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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货币”这一名词的来源。在春秋、战国时期，“货”和“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明确的，货字可能是化字的变体，在战国时期，它的意义似乎和现代差不多，《易经》所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货是包括一切商品的，自然货币商品也包括在内。《商书·仲虺之诰》中有“不殖货利”的话，也只是不贪财的意思，在《周礼》中货字被解作金、玉。一直到汉代，还是被解作财或宝用物，不专指货币，甚至不限于商品，只有王莽的宝货制，是指货币。由于古人不知区别货币和财富，所以在用字的时候，两个概念常混在一起。班固说：“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31〕还是作为财富的总称，包括货币在内。许慎说：古人“货贝而宝龟”〔32〕。这里的货字作货币解。关于币字，在战国时期，前面已说过，是指皮、帛，根本不作货币解。也有人说是指金、玉、齿、革、兵器，那就和货字的意义差不多了。由于币、帛在春秋、战国时期或那以前已经是重要的支付手段，而支付手段也是货币的一种职能，在统治阶级看来，是一种很重要的职能，所以币字就逐渐取得货币的含义，于是《管子》书中就有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话。司马迁也说秦始皇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西汉武帝又有皮币的发行，这些币，除了下币以外，其实都是支付手段，不作流通手段，所以币字多少还保持了原来的意义。至于货币作为一个单一的名词，那是以后〔33〕的事。古代多用钱币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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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前后，并不是民间完全没有交易和货币。欧洲在封建时代也是有货币的，不过货币经济比较不重要罢了。实际上货币可能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而破坏那种社会。中国在西周的时候，统治阶级就怂恿被征服的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后来又有“如贾三倍”的话。可见商业有一定的发展。刀、布上的文字，有些和甲骨文相像，似乎应当是春秋以前的东西。而由农器进化到刀币、布币，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由此可知：也许在殷周间，民间已在使用那种实物货币了。而且在铸币出现之前，贝壳已取得货币或准货币的身份。殷代已有铜贝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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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器发展到刀、布的过程，也不应拉得太长。首先，那些生产工具式的古刀、布出土不多，空首布也不多，这就证明流通的时期不会很长。而货币是流动性最强的东西，传播得快，只要条件具备，一个地方采用铸币，其他地方很快就会仿效。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自吕底亚的铸币出现以后，五十年之内，就传遍了亚琴海沿岸的世界。中国在春秋前后，商品生产和交换也许没有希腊世界那样发达，大陆的交通，总是不如内海交通那样方便和迅速的，但只要两个世界采用铸币的条件成熟，就不能说希腊铸币的普及只需五十年，而中国却需要五百年。旧日的钱币学家把中国的刀、布归之于太昊、葛天，到清末得到了纠正；近年来又有向上推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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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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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殷周时代的贝和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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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两代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殷代的情形只能从卜辞中看出一些，但卜辞都很简短，对于各种制度，不能作详细的研究。周代因有彝器的铭文，而这些彝铭比较多而且详细，所以对于周代的情形，知道得清楚一点。大体上说来，在春秋中叶以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自然经济的成分很浓厚。这从当时的赐锡上可以看出来。彝铭中所记载的赏赐，如果以出现次数的多寡为序，有贝、金、鬯、马、弓、矢、臣、田、车、裘、圭、衣、鬲、布、牛等，最早的货币似乎应当从这些物品中发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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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赐锡品中，最常见的无过于贝〔34〕。这种贝是不是货币，若是货币，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货币，无法加以断定。因为卜辞记载得太简单，而彝铭只记录王侯的言行，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容易窥察出来。但在周初曾用作支付工具，而且从中国文字的结构上，也可以看出贝和价值的关系。凡与价值有关系的字汇，多带贝旁。所以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一种价值的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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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和中国人发生关系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便已经有贝的使用，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35〕。但夏代使用贝，并不是说夏代就有了货币。自贝的使用到它变成货币，应当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上的距离。因为货币的产生要以商品生产为前提，而且一种物品必须具备各种社会条件，至少要有用途，才能成为货币。小小的贝壳，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有什么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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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某些民族的情形看来，贝可以用作装饰品〔36〕。中国古代无疑也曾用贝为装饰品，这从贲、賏等字汇的结构上以及古籍中关于贝锦、织贝等的记载〔37〕上可以知道。有了作为装饰品的用途，就有了使用价值，也就有作为货币的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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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古代的人爱好贝壳。在古代的大自然中，能作装饰品的东西很多，比贝壳美观的东西也不少，为什么大家选中贝壳？而且从几十百种贝壳中选定货贝呢？中国有人说，因为古代开化在西北，距海远，贝甚难得，故以为宝〔38〕。这种观点未免显得缺乏想象力。贝壳的使用，并不限于中国，全世界的民族，多曾用过。亚洲除中国外，还有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婆罗洲和东印度群岛，苏联境内的土耳其斯坦、高加索北麓、基辅附近以及戈壁沙漠的东南部，都有贝壳出土〔39〕。美洲方面，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也曾用过贝。非洲沿海一带及澳洲新几内亚北部各岛和所罗门群岛地方都用过贝币〔40〕。欧洲方面，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迹里曾有贝壳的发现〔41〕。由此可知：不产贝的地方用，产贝的地方也用。而且难得的东西何止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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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方面，有人以为原始社会的人，以贝壳象征婴儿出生的门户，把它看作生命的源泉，大家穿戴在身上，作为一种吉利的护符。甚至以为可以助产和使妇人多产。有时用以伴葬，使死者获得新的生命力〔42〕。这一种解释，是很有见地的。中国一直到现代，货贝还是被有些人看作避邪品，绍兴一带称之为“鬼见怕”，小儿戴在手腕上。中国发掘的古贝，只有齿纹的一边完整，背面或则完全磨平，至少也有一穿孔，而贝壳正以背面最为美观，如果不是有象征作用，就不应损坏它的美点。所以有人以为中国的古贝中，若单是背面有一穿孔，就是作货币用，如果背面磨平，那就是作装饰品用〔43〕。我对这一点，还不能赞同。背面磨损的大小，可能是各地习惯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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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贝壳用作货币，还有一种现实的解释，就是因为它具有作为货币的几种基本条件：第一是本身有功用；第二是有天生的单位；第三是坚固耐久；第四是便于携带，因为古代贝的数量不多，而带在身上又能增加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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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产贝之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用作货币，岂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不明白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用贝的时代，人民生活简单，生产不发达，可供交换的物品很少。而且当时货币经济不发达，即可供交换的东西，也带有实物交换的性质，物主若不需要贝，也会拒绝出卖。并不是身上带几朋贝，便可以为所欲为。而且海中贝壳种类极多，货贝并非满地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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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贝壳有大小，怎样作价呢？这同样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的价值观念还很薄弱含糊，稍有大小，是不会计较的。就是到了20世纪，人们的价值观念，还是发展得不平衡的，有些人对于戏院中或电车上的同一排位子还要选择，另外一些人则漠不关心。秦始皇的半两钱也是大小不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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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币在中国的演进，大概经过两个阶段：先是专用作装饰品，这应当是殷商以前的事；其次是用作货币，这大概是殷代到西周间的事。但在它取得货币地位之后，仍可被用作装饰品，正同后代的金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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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本身有天然的单位，这在镕解术不发达的古代，正是它作为货币的一种优越条件。但古代人用贝，多是将其穿索起来，所以一串也成一单位，殷周时代名之为朋。贝朋两字常常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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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中提到贝字的地方虽然相当多，但提到贝朋的地方却非常少〔44〕。而且文句简短，看不出用意来。因为单说锡贝朋，可以看作一种支付，也可以看作一种礼物。不过贝壳在殷代就成了一种贵重品，卜辞中的贝字有时同现代的财字差不多〔45〕。彝铭中“贮”字作“”，贮藏的对象，自然是有价值的东西，这里以贝来代表，可见贝在当时是价值的代表或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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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铭中的记载，比较详细。但大半是说锡贝若干朋，用作某人尊彝。如果穿凿一下，这已经可以说是十足的货币，因为这种贝朋，可以说是用来购买青铜等原料以及人工的。但实际上恐怕不能作这种如意的解释，因为彝铭中所记载的赐锡品有二三十种，差不多全同尊彝的制作联系在一起，锡马、锡裘〔46〕，用作宝彝；锡弓〔47〕、锡田〔48〕，也作宝彝。有时同时赐锡金、车、弓、矢，都作宝尊彝以为纪念〔49〕。如果贝是十足的货币，则马、裘、弓、矢、车、臣等也应当是十足的货币；而且卜辞和殷代彝铭中锡贝的朋数不多，最多只到十朋〔50〕。这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殷器留下来的太少，也许有数目多的记载还没有发现；第二是当时是一种多数物币制。可是贝朋的数目往往同彝器的大小没有关系。有时支付的朋数少，造一大器，有时支付的朋数多，反而造一小器。这种情形在周代还是有。所以殷代的锡贝，可能还是作为一种实物，一种装饰品，没有货币的意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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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里的“既见君子，锡我百朋”，也不能肯定说是作为货币来支付，毋宁看作一种有价物或财富，既可以作货币，也可以作装饰品。贝壳本来是货币的原始形态，它的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同它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是随时会转化的。在每一次支付的时候，也不能硬性地指明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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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的单位，也不足以证明它是用作货币。朋字的起源对于贝的货币性似乎没有关系，它的本意大概是一串或两串相连〔51〕，后来才变成计算贝的单位。可是一朋到底等于多少贝，也没有一致的说法。有人说是两贝〔52〕，也有人说是十贝〔53〕，普通多以为是五贝〔54〕。两贝的说法，不大合情理，只要看朋字的书法，就可以明白。五贝的说法似乎也不合理，因为从朋（）字的书法来看，似乎应当是双数，如六贝、八贝或十贝。但后来发展成货币之后，数目也可能变更，甚至以五贝为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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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锡贝的朋数比较多，就是不称朋的地方，也有到二百贝的〔55〕。称朋的地方最多到过百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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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字虽是贝的单位，但它有时可以单独使用，不必同贝字连在一起。这不是指“锡我百朋”的“朋”，而是指《易经》里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朋”，后者不是指货币单位，而成了货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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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文化，比殷人落后。在古公亶父的时候，还是穴居野处。因为接受与学习殷人的文化，五六十年之间，一跃而进入农殖的阶段，并夺取了殷人的统治权。在货币经济上看来，周初和殷代是属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仍是以贝朋为主要的支付工具，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货币。因为《遽伯睘彝铭》所记遽伯睘作宝尊彝用贝十三朋的事〔57〕，俨然是记账的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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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间除贝之外，还曾使用铜为支付工具。铜器在殷代即已普遍，在周初，生铜往往和贝朋一道作赏赐用，其次数之多，也仅仅少于贝朋。生铜那时只称为金。起初这种生铜的赏赐，大概也没有货币的意义在里头，只作为铸造宝彝的原料或作为一种劳动的实物报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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