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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秦统一全国，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等只用作器饰宝藏，不用作货币。好像在统一以前是用那些东西为货币似的，但从文献上找不到证据，在理论上，不可能同时用那许多物品为货币，在实际上，当时各国都有铸造货币，不需用这些实物来作货币。大概司马迁只是想当然。他的话并没有错，只是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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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不但禁止各种财物用作货币，而且大概也禁止各国的刀、布和环钱等。他把秦国原来所行的金钱本位推行于全国。所谓金钱本位，就是黄金和铜钱并行，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等于二十两；铜钱为下币，即半两。所谓上币，大概限于大数目的支付，如帝王的赐予、贵族间的馈赠等，日常交易用半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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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两钱虽然不是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才铸造的，但也不会是在他即位以前很久开铸的，大概是在他治下开铸的。固然秦半两的数量是相当多的，但自他即位到秦亡，前后有四十年。在那种连年用兵的情况下，铸造大量的钱币是可以理解的。在始皇以前的那八九十年间，应当是用三孔布和环钱，那时也不是太平的时候，而环钱遗留下来的是这样稀少，这似乎难以理解。其实周秦两代看到由铸币的产生到货币流通的第一次高潮，货币铸造额必然是越来越多，最后一二十年间铸造的数量可能等于以前几十百年的铸造数量。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半两成了全国统一的货币，要供应全国的需要，它的数量自然要多，而且既然全国都用半两，因此原来各地的刀布和环钱都须改铸，齐刀一枚可铸半两五枚，数量自然会增加。始皇收兵器的措施也可能影响钱币的数量，人民与其交出兵器，不如改铸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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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的统一币制到底是怎样统一，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只是统一货币的种类和单位呢？还是连货币铸造权也统一了？论理在那种集权政治之下，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是应当由国家垄断的，史书记载项梁部下私铸大钱的事〔166〕，可见私人铸钱是犯法的。然而即使铸币权由政府垄断，这种垄断也是表面的。遗留下来的半两钱，如同牡丹叶一样，枚枚不同，至今还没有发现制作整齐、文字规矩、可以一望而知为官炉所铸的秦半两。因此也难根据秦半两的重量来确定秦的衡法〔167〕。秦半两中，最轻的只有六公分许，最重的在二十公分以上，可见有些半两钱不够标准，同时也有一些半两钱超过标准。战国时期，各地的衡法当然不同，始皇虽然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谅难贯彻。这是一个原因。此外，当时的价值观念还不很发达，铸钱者对于钱的重量，不大重视，所以有超过标准的事。我曾根据六十四枚秦半两做过实验，每枚的平均重量为十公分许，这数字大概偏高，因为藏家总是喜欢收藏厚重的半两。根据我的体会，秦两大概在二十公分以下。要求得秦两的重量，不如先求得汉两的重量，西汉五铢有很规矩的。至于成色，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标准，当时是用各种成色的原铜铸钱，或用现成的铜器改铸。从遗留下来的秦半两看来，成色是很不一律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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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半两的一个特点是文字高挺，高挺得容易磨损，因为没有轮郭来保护。这一点同古代希腊的钱币一样，然而西方要到一两千年后才知道用外郭来保护钱币上的图形，而中国的秦半两只是一段后退的插曲。战国时的刀布已有加外郭的，自西汉的五铢钱起，轮郭就成了中国钱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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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所载始皇对于币制的那些规定，如果是根据当时的法令，那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立法。中国的货币，虽然发生得很早，但没有什么制度可言。班固所说齐太公的九府圜法，俨然一种完整的制度，可是这一说恐怕出于虚构。至于《国语》所说的周景王的大小钱，也没有得到证实。所以始皇的币制改革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他那种币制，可以说是金钱本位，也可以说是金铜本位，因为钱是以重量为单位，和生铜块差不多。只不知道黄金和铜钱之间，有没有法定比价〔169〕。大概黄金和铜钱是两种独立的货币。当时已有黄金买卖，若两者有固定比价，那就不是买卖，而是兑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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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改革币制的历史意义，还在于货币形态的改革，即由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统一在圆钱之下，而且采用方孔的圆钱。方孔圆钱可能不是始皇时所创制的〔170〕，但一经他采用之后，中国货币的形态就固定下来了，行了两千多年没有变，而且影响了许多其他民族。历代史家都说钱圜函方的形制是齐太公所制定的，但没有物证。以前钱币的穿孔，不管是三孔布也好，刀柄也好，环钱也好，蚁鼻钱也好，都是圆的，为什么改用方孔呢？有人说古钱是穿插在方形的竹木枝上，方孔可以免得钱身回转磨损。这种解释是难以使人信服的。第一，古代钱币不一定是插穿在方形的竹木枝上，可能是用麻绳来穿。第二，古代人民对于钱币的磨损，不会寄以很大的关心。欧洲中世纪很关心钱币的磨损，那是指金银币；中国用铜钱，价值很小，磨损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想象：始皇采用这种方孔圆钱，是不是因其有象征作用。外圆内方，象征天圆地方，这是古代的宇宙观，而始皇是一个相信方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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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改革币制的前后，另有一些方孔圆钱。第一是明刀类，包括三种钱，即一刀、明刀和明四。由于明刀的明字和磬折刀上的字相像，应当是燕地所铸，是秦灭燕前代替原来的刀币而铸造的。大概先铸明刀，后铸一刀。刀字也像月字，所以有人释为明月，甚至有人释为明夕。明四的四字只作四道斜文如，有人说是象征磬折刀背的四道文。这种钱铸得很少。也许是明刀变成方孔钱的最初形式，而且大概系试行性质，不久就改为明刀方孔钱，重量也减轻。无论如何，这三种钱不是同时铸造的，甚至不一定是同一货币体系的三个环节。一刀在制作上接近下面的体系。第二是賹货类，也包括三种钱，即賹化、賹四化和賹六化。由于化字和齐刀最后一字相同，而且是在山东出土，应当是齐国所铸。大概也是秦灭齐前用以代替齐刀的。班固大概把賹字认作宝字，所以说是周景王所铸。后来钱币学家也这样相信。賹字在钱上作，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和。前者在甲骨文中常见，是二十朋，后来转作益〔171〕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益字同二十有联系。战国时期，以二十两为镒或益，可见益字还保留了原来的含义。大概在殷周间是指二十朋贝，并逐渐取得益字的发音，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变成一个独立的字，而且用作地名，因为空首布上的益字应当是指地名。是贝字，所以两部分加在一起应当是賹字，是齐的地名益都。古代地名多加邑旁，没有加贝旁的，所以释作宝字，在情理上也讲得通，二十朋贝也可以称宝。不过宝四化、宝六化，文义不通。也许齐国地名有加贝旁的做法。例如釿布，如果是山东费县所铸，那就说明：战国时期，齐鲁一带的地名，可以加邑旁，也可以加贝旁，甚至两者可以互调〔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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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齐刀背面的记号是纪值数字的人，以为賹六化五枚等于大刀一枚，斾钱当三枚合大刀一枚。他们显然以为这些钱币都是同时混合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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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作，这些钱都可能是在半两之前，一刀钱常同磬折刀一起出土。其他各钱的文字也都比半两钱的文字古朴。所以秦始皇的半两钱，在形制上可能是仿效这些钱的。不过当时的钱，单凭制作，还不能判断其先后，因为各地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很不一致。秦国近周室，而且富于改革心；明刀钱和賹化钱是地方性的货币，保守性大一些。假使半两在前，其他各钱在后，后者还是可能更加古朴，尤其在文字方面。这些钱的历史意义在于：假若它们是在半两之前，那就证明，半两不是最早的方孔钱；也即是说，方孔钱不是嬴秦所创制的。假若它们是在亡于秦之后铸的，那就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的币制。可是也许半两钱的开铸是在始皇统一全国之前，而这些钱是燕齐等国模仿早期的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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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即甾或锱）、文信、长安、昌邑四种钱，也是方孔钱。甾是战国时的重量名称。有人说，六铢为甾。那么，两甾就是半两。也有人说八铢为甾，则两甾是十六铢。这种钱钱身比秦半两薄，文字平夷，分量也轻，每枚自五公分到七公分，面背有外郭；其没有外郭的大概是磨损的结果。有人说，这种钱是汉初的地方货币。因为它的制作有点像西汉的八铢半两，但半两没有背面带外郭的，倒是先秦的刀布有这种制作，例如虞一釿布。而且战国时的环钱如济阴等，文字很少有高挺的，重一两十四铢等秦钱也是一样。从重量上看来，两甾同重一两十二铢倒像是同一体系的东西，只是穿孔方圆不一样。文信的正面有四道角文向外伸，有点特别，无从考证。汉镜上常有这种角文，普通称为规矩文。有一种西汉五铢压胜钱，背面花纹中也包含有四道角文。有人说，吕不韦封文信侯，或者是他铸的。也有人把第二字释作阳字，说是汶阳地方所铸。长安钱的文字排列得奇怪，长字在穿右，安字在穿下，略小于明刀钱。据说另有一种钱，上有长相思三字，也是这样排列，似乎不是行用的货币，但方足布上有长安一种，可见战国时已有这地名。昌邑的文字很特别，笔画很肥。钱上有邑名，是战国时的办法。昌字也有释作申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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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经济确立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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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期间，大概由于铁器的使用，即《孟子》所谓“以铁耕”，生产力提高，商货增加，交易频繁。史称燕、韩、魏、齐、楚、陈、秦等国多商贾，或通工商之业，这就是商品生产增加的明证。有些无地可耕或有一技之长的农人，移居于市场的附近，靠工艺谋生。在这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增的条件下，货币的使用也就开始增加了。交易的频繁，使商人的财富累积起来，使土地有集中的倾向。但土地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而谷粟等实物又不是很好的宝藏手段，于是楚国的黄金渐渐取得这种职能，甚至用作大数目的支付。另外，市场附近人口的集中，形成许多市镇，如齐的临淄、晋的绛以及各国的首都，一处的人口，多的有到三千家〔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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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货币的使用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不大反映在当时的文献中。睘卣铭中的“贝布”二字，意义不十分明确。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布字不能确定无疑地解作铸币。《左传》中的“百两一布”〔174〕和《礼记》中的布〔175〕也差不多。当时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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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期，商业有显著的发展，这自然反映生产的发展。春秋时的市镇，规模逐渐扩大，一处有多到万家的。例如齐国的临淄，显然很繁荣〔176〕。都市的发展，对于货币流通，有促进作用。战国时的文献反映了这一点：《墨子》所说的“一布”〔177〕、《管子》和《荀子》所说的“刀布”〔178〕，以及《韩非子》所说的“百束布”〔179〕，都是指铸币。不但商人之间使用货币，人民的日常生活如酤酒〔180〕、粜谷〔181〕，也用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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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经济，到战国时期才取得飞跃的发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春秋时期的货币数量和战国时期的货币数量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货币大体上可以空首布为代表，战国时期的货币可以平首布为代表。两个时期的年数约略相等，可是遗留下来的钱币数目却相差很大。我们当然没有关于两种布币的铸造数字或出土的统计资料，但若以两者的市价来推测，则平首布的数量等于空首布的十倍到百倍。这就证明：中国的货币经济是在战国时期确立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战国时期产生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第一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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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一次货币流通高潮，因此出现了许多货币拜物教的现象。管仲羡慕楚国的黄金，说只要得到楚国的黄金，农民不耕地也有饭吃，女子不织布也有衣穿。苏秦穷困回家时，兄弟嫂妹妻妾都窃笑他，后来做了六国的相国，家人见到不敢仰视，因为他位高而多金。从当时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心理而采取黄金贿赂政策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情形看来，也知道货币拜物教的猖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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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有许多货币形态，也应当有各种货币单位。但这些货币单位不很明确。论理中国古代的货币单位应当同货币形态相符，即以刀和布为单位，可是文献中称为若干刀若干布的记载很少。只有《墨子》书中提到一布。刀布上有化、釿、寽、朱、两等名称。化是刀币体系的名称和单位，齐刀都称化，后来由齐刀演变成的方孔钱也称賹化、賹四化、賹六化。小刀中的晋阳刀也称化。也有少数布币称化的。釿、寽、朱、两是布币体系的名称和单位。釿大概是晋国一地区的单位，后为魏国和一些邻国所采用。但为什么称化称釿呢，过去一直没有适当的解释。近来有人说，化字原指镰刀，釿字是斧斤的斤，也是农器。然而在空首布上应当已是价值单位了。因为空首布中有釿和武寽两种，大小一样。寽本来是重量单位，见于殷周间的彝铭上，后来兼作价值单位或货币单位，到战国时各地的寽，已不相同了。有人说，在黄河流域，百寽等于三斤，北方则三寽重一斤四两〔182〕。但战国时期似乎没有两的重量单位。朱和两的单位见于三孔布和环钱上，二十四朱为两，这种单位似乎是秦国所采用的。此外还有爰、锾、、鐉、率等单位，奇怪的是：这些单位似乎是同一字的变化，古代它们的发音相同，都读刷。西汉时有选和撰，也读刷。这些单位当初似乎是重量单位。有人说，一寽等于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即百寽等于三斤。有人对此怀疑，说为什么有这奇零之数〔183〕，有人索性说一寽等于半两，即十二铢。方便倒是方便，只怕不符事实。一寽等于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正说明寽和朱为两个不同地方的单位。正同中国的库平两折合成英国的厘必然会有奇零之数一样。有人说，东莱以三寽为一斤四两〔184〕，有些人为方便起见，就说是六两为寽〔185〕。证以《考工记》等书所说“剑重九”的话，应以这一说为是。也许楚国又有另外的标准。但战国时期这些单位也许不仅仅是重量单位，而兼作价值单位。因为有当寽布的存在，而且文献中有各种罚锾：《尚书·吕刑》有“其罚百锾”的话，《甫刑》有“其罚五百馔”的话，《尚书·大传》有“罚二千馔”的话，《史记·周本纪》有“其罚百率”的话。这些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定重量的铜呢，还是指一定的价值如当寽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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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贝的时候，常有若干贝、若干朋的记载。在战国时期，货币只有名称或单位，没有金额。文献中不记若干刀、若干布、若干化、若干釿、若干朱、若干两。平安君鼎铭中提到五益六釿，那似乎是指重量，不是指价值。罚锾可能是指价值，但这种例子太少了。从这种情况来看，几乎使人怀疑战国时期的货币流通高潮。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当时的文献，只记录统治阶级的生活，不记录人民的生活。殷周间统治阶级用贝朋作支付，所以甲骨文和金文中常常提到若干贝、若干朋，甚至古诗中也提到。到了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主要使用黄金，大数目的支付更是以黄金为主，所以文献中常常提到黄金若干镒、若干斤。至于刀布，只是一般人民的流通手段，那就不容易反映在文献中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称若干金的时候，可能就是指铜铸币。至于《管子》中的谷价，很明显是用铜币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