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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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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国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即一国进口长期大于出口）时，会导致其出口企业亏损、出口行业萎缩，造成失业率上升。但是贸易逆差往往是在贸易国之间贸易结构、双方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价格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短时间内不会迅速发生改变，因此许多国家希望就汇率问题通过向贸易伙伴国施压，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迅速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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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汇率协调过程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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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5年，在日元汇率下跌和美元汇率上升的推动下，日本的出口迅速增加，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74%，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由美国倡导，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有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协调五国的汇率政策，使其能更恰当地反映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纠正经常项目下收支的不平衡。五国政府通过协商，达成了“广场协议”，即决定联合采取行动使美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地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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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是国际上大规模联合进行汇率协调的首例，在短期内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由于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开始抛售美元并购入日元和马克，在广场会议后的一周内，美元兑日元下跌了8%，兑马克下跌了6%；到1986年12月底，美元兑日元和马克都已贬值20%左右。这时各有关国家认为，如果再听任美元继续贬值，将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美、英、法、意、德、日、加七国的财政部部长达成了“卢浮宫协议”，一致同意将各国的汇率浮动幅度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超出此范围时将联合干预。但是美国在会议之后并没有认真依照其承诺实施削减赤字的计划，特别是在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暴跌之后，美国政府只关注其国内经济问题，听任美元继续贬值，使“卢浮宫协议”成了一纸空文。而日元的持续升值则成为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1991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此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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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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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问题上的另一种国际博弈就是债务稀释，一国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可以使以其本币计价的债务得到稀释。以中美两国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如图2–7所示，截至2013年1月，美国在境外的债务总额达到55 901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中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元债务就高达12 773亿美元，占美国境外负债的22.85%，同时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还在继续增加。由于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对于中国美元资产的保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也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不断贬值、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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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美国国债在境外的持有总量及中国的持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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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德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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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如图2–8所示，中国的外汇储备中近40%的资产是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的。截至2013年1月，中国累计外汇储备34 966.86亿美元，并且保持年均23.82%的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1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全部外汇储备的36.49%，而这一数值曾在2010年2月达到45.31%的峰值。这意味着中国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借给了美国，一旦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将造成债务资产的大幅缩水，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从2005年中国重新开启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年均近3.4%的升值速度，以这一速度计算平均每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缩水近240.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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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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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德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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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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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指的是一个国家根据其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综合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和心理等国家资源和力量，以达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安全稳定、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等为目标，指导国家发展的总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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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战略的角度看汇率问题，就能发现汇率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国家之间政治博弈的工具，是两国之间国际较量的政治筹码。从这一角度，一国以汇率问题向他国施压通常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一国希望通过对汇率问题施压这一筹码，向他国提出其他要求，使其在其他领域做出退让；其二是通过汇率问题阻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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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中美关系中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为代表的许多机构鼓吹“中国威胁论”，经常以所谓的“汇率操纵者”为由向中国发难，并且希望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做出反应。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理解和存在偏见的表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排在世界100名之后，科技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因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都是对中国的误解甚至偏见。汇率是一国的主权问题，中国的汇率问题必须由中国自己做主，中国应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维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向人民币施压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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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绝不能仅仅将汇率看作一个经济或金融问题，还应看作一个政治问题。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下，中国坚持汇率主权原则，坚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东亚国家渡过难关，赢得了这些国家的赞誉。2003年以后，中国又一直承受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就需要中国在坚持汇率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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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博弈的经验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在参与国家众多且与美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是难以取得合理的协调结果的，因此最好先在一个地区内部各国之间协调一致，形成一股能与美元抗衡的合力，减轻因美元汇率波动造成的影响，有利于地区金融的稳定，这就是欧元诞生的主要动因之一。可以预料，随着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在同一地区各国之间的金融一体化趋势也将不断增强。2006年年初，亚洲开发银行宣布，将以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等15种货币加权平均为基础推出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想，就是一个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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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问题上的国内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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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虚拟化之后，汇率不仅成为国际间各国政治博弈的工具，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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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研究范式内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把汇率的变动以及汇率制度的调整看作一个单向的过程，即政府自上而下的调节过程，却忽略了利益集团游说、竞选等政治因素的反向作用和影响。从国内政治因素的角度来看，汇率实际上是国内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政治派系选举竞争选票的工具。因此，研究“汇率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这一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真正目的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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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