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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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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宜则雠，说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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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雠也。其所以不雠去，则雠，正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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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不宜，在欲不欲。（《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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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商品的价值说成是决定于购买人的欲望，而且否认了商品有客观的独立价值。这也同上面《管子》中的“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的话相仿佛，同是后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学说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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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的这些话，大概反映公孙龙的观点。公孙龙是赵国人，而且活动于燕赵之间，正当燕师破齐的时候。燕、赵、齐都是使用刀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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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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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行为的发生，应当是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的事。私有财产产生之后，社会逐渐分化为贫富两种阶层，富人和穷人竞争，富人总处于优越的地位，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时使穷人非靠借贷不足以维持其生产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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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存在，对于借贷，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因为借贷不必一定要用货币，而可以用各种日用必需品。这种作为借贷工具的日用品，发挥了支付手段的职能，这支付手段的职能也是货币的职能，但单有支付手段职能的东西，能不能称为货币，那就有讨论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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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借贷的产生，往往是在真正的货币产生之前，而同商品交换差不多有同样久的历史。这点能从一些古代民族的初期记录中找到实证。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盛行借贷，他们借贷有时用银，有时用谷物，偿还时也是这样；甚至有时借的是银，而还的是谷物〔220〕。在货币产生以后，借贷还是有时用货币，有时用实物。《旧约》中就有这种记载〔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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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没有找到有关借贷的记载。这当然不是说殷代不可能有借贷。殷代社会已有私有财产，产生借贷行为的条件是具备的。舀鼎铭中记载抢禾打官司，判令偿还一倍，如果第二年不偿还，又要增加一倍，这虽然是惩罚的性质，但也可以看作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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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说周赧王迁都西周，向商民借债，无力偿还，乃上层台，以避债，周人称之为逃债台〔222〕。不过这种传说是不足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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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关于借贷记载得最早的一般认为是《周礼》〔223〕。其中泉府相当于近代的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混合体。各种征课以及物价的稳定工作，都由它来办理。它的信用业务是所谓赊贷。人民向政府赊借，期限随用途而定，如果作祭祀用，只准借十天；如果为丧事用，则能赊借三个月。政府对于放款，收取利息，以供国用，每年年底结账一次。泉府这种赊贷，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政府信用。大概赊贷都是用实物，偿还连利息也是用各地的土产〔224〕。泉府的组织规模很大，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八人，徒八十人，共计一百二十八人；可见工作必定相当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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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礼》的成书年代不能确定，有些资料大概是汉人加上去的，甚至有伪造的。所以关于泉府的记述不能完全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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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晋语》第一记晋文公归国时有“弃责”等字句，又《晋语》第十四记乐桓子“假贷居贿”的事，《左传》文公十六年记宋国饥，公子鲍“竭其粟而贷之”。这些也许才是最早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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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重要的文献资料是《管子》，这书所反映的应当是战国时的情况。当时高利贷者非常猖獗。借贷的手段分为粟和钱两种。借贷的人数到三万家，借贷的数目，用粟计算的是三数千万钟，一钟是六斛四斗。用钱计算的是三千万。高利贷的对象是农民、猎户和渔户。农民是《管子》所谓“月不足而岁有余”的人，平时需要借债。特别是在统治者横征暴敛之下，更是不得不付出很高的利息来借钱。所以当时的借贷利率自二分、五分到对倍〔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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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借贷用实物，没有什么不方便。借的人不论是为了生产或是为了消费，都很容易借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当时的需要是很窄狭的：生产所需，无非种子或工具；消费所需，无非粮食衣着；这些东西，他都能自己生产，以作偿还之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更细了，商品种类更多了，要想借到自己所需用的特定东西，或借用后要靠自己生产来偿还，就不容易了。只有通过货币，才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借的人就愿意接受货币，甚至以接受货币为更方便。也只有通过货币才能买到他所需要偿还的东西，而且由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和作为宝藏手段的职能，使债主宁愿接受货币，而不愿接受实物，因为实物不便于保存，而货币却随时可以转变为实物。所以在货币产生以后，对于信用可以发生推动的作用，那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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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区别借贷和高利贷。高利贷这一名词的含义很含糊，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拉丁语系字汇的译语，拉丁文usura的原义是使用，后来指放款利息，并含有高利的意思。只因基督教的教规禁止放款取利，所以任何利息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放款取利的事越来越被容许了，于是英文usury一词的意义就转变为高利的意思，这里所谓高利贷，是说高于官定利率的贷款。我们的高利贷这一名词，正是在这一阶段中翻译过来的。但原语是指利息，而译语却指放款本身。所以这一名词可以用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在狭义上，它是指超过官定利率的放款；在广义上，它可以适用任何利息的放款，因为利息本身就是一种不劳而获。然而它还不是和借贷同一意义，它不能包括借贷，只能包括在借贷之内。借贷不一定有利息。即在近代，人民之间的借贷，如工具的借用，甚至亲友之间的钱财的借用，往往不取利息，但仍是借用借贷。古巴比伦的借贷就包含有不取利息的借贷，这种借贷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高利贷。古代中国无疑也有这种借贷。不过这种借贷不是信用的主要形式，正如同实物借贷不是信用的主要形式一样，信用的主要形态是货币的借贷，是有利息的借贷，因此我们才可以说，信用是货币的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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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借贷利率不一律，这与其说是高利贷的特点，不如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封建社会的这种缺乏统一性，在许多方面由无数的事物表现出来。利率只是其中的一种。《管子》书中所记的利率就是不一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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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放款取息的事情非常普遍，当时叫作假贷〔226〕或称贷〔227〕。《史记·货殖列传》中常常提到放债致富的例子。如曹邴氏的“贳贷行贾”。最有名的例子是齐国的孟尝君，以大贵族大官僚兼大地主的身份，放债取息，以豢养几千名食客，一年的利息到十万以上〔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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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借贷基本上都是信用放款，没有抵押，只凭债务人出一张券契，各执一半，到期合券以偿。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交接朋友，常常赊账喝酒。据说债主看见刘邦醉卧时其上有龙，乃“折券弃责”〔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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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放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形式。对于债主并没有多大风险，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的行动不自由，逃债虽不是不可能，究竟比较困难，债户离开土地往往就难以为生，而且债主对债务人的财产以及人身往往有任意处分的自由。所以有时债务人的家产被变卖或被剥夺，一家人沦为乞丐。这就是孟子所谓“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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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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