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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在中国虽然使用得很早，但在青铜器盛行的时候，各种支付，多是用贝，至少以贝为主。这在现代看来，似乎难以理解。现代冶金术发达，而且各种迷信多已破除，大家都晓得金属比贝壳更适于用作货币。贝壳的优点，金属多具备，而金属的优点，贝壳却没有。例如金属的分割性，贝壳就没有。然而当时的商业行为还在发展的初期，交易的次数不多，交易量也小，价值观念也没有现代这样发达。并且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金属的分割性不能充分加以利用。而贝壳的优点，是有天然的单位，金属因为没有天然的单位，所以没有马上取得货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重量单位制定以前，金属是不便于用作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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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什么时候起有重量单位，还不能肯定，但由于殷代已盛行铜器，大概已发展出重量单位来。各国重量单位的发展，先是量大小，后来多以植物种子的重量为标准。巴比伦、阿拉伯和英国是以小麦为标准〔59〕，以色列以豆为标准〔60〕。中国据说是黍，十黍为絫，十絫为一朱〔61〕，再由朱的倍数而发展出其他单位如两、斤、寽和匀来。这是汉代学者的说法。但到底一寽等于多少朱或铢，却有各种说法或标准。主要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等于一寽，即百寽等于三斤；另一种是三寽等于二十两〔62〕。后一种标准据说是北方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性的单位，而前一种标准似乎是一般通用的单位。但《周官》有剑重九锊的话，则第二说比较接近。一匀（或钧）则为三十斤，等于一千寽。但也有说一匀（钧）等于大半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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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彝铭中常有寽和匀两种单位，禽（成王时器）有“王锡金百寽”的句子，舀鼎（孝王时器）上有“三寽”和“用百寽”的记载。鼎上有“锡金一匀”，陵子盘上也有“金一匀”，守上有“金十匀”，敦盖上也有“金十匀”的记载。但还没有发现用斤和两为单位的，可见斤、两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单位。征人鼎上的斤字不是重量单位〔63〕，而守和季鼎上的两字〔64〕是作一双解，都是指马的匹数。彝铭上的金字自然是指铜，而不是指黄金。当时铜是一种重要的物品，是制造彝器和兵器的原料，正因为用处大，才取得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彝铭上有时也称赤金，伯淮父和录上都有“锡赤金”的话，舀鼎上也有“锡舀赤金”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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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义的是贝和铜的结合，即铜贝。殷墓中已有铜贝出土，只是找不到文献上的资料。彝铭中有一个怪字，这一怪字，变化多端，而且由于笔画多，不清晰，有人释作、、、，这显然是同一个字的变化，也有人写作、作债、作，甚至有人索性释作贝，这当然太简单化了。实际上很像是。但这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货字，是指铜贝。这是有可能的。但看文义，这个字同贝字和金字显然不是性质一样的东西，换言之，它们的职能不一样，因为没有见过锡的记载，凡是提到的时候，总是取若干寽，上是“取五寽”，扬、番生和鼎也都是“取五寽”，上是“罚取五寽”，毛公鼎上是“取卅寽”。只有舀鼎上不作“取”而作“用”，说“用卖五夫用百寽”。为什么不用锡而用取呢，似乎这不是上对下的支付，而是下对上的支付，那就是一种赋税的意思了。所以我想这个字也许就是赋字的古体，写作和。如果这一说成立，那么，就不一定是铜贝了，仍可能是生铜块或任何形式的铜，包括铜贝在内。但舀鼎上是“用”，前后文还有“用金”“用匹马”“用百寽”的话，这就好像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所以仍有可能是指铜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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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殷周间的中国社会，从货币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同古代巴比伦、埃及、以色列等国家是属于同一阶段。巴比伦等国使用金属也是论重量的。巴比伦和以色列以锡克尔为单位。同中国用寽为单位一样。它们的文化水平大概也差不多。即使中国已使用铜贝，只要是凭重量计算，那就不能说是真正的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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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支付，也许不限于生铜块和铜贝的形式，兵器可能也用来支付〔65〕。在民间，铜制的生产工具大概逐渐成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因为随着农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重要性会大于装饰品，特别在劳动人民看来是这样。所以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些农具如铲和刀，也许还有纺轮，就会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在某一地区，某种生产工具用得最多，这种生产工具就变成这一地区的货币。这种事情大概也发生在殷周间，发生在周族征服殷族之后。殷族不论在冶金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都比周族进步，周族在征服殷族之后，看见殷族人民手中的生产工具尤其是青铜的生产工具，一定很珍视，因为他们自己只用石器，就是殷人也不是个个人有青铜的生产工具的。终至于使这些生产工具变成一般等价物。由这些生产工具发展成为专用的货币，那是以后的事，也许是几百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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