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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的流通，并不限于都市，农村中也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了。李悝叙述战国初年的情况说，一个典型的有五口之家的农夫，约治田百亩，每年每亩收粟一石半，共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纳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吃一石半，全年一家吃九十石，剩下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可以卖得一千三百五十钱。每年社闾尝新春秋之祀要用去三百，剩下一千零五十。穿衣服每人每年用钱三百，一家五口全年用一千五百，还差四百五十，如果家中有人生病或有死丧，不足额还要更大〔186〕。在这种情形之下，农夫们只有提高粟价，或改行，或经营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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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农民大概都兼营副业，聊以维持生计。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87〕然而这种仅足糊口的生活，都还有天时的条件。所以农民的命运是：“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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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管子》一书的记载，则一农终岁耕百亩，可以收二十钟，即一百二十八石，可以卖钱八千。这在货币所得上看来，似乎比魏文侯治下的农夫要好一点。然而粟价高，收入增加，其他物价也会上涨，支出方面也会增加。所以当时负债的农夫很多，“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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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就是到了战国时期，货币流通也还远没有渗透到一切方面去，因为社会生活还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农民们基本上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农民占全人口的绝大部分。官吏的收入也基本上是实物。说得具体一点，经常收入或禄食是以粮食来支付，临时收入或赏赐、馈赠则用黄金。这在先秦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孔子居鲁，奉粟六万〔189〕。孟子说：“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190〕《管子》书中有“授禄千钟”〔191〕的话。临时的馈赠、赏赐或用黄金，如孟子曾被宋馈七十镒，受薛馈五十镒〔192〕。梁王曾以黄金千斤去聘孟尝君〔193〕。钱币的授受却少见。这也就说明：当时的钱币不是由政府铸造，甚至征税也不大用钱，而用实物，如布缕、粟米、力役等〔194〕，虽然也有所谓刀布之敛〔195〕，那大概限于特殊国家或部门。如果钱币是由政府来铸造，或政府经常有大量钱币的收入，政府必定会用钱来支付官吏的俸禄，然后由官吏用来购买商品或劳务，再通过税收的途径流回国库，这是后代货币流通的渠道。在战国时期，货币大概是由商人组织铸造，主要是作为筹码在商品流通的领域中辗转使用。商人用钱向小生产者购买商品，这些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用钱向商人购买消费品。所以士大夫所编写的文献中少提到钱币，如有提到，也限于商人或小额的支付。到了秦代，似乎已有固定的俸禄制度，但仍限于黄金和粮食，不用铜钱。爵位达到执圭的就“禄万担，金千镒”〔196〕。所以秦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下币大概是高级官吏所不大接触的。需要小额支付时，也是由他们的仆从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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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货币经济是确立了。所谓货币经济的确立，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实物经济的痕迹，在这社会里，一切都要通过货币。这种状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货币经济已占绝大比重，这是难以计算的，不但各地区不同，而且各时期不同。在这里，我是用来指货币通行下的一种状态，特别是指战国时期的一次货币流通高潮。在这种状态下，不但产生了价格计算的观念，而且有追求货币的现象。尽管在数量上或比重上自然经济还是主要的，然而从发展上看，货币经济是主要的，它注定要取得支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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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铸币通行后，虽然逐渐形成了价格计算的观念，不过战国期间的物价记录，意义不大：第一，战国时期币制复杂，各种铸币轻重相差很大，各种物价又不知是根据哪一种货币计算的，不能同后代的物价比较。第二，当时政权分散，交通不便，各地物价相差很大，例如同是齐国，有时西部的粟价每釜百钱，东部只要十钱〔197〕，相差十倍。据当时各种文献所载，正常的粟价是自十钱一石到六十钱一石〔198〕，以四千钱一斤黄金计算，则每石的金价自四分到二钱五分。但这都是用当时的容量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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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绢价，每匹合黄金十四铢半，布价则每匹约合黄金五铢〔199〕。金价是一金四千〔200〕，如果一金是指一斤〔201〕，则绢价每匹值钱一百五十，布价每匹值钱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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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既由各地发行，不但数量无所限制，而且减重的事，一定难免。史书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铸大钱，确实与否，不得而知，如果是后人捏造，也反映了在捏造的时候，有钱币轻重和大钱小钱的问题，这同物价变动是有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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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传说便是楚庄王的时候，因为钱轻，改以小为大，百姓不便，诉于孙叔敖，孙叔敖言于庄王，才恢复旧制〔202〕。这事同周景王铸大钱一样值得怀疑。大概都是秦汉间人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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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献中关于货币减重的事不可靠，那么，遗留下来的实物也证明战国时期有减重的事。大梁的当寽布先以五枚厚重的当一寽，后以一枚轻小的当一寽。又如明刀圆钱，初铸的重五公分，后来减重，最轻的在两公分半以下。而且这种明刀本身又是从更重的刀币减重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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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形之下，物价也有涨得很高的例子，例如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因有人谋刺，关中大索二十日，米价涨到每石一千六百钱〔203〕。但这种涨价，没有货币的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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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济的确立，对于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积极方面，它不但刺激商品生产，以进一步保证自己的购买力和稳定性，而且由于它的使用，使人类在生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独立，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能，因而使人类文化有飞跃的发展。这一点由人类的历史可以证明。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典型的社会就可以知道。美洲的玛雅和印加是在没有货币的条件下文化水平最高的，埃及和巴比伦是货币经济萌芽阶段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而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中国和希腊是第一次货币流通高潮下文化水平最高的。这三类文化的高低是人所周知的，这里无须加以详细比较。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希腊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前的荷马时代同货币经济确立以后的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情形，文化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雕刻是希腊文化突出的成就，但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前，是用石块来代表神祇，三十块石头代表三十个神祇。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后，情形是多么不同，创作的活力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像火山一样向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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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的反映，文化的提高不是受货币的刺激，而是受商品生产的刺激，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货币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最多只是一个事实的直叙，没有把事物的内部联系讲出来。为什么商品生产一定会带来货币呢？为什么不用商品交换的办法呢？难道不是因为货币本身有积极的作用么，不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又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甚至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么？货币对于文化的影响正在于此。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类不能离开他们的团体，不能离开他们的土地，不能把他们的财产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没有自由，因而思想也不能有自由，他们的思想要受到宗教的束缚，受到当地传统习惯和偏见的束缚。在货币出现之后，各种各样的束缚，必然会逐渐减弱，因为人民可以远走高飞，正如晁错所说：“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这就使他们敢想敢说。而且异地的新鲜事物容易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文化高潮的必要条件。中国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就是这样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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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货币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它还有消极的和破坏的一面。在货币出现之后，社会分化，增加贫富不均的程度，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使“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奸夫犯害而求利”〔204〕。货币甚至被统治阶级用作剥削的工具，使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侵害，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所常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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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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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济之确立，对于社会有一种推动的作用，它使当时的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上，万紫千红，开出奇异的花朵。这是古代中国思想最发达的时代。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中国，希腊古代思想最盛的时候，也正是刚进入货币经济之后不久。欧洲中世纪货币经济衰落，在思想上是一个黑暗时代，只有意大利少数城市重新发展出一种货币经济来，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正是产生在这几个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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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不能超越当时的社会环境。换言之，人类的思想，大部分总是集中在几个迫切的问题上。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迫切的问题是军政问题和伦理问题。军政问题是如何能导致天下的统一与和平，或本国的保全，或个人的得志。伦理问题是如何定出一种社会的新秩序来。自公田制度破坏以后，以前那种传统的秩序已被遗弃。在那种混乱的社会中，日常接触的人，已经不再全是自己的家族和同自己有隶属关系的人。在这种新的混合社会中，如何彼此相处，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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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经济问题。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有经济问题的。不过向来从事生产的人，都是社会上地位很低的人，所以不论中国和外国，在古代总是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活动之下。一般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讨论这种问题，有失他们的身份。中国在汉以前，虽然没有轻商的明令，但商人的地位一向是卑下的。阳虎就说过“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205〕的话。希腊的柏拉图说了完全相同的话。他说：富足同幸福是不两立的，富人不可能是善人，因为他的财富的一部分，得来和使用一定不正当〔206〕。可见当时自命为正人君子的人对于财富的轻视。所以在古代的著述中，关于经济学方面，不但没有发展成系统的学说，就是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也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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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刚从实物经济进入货币经济，对于这种改变曾发生过争论。农家很有要回复到实物经济去的意思，主张皇帝也要同老百姓一样，自己耕田做饭。儒家〔207〕则是拥护新潮流的，主张要分工，主张交换经济。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说：“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这两种思想的冲突充分表现在孟子同陈相的一段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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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许子〔208〕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力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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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也主张分工，他说如果实行分工，可以增加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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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相一派也并不是反对分工和交易，不过孟轲为加强自己的理由计，想把对方挤到那种思想去。从另一段会话中可以看出孟子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对统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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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而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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