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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2003~2010年美国利益集团游说国会议员的部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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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游说对象 游说方式 游说集团 游说内容 2003年9月25日 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 国会听证会作证 劳联——产联 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规则，敦促政府采取包括向WTO提起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解决 2005年2月3~5日 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 国会听证会作证 中国货币联盟 人民币被低估是美国同中国巨额贸易逆差非常重要的原因，亟待解决 2005年4月14日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国会听证会作证 全国制造商协会 表示同中国的低工资竞争已经很难，再加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简直就是不可能 2005年11月29日 众议院 信件 劳联——产联 敦促众议院支持《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 2007年1月30日 瑞恩、亨特 信件 中国货币联盟 感谢两位议员对中国货币行为的长期关注，支持两位议员发起的《公平货币法案》 2007年10月26日 参议院制造业特别工作小组 国会听证会作证 中国货币联盟 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行为，要求国会采取特定行动应对危机 2010年4月22日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国会听证会作证 公平货币联盟 说明中国汇率政策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指责中国的汇率操纵行为 2010年11月16日 参议员 信件 劳联——产联 要求参议员支持众议院通过的《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 资料来源：曹雄军. 美国利益集团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路径分析[J] . 外交评论，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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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游说：利益集团间接游说的方式包括通过影响议员从而向政府施压、通过宣传造成舆论导向、通过游说所在选区选民进而影响议员、几个利益集团进行结盟扩大其影响力。表2–8展示了利益集团通过议员施压政府的部分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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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2003~2011年国会议员施压行政部门的部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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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游说对象 游说方式 国会议员 主要内容 2003年7月31日 布什总统 信件 舒默、曼佐罗为首的16名两党议员 要求总统敦促财政部、国务院以及美国贸易代表采取更多强有力的步骤纠正人民币汇率低估行为 2003年10月30日 布什总统、财政部部长斯诺以及贸易代表佐立克 信件 瑞吉尔和列文 要求行政部门对中国操纵货币行为采取进一步行动 2004年9月30日 布什总统及贸易代表佐立克 301申诉 列文、舒默牵头的30位参众两院议员联名 要求政府支持中国货币联盟的301申诉请求 2009年11月5日 奥巴马总统 信件 瑞恩和默菲等45位众议员 要求奥巴马总统支持国会通过《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 2010年2月26日 商务部部长骆家辉 信件 舒默、格雷厄姆等15位参议员 要求商务部支持美国企业的申诉，调查中国货币操纵行为是不是对其出口企业的补贴行为 2010年3月15日 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商务部部长骆家辉 信件 米查德和瑞恩等130位国会议员 敦促商务部应用美国反补贴法调查中国货币操纵行为; 要求财政部将中国作为汇率政策操纵国纳入其半年度报告 2010年8月4日 奥巴马总统 信件 布朗、斯洛维等11位参议员 建议总统敦促商务部等行政机构积极支持美国企业的申诉，调查中国货币操纵行为是不是对其出口企业的补贴行为 2011年1月18日 奥巴马总统 信件 默菲、维斯基等31位国会议员 要求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讨论人民币汇率低估等违反贸易法的行为对美国钢铁工业的损害 资料来源：曹雄军. 美国利益集团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路径分析[J] . 外交评论，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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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笔者对利益集团对汇率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但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汇率的偏好不尽相同，通过表2–9可以较为清晰地分辨出国内不同行业利益集团的汇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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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利益集团的汇率偏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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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汇率弹性的偏好程度 低 高 对汇率水平的偏好程度 低 出口导向型贸易生产者 国内可贸易进口替代品生产者 高 对外投资者 非贸易品和服务提供者 资料来源：刘涛，金洪飞. 汇率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 世界经济文汇，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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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9所示，出口导向型贸易生产者更加偏好较低的汇率以及较低的汇率弹性，低汇率能够提高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较低的汇率弹性则能保障产品出口受汇率影响的波动不大。国内可贸易进口替代品生产者希望较低的汇率使其产品较其他进口商品更具有竞争力。对于对外投资者来说，较高的本币汇率可以帮助其购得更多的国外资产，同时他们对汇率波动造成的资产损失极为厌恶，这也使其偏好更小的汇率弹性。非贸易品和服务提供者尽管不会受到汇率的直接影响，但是本币升值也能够使其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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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汇率安排选择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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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由于虚拟和实体这两种经济系统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统中产生的风险，包括产品积压、对外贸易迅速下滑和企业破产等，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包括股票指数大跌、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和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在金融已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实体经济已不能脱离虚拟经济运行。因此，如果将实体经济系统看作经济系统中的硬件，则可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一环，汇率安排的选择对国内物价、资本流动、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均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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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安排的固定与浮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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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汇率体系的演变历程表明，汇率安排的选择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美元为主导的金本位制盛行之时，就已经产生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争论。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极力推崇固定汇率制，认为浮动汇率造成汇率不稳定，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极力主张浮动汇率制，认为“浮动汇率未必是不稳定的汇率，即使汇率不稳定，也主要是因为主导国际贸易的经济基础不稳定。固定汇率尽管名义上是稳定的，但它可能使经济中其他因素的不稳定性变得持久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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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大部分决策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这段时期世界经济之所以不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弹性汇率制度盛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泛滥，因此固定汇率制借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成为国际汇率制度的主流形式。但随着1971年金本位制的崩溃，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被虚拟化，增加了汇率安排选择的难度，也使得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争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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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汇率制的支持者一般认为固定汇率制的优势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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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固定汇率制能够提供最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能够规避汇率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从而带来显著利益。而汇率波动会因汇率的不稳定而增大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缺乏远期交易等规避风险的工具，从而产生负面的风险效应，限制这类活动的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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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固定汇率制可以防止对货币政策的滥用。在固定汇率制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引起储备外流，最终对固定汇率的维持构成威胁，如果最终政府被迫将货币贬值，会让公众认为是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失当，因此可以促使政府抵御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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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固定汇率制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一般会承诺当期货币平价一旦受到压力，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经济调节。而浮动汇率制下，由于缺乏有关汇率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各国将本国国内经济目标摆在首位，易于利用汇率的自由波动推行竞争性贬值这一“以邻为壑”的政策。因此，固定汇率制对各国经济发展是有益的，能够造就一个更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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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固定汇率制下的投机行为一般是稳定性的，因为投机者预期汇率将会向固定水平调整，从而在现实汇率水平与平价存在差异时缩小这一差异。而且固定汇率制下政府的干预使市场交易者心理上存有名义锚，可以通过改变投机者的预期对汇率稳定施加影响，消除不确定性。相比之下，由于市场投机者的心理预期常常是非理性的，而理性投资者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不知道正确的汇率模型，缺乏承诺机制的浮动汇率制下盛行的是非稳定投机，在“羊群效应”驱动下，投机者往往采取追涨杀跌的投机策略，实力较强的投机者甚至蓄意制造汇率大幅波动以从中获利，其结果必然增大浮动汇率制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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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的倡导者提出了浮动汇率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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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浮动汇率未必是不稳定的汇率，即使汇率不稳定，也主要是因为主导国际贸易的经济条件的基础是不稳定的，固定汇率尽管名义上是稳定的，但它可能使经济中其他因素的不稳定性变得持久和强化，而且汇率不稳定是基本经济结构不稳定的一种表象，通过官方固定汇率消除这种表象是无助于治愈任何基础性结构失衡的，并只会使调整变得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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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浮动汇率制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在浮动汇率制下，如一国有不可维持的经常项目赤字只需听任汇率这一唯一的变量调整，让本币贬值即可。而在固定汇率制下，必须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进而调整本国的价格体系，这就牵涉许多变量的调整。显然，前者的调整必然时间更快、成本更低，尤其是本国价格调整存在黏性时，浮动汇率制的优势就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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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浮动汇率制可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一国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可以从对汇率政策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让汇率自发调节实现外部均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专注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而且，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将外国的通货膨胀隔绝在外，如果外国的物价上涨，在购买力平价大体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本国的货币相对该国会升值，这就避免了从外国进口通货膨胀，从而独立制定本国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政策。而在固定汇率制下，外国价格水平的上升会导致本国价格水平的相应上升，这样本国便会直接暴露在国外的冲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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