜连着白昼。就这一点而言，前面已经引用了英国价格、生产力和收入委员会报告中的陈述。如果那些变动被认为具有通胀倾向和“不正确的”，那么结果则会与预期完全不同。在那个时期，害怕贬值的公民可能选择黄金而不是纸币，而且黄金的国际流动（寻求保值）是难以预期的，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颠簸的战舰上的放枪一样。作者们的观点很可能是对的；他们都是杰出的货币经济学家——但是相对于货币体系的崩溃是“无疑”可以避免的论断，我还是觉得用“可能”或是“大概”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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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记得没错，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这段时期的例子最为突出地说明了高能货币的潜力。在那5个月里存款下降了57.27亿美元。“如果用4亿美元额外的高能货币来应付通货漏出，在不减少银行准备金的情况下，本可以防止大约60亿美元的存款下降。”（原书第346页）从数学的角度，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回顾那段时期的美国经济，以及英国和中欧的经济形势，我不认为理论中的“本可以”发生的事情，会在实际中“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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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中先后出现过三个关键时期：（1）1930年1月到1930年10月底；（2）1931年1月到1931年8月底；（3）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底。作者们假设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将10亿美元额外的高能货币注入经济，并且对这样做的结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假如一家劳合社能够为假定潜在的经济周期转折承保，那我可能会更安心。如果能够以通俗的市场术语来衡量投放高能货币的收益，那么毛收入和净收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不仅在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每个货币中心，这种差异都是由人们意识上的反应所决定的。假如这种反应是有利于该政策的，那么作者们的假设就站得住脚。相反，假如人们认为这是对金本位的通胀威胁，那么（投放高能货币的）“成本”（即对那些高能货币的侵蚀）会减少“净收入”，以至于推翻作者们很有把握的预测结果。同样，我对此没有肯定的答案，我仅仅是在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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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克萨斯的克尔维尔，查尔斯·舒雷纳不动产银行（Bank of the Charles E.Schreiner Estate）由九十多岁的路易斯·舒雷纳（Louis Schreiner）经营，这家银行由他的父亲老舒雷纳上尉创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老舒雷纳放弃“要求还贷的时间要在放贷前确定”的规则，结果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行市好坏，那家银行都不曾通知过一笔贷款。在监管实体明智的管理下，高能货币可以实现更多收益，就像作者们指出的那样。但它无法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似乎类似于凯恩斯勋爵的遗憾评论：“没有东西比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使用一个理性投资政策更具毁灭性。”相比于陷入危机后寄望于高能货币政策可以扭转人们的情绪波动，我更希望它能使我们置身于危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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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保证我的“质疑性评论”都是正确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在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上，但是长时间的商业生涯已经改变了我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阁僚嘲弄完某几个他们称之为无法估量的因素之后，俾斯麦得出了结论：“先生们，无法估量的事物才有吸引力。”他的结论是否正确我无法判断，同样，我也无法判断我对无法估量的事物所给予的重视程度是否正确。我的评论发自于谦卑，因为由于不谦卑，我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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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非常欣赏《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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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J. Hettinger,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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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德投资银行（Lazard Freres&Co.）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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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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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ndon, H.M.Stationery Office, July 1959，p.25，paragraph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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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30，Vol.Ⅰ，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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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rd Norman, London, Macmillan，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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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Treatise on Money, Vol.Ⅰ，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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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ster V.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Washington, D.C.，Brooking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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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一版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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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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