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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而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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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赞成分工与交换，由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年）的话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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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荀子·王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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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废小钱铸大钱。单旗说：废小钱使人民失去购买手段，无法生活，所以提出反对。这件事的确实行否，虽难断言，但单旗所说的一段话，如果不是后人的依托，倒是关于币制问题最早的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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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国语·周语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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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意义本相当明确，就是由于商品价值有大小，所以货币单位也应有大小，若大家认为钱太小，就铸大钱，一道流通；若大家认为钱太大，就铸小钱来流通，也不废大钱。这就是所谓子母相权说。这里子母仅指大小而言，不牵涉法偿问题。可是这种理论以价值观念获得一定的发展为前提，大小钱有不同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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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全相信古籍的话，那么，单旗所谓古者，似乎就是指《逸周书》中的“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然而以币字指货币乃是战国时的事，春秋以前没有；就是在战国时期，币字也不一定指货币，一般是指币、帛。而且“作母以行其子”的意义不明。照字面讲是铸大钱而行小钱，这话怎样理解呢？单旗的话就比较明确了，他说是大小并行。所以不是单旗在发挥《逸周书》中的论点，倒恐怕是后人看到单旗的话而造出来的。也可能两者都是后人的依托。无论如何，看不出西周初年，政府有铸造大小两等钱来流通的事。很难相信：那时的货币理论已走在货币流通实践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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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子母相权是指辅币和主币的关系。所以这段话被看作是发挥辅币的理论。后世的论者每次讨论到币制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扯到子母相权的一套话。实际上单穆公以后的两千年间，并没有行过真正的辅币。各种货币形态，多少都有主币的性质。如果说单穆公懂得辅币的道理，那么就是没有被后世所了解，或了解而没有行得成功。实际上这段话恐怕是战国时人的假托。因为文中所说的周景王的大钱至今还不能确定。在周景王的时候，若有金属货币，那只能是空首布，可是空首布中并没有特别大型的，有些被钱币学家称为古布的东西，的确比较大，时代要早于一般空首布，而且有些可能不是货币。当时的空首布未必是由王室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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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货币的使用渐广，价格观念也渐发达。于是有人留心物价问题。这时候中国出了一个怪人计然或计倪〔209〕。他替越王勾践出了很多主意，可惜遗下的言论不多。他从五行出发，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210〕。这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循环论者的论调差不多。计倪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从阴阳五行推算出来的，大概还加上了他个人的观察，所以也有一点粗略的统计意义。他并且提出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物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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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疾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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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如果发生极端的情形，就用平准的办法来纠正，所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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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计倪内经》引计倪对勾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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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越王曰：请问其要。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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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有白圭〔211〕和李悝〔212〕二人，他们的主张，同计然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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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也是从阴阳五行来讲穰旱的事。所谓“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等话，和计然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如出一辙。白圭的应付办法，也差不多。他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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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的政策，也是要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所以他主张平籴，就是在丰年由政府收买过剩的谷粟，凶年则用这些谷粟抛出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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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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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币理论关系最大的是《管子》一书〔214〕。这书大体成于战国期间，作者对于货币经济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所倡行的财政政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讲的。他不主张减低租税，他说：“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这种见解和老子的见解是对立的。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不过《管子》一书的内容有点驳杂，不像是出于一人之手；许多句子很费解，可以作各种的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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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学方面，《管子》作者有几点看法。第一是关于货币的起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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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铸钱立币。（《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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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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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货币的起源归之于帝王们的主观意志，这是名目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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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关于货币的职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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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币者，沟渎也。（《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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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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