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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发现之后，在钱币学家之间，引起了许多争论。有人说是砝码〔4〕，因为定襄四朱的小纽同通行钱币的制作不合。多数人认为是钱币，不过对于它们的时代，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人说是战国时的东西〔5〕，有人说是六朝时的东西〔6〕。但钱文的书体不是战国时的书体，像兰陵、中陵、东阿、陈、濮阳、高阳等，是秦以后的书法。而且四朱同战国时期的币制不符，如果作为秦国的小额钱币，还有可说；然而它们的地名，都不属于秦国的范围，许多是齐国的地名，齐国用刀布，不以朱两计算。至于六朝说更是没有理由。我认为应当是西汉文帝到武帝时的东西，也即是通行四铢半两和三铢时的地方性钱币〔7〕。那些地名中没有一个地名是西汉以后设置的。东阿在春秋为柯邑，战国为阿秦。临朐为西汉所置。丞相的官名通行于文帝和武帝的时候〔8〕。虽然朱铢写法不同，但文帝时的四铢是后人写下来的，当时钱币上并没有铢字，各郡县铸成四朱，不足为奇，特别是离政治中心远的地方。贾谊曾明白指出：当时民用钱，郡县不同。后来武帝改铸三铢，有些地方就改铸三朱，三铢钱使用的时间短，数量远较四铢半两少，所以三朱也比四朱少，正好符合当时的情况。至于形制的多样性，也是不难说明的。文帝五年铸四铢半两的时候，离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四十七年，五十几岁的人都曾用过或见过战国时期的各式各样的钱币。而且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各地的旧钱不会马上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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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年底或五年年初，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根据张汤的建议，采用白金和皮币。所谓白金，是一种银锡合金，铸成三种面额的钱币，第一是圆形龙币，重八两，叫作白选或白撰，当时两字同音。每枚值三千。第二种是方形马币，值五百。第三是椭圆形龟币，值三百。这些都是对四铢半两作价。当时的本位币是铜钱，白金是虚币。皮币是用上林苑中的白鹿皮，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画，值四十万。作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荐璧之用，不能说是真正的货币，不是足值的货币，因为一小块鹿皮，无论怎样彩饰，也值不得四十万钱。当时的大司农颜异也说：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它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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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虽然自古即有金三品的说法，而且史书说秦始皇不以珠、玉、龟、贝、银、锡等物为货币，听起来，好像始皇统一六国以前，那些东西都曾用作货币，这可能是一种错觉，是史家的推想，不一定是引用始皇的法令。既然正式规定以黄金和铜钱为货币，那么，其他财物当然不用作货币。大概秦汉间人相信古代曾以珠、玉、龟、贝为货币。而银锡在汉武帝时曾用作货币，这是司马迁所知道的。当然不排斥在秦以前个别地区有使用白银的。在形式上，白金币也是不寻常，同中国传统的钱币形式不合。也许是受了外国币制的影响。当时中国同西域（包括印度）有贸易上的往来，《汉书》提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和安息的货币，罽宾的钱币上有马的图案。实际上当时那一带的钱币，常用马为图形。不过龙、马、龟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动物。四朱钱有圆有方，只是很小。奇怪的是：白金币不见有遗留下来，而且汉以后就没有人见过。这不免使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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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白金皮币之后几个月，铸造五铢。这五铢钱的种类就多了。单是武帝时的五铢就有许多种，因为初年还不专由中央政府铸造，各郡国都可以铸钱。中央的铸钱机构是上林苑的三官，即钟官、辨铜和均输。钟官直接掌管铸钱的事，辨铜负责辨别铜色，均输管铜锡的运输工作。普通五铢钱正面和背面都有外郭，这是和以前的钱币不同的地方。四铢半两中，有极少数也有外郭，甚至有兼有内外郭的，但钱背都是平的。五铢钱中，也曾发现极少数平背的，以及外郭不整齐的，都可以看作元狩五铢，即最早的五铢。至于赤侧钱或赤仄钱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过去的钱币学家以为是以赤铜为郭，这是望文生义，没有人见过这种赤郭五铢。赤侧的赤字应当是作动词解，即“锉平”的意思，和现代车木行的“车”字相同，实际上两者大概是同一字的两种写法。赤侧就是把外郭锉平的意思，是铸钱技术的一种进步。所以后来五铢都是赤侧五铢。为什么后来曾废止赤侧钱呢？我们只知道赤侧是元鼎二年在京师铸造的，是官炉钱，郡国钱并没有废止，一枚钟官赤侧当五枚郡国五铢。两年后所废止的可能只是一与五的比价，原来的五铢钱当然继续流通。不过以后当由上林三官铸钱，各郡国不许鼓铸。有些钱币学家分别定出“上林五铢”和“三官五铢”，这是没有懂得“上林”和“三官”的意义，上林苑乃地名，三官指三种官职，这三种官职设在上林苑。三官中只有钟官直接同铸钱有关。总之，中国货币的铸造权到元鼎四年才统一在国家的手中。五铢钱中，有些异常精整而郭纹很细的，也许就是钟官所铸的赤侧五铢了；重约四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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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以后的五铢，只有宣帝五铢可以辨别，因为有几种钱范遗留下来，上有宣帝的年号。这种五铢的特点是五字相交的两画向内收，外郭比较宽，而且往往有其他记号，如内郭上面一画，或下面半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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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下来的几种小五铢，每枚重七八公厘，合普通五铢的五分之一。制作非常精整。其中一种同宣帝五铢一模一样。过去钱币学家或说是东晋的沈郎五铢，或说是王莽的五铢，显然不对。应当是昭宣间所铸的，以五枚合普通五铢一枚。自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废止赤侧五铢一当五的办法以后，各种五铢平价流通。昭帝和宣帝的时候，物价低廉，五铢的购买力很高。宣帝时谷价每斤只要五个钱，人民若要买一斗或几升米，就没有办法支付，大概因此而铸造小五铢，以便利零找和小额交易。如果这一推断不错，那么，这种小五铢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小平钱是中国币制中最小的价值单位，而这里却有比小平钱还要小的单位，这是空前绝后的。汉简中曾提到小钱，不知是不是指这种小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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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以后的西汉五铢，就无从辨别了。将来通过缜密而有计划的发掘工作，以及通过对于钱范的研究，对于五铢的断代工作，必定有进一步的发明，目前只能把比较精整而制作近似武帝和宣帝五铢的，看作西汉晚期的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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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史家说它轻重适宜，一点也不错。中国自进入货币经济后，使用过的钱币非常多，大小不等。重的如齐刀在四十公分以上，轻的如汉的荚钱，还不到一公分。所以元狩五年以前的几百年间，对于钱币的重量，是一个摸索时代；自从元狩五年采用五铢钱以后，不但这五铢钱本身，在七百多年间是中国主要的货币，就是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五铢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是以五铢钱为标准，离开这标准就失败。这种标准，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外国。希腊古代货币德拉克马（drachma）虽然各地微有不同，但最通行的是四公分许。罗马的银币单位德纳留斯重约四公分，中国的标准五铢正是四公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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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不但大小轻重适中，而且是一种先进的形制，特别是外郭的采用。外郭同文字一样高低，这就可以保护钱文，使得不容易磨损。战国时的刀布虽然也有采用外郭的，特别是尖首刀和齐刀，但有些布币就没有外郭，特别是环钱和半两，不但没有外郭，而且文字高挺，很容易磨损。三铢钱也多没有外郭。自采用五铢后，外郭的形制就稳定下来了。欧洲的钱币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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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有些外国人在新疆和阗发现大小几种铜币，和阗古代为于阗国。这些铜币虽然没有穿孔，但可以说是受中原钱币文化同希腊钱币文化的双重影响。一面有佉卢文，另一面有汉文。佉卢文是古于阗国所用的文字，所以这种钱可以名之为于阗国的汉文钱。大钱重约十四公分，小钱约三公分。佉卢文的一面有马或骆驼的图形，环以国王名字，名字之前还有“王中之大王”等称号。王名不止一人，可见不是一时所铸〔9〕。在弄清于阗的历史以前，要断定这些钱币的确切年代，是很困难的。马驼等图形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马其顿和塞拉斯等地的钱币的影响，亚历山大的东征，把这种钱币带到印度西北部，所以贵霜朝的钱币也有这种图形。至于“王中之大王”等称号，初见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息的钱币上。另一面完全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单看文字制作也不能判断它的时代。上面所反映的文化是先秦到汉魏间几百年的文化，不是某一个别时期的文化。第一，贝（）的书法仿自甲骨文，不是秦汉间的小篆。但其他汉字却是秦汉间通行的小篆。第二，纪重或纪值的办法及文字的排列方法显然是仿秦钱重一两十四铢和重一两十二铢；贝字周围的圆圈也可以说是象征环钱的圆穿孔。第三，钱字出现在中国钱币上，以三国时的太平百钱为最早。由上面三点看来，这些钱不是偶然仿照中原的某一种钱，而是在长期接触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这种钱同中原的联系，也不限于文化方面，可能还有经济上的联系，因为这种钱同中原钱有共同的单位，即铢。不过如果于阗国有意同中原货币发生比价关系，那就是同中原的半两钱联系：两枚六铢合一枚半两，一枚二十四铢合两枚半两。西域国家接触中国文化，大概自秦开始，秦孝公霸西戎时就会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这正是为什么外国人称中国为秦，而中国人称罗马为大秦。秦国环钱虽不多，但模仿的人只需见过一两枚就够了，甚至不必当时模仿，西域国家的统治者所保留的几枚，在其子孙治下也能产生影响。秦汉间于阗的玉卖给中原人，是他们的一大收入。据说于阗古代自称秦和马秦，而且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曾为印度旁遮普坦沙斯罗所侵〔10〕，那时希腊文化通过印度传入于阗，同原来已存在的中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了这种钱币。那一带也可见到中原的五铢钱，因为新疆一带有西汉五铢出土，甚至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五铢出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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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货币经济，比起战国时期来，有长足的进步。租赋收钱，薪俸发钱，买官赎罪也用钱，钱的用处大为增加，流通渠道也多了。中国的租赋，在春秋时期及以前，是用力役；战国时期才包括实物，即孟子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到了汉代，一变而为征钱了。特别是高帝时的算赋和武帝时的算缗，前者是人头税，后者包括财产税和营业税，都要用货币支付〔12〕。官吏的薪给，在汉以前，全是以粟谷等实物支付，战国时的人论所得总是讲粟若干钟〔13〕。到了西汉，官禄之制，虽然仍是以米斛计算，但发付的时候，或是一部分用谷粟，一部分用现钱〔14〕，或则完全用铜钱〔15〕。东汉的官俸，则规定为半钱半米〔16〕。这样不但使人人有钱可用，而且也非用钱不可。所以史书中提到钱的地方渐多，不但财富的表示〔17〕和物价的表示〔18〕有用钱的例子，就是实际交易，也用铜钱了〔19〕。尤其自武帝统一钱币铸造权于国家手中之后，中国货币流通渠道有重要的改变，货币通过官俸的发放和政府其他开支从国库流到官吏或商人手中，官吏手中的货币也通过购买商品而流入商人手中，一部分再通过商人流入小生产者手中，这一部分又通过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数据流回商人手中，最后都通过纳税流回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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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钱的流通范围推广，于是人们对于货币的追求也就更加热烈了。汉代钱范上、印纽上和压胜钱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而且还有“日利千金”鼎。司马迁说：“人富而仁义附焉。”〔20〕赵贵说：“富贵者称贤。”〔21〕这些话都是拜金主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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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曾实行几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当时还用五铢，另外铸造三种大钱，包括一种圆钱和两种刀钱。圆钱的钱文是大泉五十，直径为当时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每枚值五铢五十枚。刀钱有栔刀和错刀两种，刀形和先秦的刀币不一样，而像现代的钥匙，栔刀上有“栔刀五百”四字，意思是说每枚值五铢五百枚。错刀上有“一刀平五千”五字，其中“一刀”二字用黄金嵌错，俗称金错刀，每枚值五铢五千枚。金错刀制作精美，为历代藏家所珍视，且受到诗人的歌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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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取得政权（公元9年）以后，以为刘字包含有金、刀等部分，于是废止刀钱，连五铢钱也不用，专用大小泉。大泉仍旧，一当五十，小泉钱文为小泉直一，重一铢，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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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币制改革中最奇特的一次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的宝货制，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见表2-1）。五物指金、银、铜、龟、贝五等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指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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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宝货制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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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烦琐的币制，很难说是一种什么本位制，大概还是以铜币为主，而且是以最低单位的小泉为主币。不但大额的泉布是虚币，龟贝也是虚币，金银可能作价过低，因为如果金价在武帝时也是一斤万钱的话，现在已减成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了。所以金银大概被人收藏，不参加流通。龟贝必须随时测量大小，也不适于使用。泉布虽然标明面额，但人民多不识字，十种布币，每级只相差一铢，很难辨别，也会造成混乱。所以人民只用大小泉。实际上只有大小泉遗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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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布的形制同先秦的布币也不一样，但像“斾钱当忻”布和“四钱当忻”布，甚至有人以为那两种布也是王莽铸的，这是因果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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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泉十布是不容易齐备的，尤其是其中的壮泉和中泉。论理这些钱都是官炉所铸，应当很精美，事实却不然。六泉中轮郭错范是常有的事。幺布有小于小布的。倒是数量最多的大泉五十，不论大小，文字都很规矩，这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大泉五十显然有许多是私铸，为什么私钱也能这样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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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布的名称很古怪，其中四百面额的布币《汉书·食货志》作厚布，币面文字像是序字，现在一般叫序布四百。大布不作直千，而作“黄千”，黄是横或衡的意思。泉布上的数字不是用普通数字，而是用一种号码数字或商用数字，例如中布六百的六字作⊥。莽布上的数字是完整的一套，只有五字的写法变化了。这种号码数字大概同筹算学有关系，筹算是算盘发明以前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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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理解：王莽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制度。在这里，我们只有相信史家的判断，就是他“不能无为”，而且相信制度万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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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作第四次改制，废大小泉，改采货布货泉两种：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值一。不久新朝便亡了。王莽的失败，虽然有许多原因，但币制的失败，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