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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对于美联储的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他们以充分的证据说明了体系内部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及各个储备银行之间存在的持续冲突。他们回想起易卜生（Ibsen）戏剧中的一句台词：“当恶魔决定让你们一事无成时，他任命了第一个委员会。”作者们判断：“促进经济活动的目标与限制股票市场投机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在牛市中愈演愈烈。在1928年及1929年，由于联邦储备体系采取了货币政策，冲突得以解决，然而该货币政策并不足以中止牛市的发展，而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却显得太过猛烈。”（原书第297-298页）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应使自己成为“证券投机或价值的仲裁者”，也不应直接干涉股票市场的繁荣（原书第291页）。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苟同。借由控股公司间的相互持股、“其他”项下超过10亿美元的通知贷款，以及自加强式的经济势头，本可以“促进经济扩张”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倒很可能使经济上的失调累积，这种失调的修正是有时滞的。就像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在联邦储备体系时代之前，（当崩溃来临时）J.P.摩根公司通过组建资金池……承担起领导重建有序市场的责任”，然而“到股市暴跌后的第二周，这种有组织的救市行动就宣告结束了”（原书第305页注释）。这是另外一种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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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作者们选择的基本工具可能是高能货币的概念。当然我这种看法可能有些过于简单化。作者们对高能货币进行了可靠的、精辟的深入分析。但有一点困扰了我。它的数学验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美联储增加高能货币，同时不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强度都不可预测），那么我将无保留地表示同意。但是我无法同意上述假设。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令高能货币增长而同时维持其他因素不变的可控试验。“据说纽约城市银行不愿意向储备银行借款，原因之一就在于，银行担心欧洲人会将这种借款解读为银行经营不善的信号。”（原书第317页注释）“储户担心银行的安全性，他们非常细致地审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便找出接下来哪家银行要倒闭”，此时银行对借款的反感就会更加强烈。（原书第318页）从复兴金融公司借入资金被视为银行的死亡之吻：“银行名称出现在借款人名单上会被视为该银行经营不善的信号，因此往往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出现。”（原书第325页）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联邦储备体系和整个社会当时对维持金本位制的重视程度，并认为外部稳定重于内部稳定”（原书第363页）。总的来说，用凯恩斯勋爵的话讲就是：“假设我们考察一个封闭体系，该系统只要满足内部均衡即可，那么适当的货币政策总是能够阻止任何对现状的严重干扰发展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同时实现外部均衡，那么就不会有货币政策能够消除对内部系统的干扰了。”[4]看看Chandler教授的《本杰明·斯特朗》[5]以及《诺曼勋爵》就会发现，我们考察的绝不是一个封闭体系。新投放的高能货币的侵蚀程度成了“对内部系统干扰”的一种测度。而这种“对内部系统的干扰”我难以轻松视之，虽然我无法回答如何证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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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问道：“为什么货币政策如此无能？”并且回答道：“我们相信，根据本章前几节的内容，本节标题中用来描述1929-1933年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形容词——无能，会强烈地震撼我们的读者，正如那段时期的真实历史过程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一样。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货币体系却崩溃了。”（原书第407页）货币政策确实是不成功的，称其“无能”也并不冤枉。至于最后一个观点，认为货币体系的崩溃是可以避免的，我却认为缺乏论证。在我看来，高能货币的每一次变动都蕴涵了一个可计算的风险。假如它对人们意识的影响是正面的，或者即使它是中性的，那么作者主张的数学结果绝对是正确的，如同黑夜连着白昼。就这一点而言，前面已经引用了英国价格、生产力和收入委员会报告中的陈述。如果那些变动被认为具有通胀倾向和“不正确的”，那么结果则会与预期完全不同。在那个时期，害怕贬值的公民可能选择黄金而不是纸币，而且黄金的国际流动（寻求保值）是难以预期的，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颠簸的战舰上的放枪一样。作者们的观点很可能是对的；他们都是杰出的货币经济学家——但是相对于货币体系的崩溃是“无疑”可以避免的论断，我还是觉得用“可能”或是“大概”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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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记得没错，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这段时期的例子最为突出地说明了高能货币的潜力。在那5个月里存款下降了57.27亿美元。“如果用4亿美元额外的高能货币来应付通货漏出，在不减少银行准备金的情况下，本可以防止大约60亿美元的存款下降。”（原书第346页）从数学的角度，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回顾那段时期的美国经济，以及英国和中欧的经济形势，我不认为理论中的“本可以”发生的事情，会在实际中“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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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中先后出现过三个关键时期：（1）1930年1月到1930年10月底；（2）1931年1月到1931年8月底；（3）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底。作者们假设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将10亿美元额外的高能货币注入经济，并且对这样做的结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假如一家劳合社能够为假定潜在的经济周期转折承保，那我可能会更安心。如果能够以通俗的市场术语来衡量投放高能货币的收益，那么毛收入和净收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不仅在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每个货币中心，这种差异都是由人们意识上的反应所决定的。假如这种反应是有利于该政策的，那么作者们的假设就站得住脚。相反，假如人们认为这是对金本位的通胀威胁，那么（投放高能货币的）“成本”（即对那些高能货币的侵蚀）会减少“净收入”，以至于推翻作者们很有把握的预测结果。同样，我对此没有肯定的答案，我仅仅是在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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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克萨斯的克尔维尔，查尔斯·舒雷纳不动产银行（Bank of the Charles E.Schreiner Estate）由九十多岁的路易斯·舒雷纳（Louis Schreiner）经营，这家银行由他的父亲老舒雷纳上尉创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老舒雷纳放弃“要求还贷的时间要在放贷前确定”的规则，结果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行市好坏，那家银行都不曾通知过一笔贷款。在监管实体明智的管理下，高能货币可以实现更多收益，就像作者们指出的那样。但它无法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似乎类似于凯恩斯勋爵的遗憾评论：“没有东西比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使用一个理性投资政策更具毁灭性。”相比于陷入危机后寄望于高能货币政策可以扭转人们的情绪波动，我更希望它能使我们置身于危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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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保证我的“质疑性评论”都是正确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在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上，但是长时间的商业生涯已经改变了我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阁僚嘲弄完某几个他们称之为无法估量的因素之后，俾斯麦得出了结论：“先生们，无法估量的事物才有吸引力。”他的结论是否正确我无法判断，同样，我也无法判断我对无法估量的事物所给予的重视程度是否正确。我的评论发自于谦卑，因为由于不谦卑，我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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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非常欣赏《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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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J. Hettinger,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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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德投资银行（Lazard Freres&Co.）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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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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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ndon, H.M.Stationery Office, July 1959，p.25，paragraph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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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30，Vol.Ⅰ，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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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rd Norman, London, Macmillan，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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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Treatise on Money, Vol.Ⅰ，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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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ster V.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Washington, D.C.，Brooking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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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一版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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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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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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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年底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交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的译稿时，全球金融市场还一片繁荣，中国股市也同样处于一个空前的大牛市的中场。那个时候，阅读和翻译《美国货币史》更多的是看重这本经典著作所具有的对金融理论史的怀旧和总结，以及对经济史进行跟踪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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