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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办法是：物价太低则增加通货数量以提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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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重视商品的流通速度，即交易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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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轻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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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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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谓物或万物，虽是同货币对立的，但很明显他是认为两者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他已经懂得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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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作者生于战乱的时代，各国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因此，他的学说也是主张富国强兵的，欧洲的重商主义者也讲究富国强兵，但他们的所谓富国是要货币多，而《管子》作者的富国是要物资多。他的目的是要国内的人民享受低廉的物价，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不认为货币是财富，他说：“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218〕这和欧洲的重商主义者的论调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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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增加物资的办法除了增加生产以外，还想提高收买的价格来争取外国的物资〔219〕。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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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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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之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山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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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轻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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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子》中的一些言论看来，似乎作者不把货币看成消极的流通手段，而把它看成积极的购买手段，并且利用它的这种积极性。表面上看来，每一次购买，就等于货币流通一次，因为不只有买，还有卖，然而在一般交易中，买者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通过这种主动的地位可以发挥作用，发挥他作为买者的力量：多买或不买都可以对商品的生产或价格施加压力。卖的人不大有这种力量，作为商品生产者，他不能不卖，但他不能一一登门兜售，而且如果买者不买，他就是减价也卖不出去。商品不像货币一样能永久保存，而且能生利。《管子》作者未必了解全部意义，但至少看到了利用价格政策来取得他所想要取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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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书中也曾讨论到货币问题。首先它也谈到货币同商品的相对关系。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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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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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初看很费解，有人把它改为“刀轻则籴必贵，刀重则籴不易”，那就同《管子》的说法差不多了。但这种修改是不恰当的，因为《墨子·经说》上、下都是战国末期辩者的语气。若照修改的文句，那就是抄袭《管子》了。它的原意无非是说：只要币值低，则粮价就无所谓贵，币值高则粮价虽低，也不能说是便宜。可能正是对《管子》的话而提出来的。谈的仍然是商品同货币的相对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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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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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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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前半似乎是名目论的观点：以为国家的货币是不变的，所变的是粮价。然而前面它说刀籴都可能有轻重，这里却说刀不变，显然前后矛盾。大概它只是说：即使币值不变，粮价也可能变，因而影响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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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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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宜则雠，说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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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雠也。其所以不雠去，则雠，正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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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不宜，在欲不欲。（《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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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商品的价值说成是决定于购买人的欲望，而且否认了商品有客观的独立价值。这也同上面《管子》中的“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的话相仿佛，同是后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学说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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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的这些话，大概反映公孙龙的观点。公孙龙是赵国人，而且活动于燕赵之间，正当燕师破齐的时候。燕、赵、齐都是使用刀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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