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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货币的使用渐广，价格观念也渐发达。于是有人留心物价问题。这时候中国出了一个怪人计然或计倪〔209〕。他替越王勾践出了很多主意，可惜遗下的言论不多。他从五行出发，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210〕。这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循环论者的论调差不多。计倪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从阴阳五行推算出来的，大概还加上了他个人的观察，所以也有一点粗略的统计意义。他并且提出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物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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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疾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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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如果发生极端的情形，就用平准的办法来纠正，所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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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计倪内经》引计倪对勾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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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越王曰：请问其要。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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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有白圭〔211〕和李悝〔212〕二人，他们的主张，同计然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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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也是从阴阳五行来讲穰旱的事。所谓“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等话，和计然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如出一辙。白圭的应付办法，也差不多。他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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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的政策，也是要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所以他主张平籴，就是在丰年由政府收买过剩的谷粟，凶年则用这些谷粟抛出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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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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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币理论关系最大的是《管子》一书〔214〕。这书大体成于战国期间，作者对于货币经济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所倡行的财政政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讲的。他不主张减低租税，他说：“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这种见解和老子的见解是对立的。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不过《管子》一书的内容有点驳杂，不像是出于一人之手；许多句子很费解，可以作各种的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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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学方面，《管子》作者有几点看法。第一是关于货币的起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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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铸钱立币。（《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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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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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货币的起源归之于帝王们的主观意志，这是名目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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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关于货币的职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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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币者，沟渎也。（《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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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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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者，用之量也。（《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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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货币最主要的两种职能，即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其他职能也多直接或间接提到。不过应当指出：古代没有一套概念明确的科学名词，当时的思想方法也和我们现在通行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在把古人的话翻译成现在通行的话时，难免要包含一些揣测的成分。例如上面的“沟渎”二字，照字面讲，应当是渠道，《管子》作者大概也是用作渠道解，但那是指商品借以流通的渠道，不是说刀币是货币流通的渠道，否则就不通了。因为刀币只有自身的流通渠道，它本身不可能是自己的流通渠道。所以译成现在的话，就只能说：刀币是流通手段。又如“黄金者，用之量也”这句话，有人说不是指价值尺度。但不管量的对象是个别商品也好，是整个社会的商品也好，或是消费量也好，总是一个数的问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多少什么呢？是多少尺寸么？是多少斤两么？是多少个数么？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是质不同、不能比较的。那么就应当是指价值，是指多少价值。不过古代学者对于价值的概念是笼统的、含糊的，对于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价格标准等等概念，是不加区别的。至于价值的基础或来源，自然更加没有深入探讨过，因为古代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价值的人，甚至没有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或货币学家，对于这些概念，也常是混淆不清的。然而不能说他们谈的不是价值问题，毕竟价值这名词是他们先用的。名词的含义也是会发展的，它的概念不断得到修正，使它越来越明确。不然的话，那就应当由我们来采取另外一套名词，而不是否定过去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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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关于货币价值论。《管子》作者是谈到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的第一个人。他说：“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215〕又说：“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216〕在另一处他又说：“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217〕这里讲的是各种商品价值之间的相对关系，不能解作当时以粟为货币。因为书中接着就讲重粟之价。他也是数量说的创始人。他在《国蓄》篇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这里虽没有提到货币，但显然把货币包括在内。约略同时的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约前355或前354年）就否认这一点。他说：黄金可能因数量多而贬值，但白银就不会这样。当时希腊用银为货币，黄金是商品。他以为白银无论怎样多，仍有人要，所以不会跌价。这就等于否认货币的商品性，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变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认为货币也是商品，因此它的价值同商品的价值一样会变动，不过他认为货币价值变动得少一些。《管子》对于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似乎不加区别，以为都是由数量来决定。所以《管子》的数量说不仅仅是货币问题上的数量说，而且是整个价值问题上的数量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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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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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数量说，而有点接近近代的边际效用说。他并且想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来平抑物价。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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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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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管子》作者一方面说货币不切实用，另一方面却赋予它一种特别的使命、一种政治使命，要通过它来守财物、御人事和平天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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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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