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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5类汇率安排典则判别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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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函数1的方向上，自由浮动与其他4类差别很明显，而浮动、其他管理安排、软钉住和硬钉住则差别不大。而在函数2的方向上，硬钉住与其他管理安排略显差别，而自由浮动、浮动、软钉住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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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类汇率安排进行判别分类（见表3–23）发现判别函数对初始分组案例中的100% 进行了正确分类，对交叉验证分组案例中的98.3% 进行了正确分类，判别函数的误判率在2%以内，误判率极低，判别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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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5类汇率安排判别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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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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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验证 自由浮动 浮动 其他管理安排 软钉住 硬钉住 自由浮动 100. 0 浮动 100. 0 其他管理安排 100. 0 软钉住 100. 0 硬钉住 100. 0 交叉验证 自由浮动 浮动 其他管理安排 软钉住 硬钉住 自由浮动 100. 0 浮动 91. 7 8. 3 其他管理安排 100. 0 软钉住 100. 0 硬钉住 100. 0 分别对2008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这两年的数据中可看出自由浮动与其他4类汇率安排有明显差别。因此以下部分除去自由浮动再进行讨论，以期发现更细致的关系，分析出更完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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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用前文所述方法对4类汇率安排的指标数据进行判别分析。表3–24给出了4类汇率安排判别函数特征值。可以看出，函数1和函数2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3.6%，因此重点分析函数1和函数2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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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4 4类汇率安排判别函数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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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 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贡献率（%） 正则相关性 函数1 12. 058 78. 3 78. 3 0. 961 函数2 2. 354 15. 3 93. 6 0. 838 函数3 0. 981 6. 4 100. 0 0. 704 注：分析中使用了前3个典则判别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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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类汇率安排判别的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如表3–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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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5 4类汇率安排判别的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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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函数1 函数2 函数3 外债总额占GNI的百分比 –3. 885 2. 091 –2. 700 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的百分比） 1. 850 –2. 791 3. 158 GDP（美元现值） 0. 219 0. 916 1. 8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变化百分比） 1. 964 –0. 146 –1. 806 如表3–25所示，与函数1最相关的指标是外债总额占GNI的百分比，与函数2最相关的指标分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的百分比、外债总额占GNI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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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结果如表3–26所示，判别函数对初始分组案例中的91.7% 进行了正确分类，对交叉验证分组案例中的87.5% 进行了正确分类，判别准确度虽不如前几次高，但总体上误判率仍然较低，效果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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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 4类汇率安排判别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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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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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验证 浮动 其他管理安排 软钉住 硬钉住 浮动 91. 7 8. 3 其他管理安排 91. 7 8. 3 软钉住 100 硬钉住 16. 7 83. 3 交叉验证 浮动 其他管理安排 软钉住 硬钉住 浮动 83. 3 16. 7 其他管理安排 83. 3 16. 7 软钉住 100. 0 硬钉住 16. 7 83. 3 影响汇率安排的政治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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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安排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趋向性，是政府均衡国内外政治经济利益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因而政治因素对汇率安排的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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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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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选举时间、政治类型（民主化程度）、政治稳定性、政治透明度以及央行的独立性等对汇率制度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本节从政治稳定性、利益集团、民主化程度以及政党和选举制度角度分析这些主要的政治因素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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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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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朱丰根和朱延福指出动荡的政局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汇率大幅波动。一方面，政治稳定性通过贸易伙伴国和金融投资国等途径直接影响一国的汇率安排；另一方面，政局稳定与否通过影响国内其他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间接影响政府的汇率安排。在政治稳定性不高的国家，行政当局为保护其执政地位，不愿实施以产出收缩和失业增加为代价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以免动摇其管制地位，而浮动汇率制以汇率变化调控内外价格失衡的功能，避免了货币当局实施国内产出收缩政策的难题，故在政治稳定性不高的国家，浮动汇率制受欢迎程度更高。马来西亚自1998年9月至2005年7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这种长达7年之久汇率安排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的选择有利于确立政府公信度、建立市场信心，从而维护国内经济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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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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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6年卢卡斯对宏观研究方法展开整体批判以来，大量宏观经济研究开始关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联系，将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和主观能动性，以及微观经济变量和模型考虑到宏观问题的研究中，对汇率安排选择的研究也不例外。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认为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不会被动接受既定的政策安排，而会通过形成利益集团展开积极的政治游说来影响政府的汇率安排，使其最终对自身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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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弗里登建立了一套关于不同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各自不同的汇率政策偏好的理论分析模型。2001年，弗里登认为对出口企业和海外投资企业而言，汇率波动给经营带来风险，所以它们偏好固定汇率制；而对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比汇率稳定对它们更加有利，所以它们偏好浮动汇率制。1996年，Hefeker将部门区分为生产可贸易品的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认为前者偏好固定汇率制，后者则相反。1993年鲁兰和Vianme考虑到远期外汇市场的影响，建立关于利益集团偏好的经济模型，得到与Hefeker不同的分析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远期外汇市场，相关的利益集团都偏好固定汇率制；如果有期货市场，则生产可贸易品的利益集团会根据一国的净外汇暴露而分化，其汇率安排偏好也会随着金融市场的风险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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