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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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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油 22 066 591. 60 2. 铁矿砂及其精矿 9 560 535. 20 3. 汽车和汽车底盘 4 757 102. 20 4. 初级形状的塑料 4 618 629. 30 5. 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3 858 679. 70 6. 大豆 3 498 803. 00 7. 成品油（海关口径） 3 299 299. 50 8. 钢材 1 780 506. 70 9. 飞机 1 569 170. 20 10. 废铜 1 486 209. 80 劳动力成本：“巨无霸指数”失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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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无霸指数”是一个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非经济指数，其实这个指数的核心思想就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巨无霸指数”编制的前提假设是认定在世界各地的麦当劳餐厅销售的巨无霸汉堡拥有相同的价值，那么用一个国家的巨无霸汉堡在当地销售价格除以另一个国家当地的巨无霸汉堡价格，就得到了两国货币的均衡汇率，再使用这一汇率与实际汇率比较就可以判断实际汇率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了。例如，目前中国所售的巨无霸汉堡的价格是15.5元，而在美国的售价是4.07美元。通过“巨无霸指数”计算出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为3.8元兑1美元，而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价为6.2元兑1美元，那么按照“巨无霸指数”的思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38.7%。但是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认定两国所销售的巨无霸汉堡的价值相等这一前提假设是不成立的，正如帕斯利和韦于2007年所阐述的，在巨无霸汉堡的成本当中，劳动力成本、租金以及电费三项支出高达55%~64%，并且这三种要素均属于非贸易品，而不同国家非贸易品的价格是无法通过要素流通趋于一价的，即非贸易品不满足一价定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并且劳动力成本是巨无霸汉堡的主要成本，因此尽管巨无霸成本中属于可贸易品的部分会通过一价定律趋向一致，但是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仍会使中国生产的巨无霸汉堡拥有较低的成本。换句话说，在中国生产的巨无霸汉堡与在美国生产的巨无霸汉堡所蕴含的价值不同，因此以一价定律为基础的“巨无霸指数”是错误的，而以“巨无霸指数”作为依据判定人民币被高估或低估的做法更是毫无依据的。按照“巨无霸指数”提出者的逻辑，只有当中国工人的工资与美国工人的工资相同时，人民币才不会被低估，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此外，用一种产品的价格代表一国的物价总水平也是非常片面和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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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汇率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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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汇率的变化。如汇率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周围所处环境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也取决于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和心理预期。例如，人们对货币升值的心理预期会刺激人们更多地持有货币以等待其升值，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种大量持币的需求又实际推动了本国货币升值，而当货币升值后又会产生一种正反馈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货币的升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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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会使汇率产生波动。国际收支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所发生的一切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价值总和。而国际收支对于汇率的影响本质上体现的是两国货币的供求关系。当一国出现贸易顺差时，说明本国对外国出口的产品或服务的总额大于本国从外国进口的产品或服务的总额，这意味着外汇的净流入，反之，在贸易逆差时则说明外汇净流出。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外汇不能在本国市场中自由流通，所以外汇的净流入就形成了对本币的需求，外汇流出则形成了对外币的需求。当贸易顺差扩大、外汇供给增大时，会出现本币升值、外币贬值，反之则会出现本币贬值、外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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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水平也影响汇率的走势，其实，利率对汇率变动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就是由于利差的存在导致了国际游资的跨国流动。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简单说明：如果有A、B两个利率水平不同的国家，A国的利率水平较高，而B国的利率水平较低，并且资金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那么B国的游资就会为了追求更高收益流向A国，以获得这部分利差。这时，原本在B国的游资要通过换汇的方式卖出B国货币买进A国货币进而投资于A国，由于大量游资换汇会形成对A国货币的需求，这会使得A国的货币升值而B国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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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以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为基础的，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市场化程度、物价指数构成、对外贸易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按购买力平价算出的汇率不能真实、客观地代表人民币按市场汇价折算成西方国家货币后在购买西方国家产品或服务时的价值。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必须在考虑了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才能真正确定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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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资本跨境流动与实体经济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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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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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MF的定义，国际资本流动可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权益资本、再投资收益和其他资本等）、外商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等）和外商其他投资（包括长短期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以及未交易的股权和债券、保险和养老金等）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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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对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加上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交易已经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数额巨大的资金能够在1秒内传送到数千万公里以外，这些因素都促使资本跨境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并增强了资本流动短期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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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跨境资本流动同实体经济脱钩迹象越发明显，其变化大大快于实体经济的变化，有逐渐“虚拟化”的趋势。2009年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年均规模仅为一两万亿美元，而据IMF估计，国际金融市场几乎每天都有上万亿美元的资本在世界金融市场伺机进行投机，特别是那些寻求短期汇率和利率变动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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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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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规模[1]总体呈递增态势（见图2–3）。2012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为1.47万亿美元，较2011年同比减少460亿美元，即2012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第三次出现负增长的年份，此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和2009年。其中，2001年是受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影响，2009年则是由美国金融危机所致，而2012年主要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导致的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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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分类型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的总规模均保持稳步增长，但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总规模上还是增速上都低于外商证券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同时，三者的增速均明显高于全球贸易增速。数据显示，1995~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总规模增速分别约为10%、12%和22%，而全球贸易增速仅为7%左右。值得指出的是，自199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在多数年份里都超过了50%，200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83万亿美元的高峰，其中并购交易总额高达1.64万亿美元，占89.6％。由于并购交易中接近80%所涉及的为股权结构改变而非绿地投资，并购资金事实上不一定直接流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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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1990~2012年国际资本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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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虽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增大，但这些跨境资本更多的是在资本市场上寻求套利机会，并没能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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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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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从整体规模来看，中国近30年的国际资本流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见图2–4）：1982~1992年，规模小、波动小，说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信心不足；1993~1996年，由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和1996年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中国国际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入，规模也达到百亿美元水平；1997~2000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表现为净流出，资本外逃严重；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汇率制度不断改革和资本管制不断放松，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流动方向总体又转为净流入，规模上也明显高于20世纪改革开放的前20年。其中，2006年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均出现“井喷”式增长，引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出；2007年，随着海外对华直接投资急剧增加，私人资本表现为净流入；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又表现为净流出；2009年之后，由于中国经济率先回暖，私人资本重新表现为净流入。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化程度加深，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大进大出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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