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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中有两种不见记载而一般钱币学家认为应当属于王莽时代的：第一是布泉。这是圆钱，制作精美异常，书法纤秀，是所谓垂针篆，和货泉的文字一样，应属新莽无疑。后代所谓“男钱”即指此。说是佩之则生男。有人说《汉书·王莽传》中所说的布钱就是指此，以为是当时的一种通行证，因为书中把宝货制中的六泉都写作钱字，所以布泉也写作布钱。不过以布泉为通行证，未免离奇。史书虽说“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23〕，但接着就说是“欲以重而行之”，所以大概是指十布，而不是指布泉。另一种是国宝金匮直万。形状奇怪：上部成圆钱形，有国宝金匮四字；下部是方形，有直万两字。文字和莽币文字接近，而且因错刀直五千，此钱直万，史书又载王莽有几十匮黄金，因此说是王莽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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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币制虽然失败，而且只行于一个极短的期间，但王莽的一般设施，对后代的影响很大。例如他的衡法，不但为东汉所袭用，而且六朝的衡法，也是以莽制为基础而加以变更的，书中的记载似乎都是同莽制相比较。六朝的衡法现在已不知道，只有根据莽制来加以推算。而王莽的衡法又只靠根据他的钱币。过去有人〔24〕曾实验过，只因方法不正确，结果是不可靠的。王莽的钱币中只有货布最整齐，要考据新莽的衡法，只能专用货布。我曾称过五十四枚，每枚都在库平四钱以上，四钱以下的不取，这样求得每新两应为十六公分许。近年发掘的新资料〔25〕，已证明我这种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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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之后，刘秀之前，还有两个人铸过钱。即刘玄和公孙述。淮阳王刘玄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曾铸造五铢〔26〕，并有钱范遗留下来，所以这种五铢，可以识别。公孙述在更始元年自称益州牧，不久就在成都自立为蜀王，并占领汉中，到建武十二年自杀，前后十二年。史书只说他废铜钱，置铁官以铸钱，有人说是建武六年的事，但不说明铸的是什么钱。后代钱币学家说是五铢〔27〕，只因传世有一种铁五铢，制作同汉五铢差不多。说它是公孙述所铸的，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公孙述的铁钱，使得货币流通受到阻碍，而产生一首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28〕。照字面讲，公孙述的铁钱不应当是五铢。传世有铁半两、铁大泉五十和铁货泉等，而且铁货泉出于四川，但不一定是当时所铸。还有一种铁五金，有人说这是公孙述所铸，而且从当时崇尚的谶纬学说来解释：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朱为赤色，为述所忌，故铸五金〔29〕，这说很中听，而且同“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相符。况且钱出于重庆。但五阔边，金字书法和五铢金旁的书法不一样，时代也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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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公孙述铸的是什么钱，都有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关于铁钱的最早记录。有人说希腊的斯巴达在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就以铁为流通手段，但似乎不能说是正式的铸币，而且有人怀疑。中国在公孙述以前，可能曾以铁铸钱〔30〕，前面我曾提到铁质的斾钱当忻。但铁钱的时代不易鉴别，又没有出土报告，所以不敢相信。近年湖南衡阳、长沙的西汉墓中有铁质的四铢半两出土，包括有外郭和没有外郭的，数量相当多〔31〕。如果不是明钱，就是地方性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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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两百年间，货币经济在表面上似乎有衰退的现象。自王莽实行黄金国有后，黄金的作用，更加减退了。大概因为看见王莽时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所以人们对于货币已失去了信心，有时以谷帛等实物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官俸虽然是半钱半米，但帝王赏赐方面布帛渐渐代替了黄金的地位。赎罪在西汉本是用金或铜钱的〔32〕，到东汉就用缣帛了〔33〕。不过钱币到东汉时已深入民间〔34〕，纵使政府想要限制，也绝不能完全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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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期还使用王莽的货泉，而且曾铸造过〔35〕，刘秀很相信谶纬，他起于舂陵的白水乡，货泉的泉字象征白水真人。所以马援奏请恢复五铢钱，没有采纳，直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铸五铢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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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以后，史书不载铸钱的事。但我们不能说：光武以后，灵帝以前，不曾铸钱。史书虽然不记铸钱的事，可是提到和帝罢铸的事，可见还是有鼓铸。而且遗留下来的大量汉五铢中，有许多既不像西汉五铢，又不像更始五铢和建武五铢，那就只能是东汉五铢。这些五铢除了制作薄率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记号，如星点、横画、竖画等。星点或为一点，或为若干点，一点的位置又有各种各样，若干点的多是平排成一行。竖画横画也有位置和数目的区别，有时横画和竖画混在一起，组成一些似字非字的记号，有些可能的确是简单的数目字，或其他的字如平字、小字等。这些都是铸炉或铸匠所作的记号，在币制上，没有什么重要性。如果要说有什么重要意义，那就是表示它们是东汉的东西。有些记号用阴文，这是铸后刻上去的，意义更加不大。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于自明帝到桓帝那一百多年间的五铢钱，还不能作出时代上的鉴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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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晚期似乎也铸过铁钱，以两枚当一枚铜钱〔37〕。不知是什么钱。也许前面所提的一些铁钱中，有些是这时候铸的。但也可能东汉晚期人所提到的铁钱是指公孙述的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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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灵帝时，在钱币史上才有一个可靠的里程碑，这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的四出五铢。所谓四出，就是在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郭，所以这种钱也叫作角钱。当时民间传言此钱铸成后，必四道而去，可见人民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后来黄巾起义，刘汉政权卒致崩溃，更使一些人以为有灵验。有人说献帝初年也曾铸造这种五铢〔38〕，可能是史家的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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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是董卓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所铸的小钱。据说董卓销镕五铢钱来铸造这种小钱。史书说是“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39〕。这无非形容钱身小，没有文字，没有内外郭，不锉边，但铸钱而没有文字，有点不近情理，特别是在重视文字的中国。虽然古钱中偶有两面无文的，但那是一时的戏作。汉魏六朝钱币中有一种小钱，没有文字，而且确像正用品，如果不是私铸，那么，就是董卓所铸的了。也有人说，董卓后来改铸五铢，“文章城（轮？）郭不可把持”〔40〕，大概是文字不清楚的意思，这是粗制滥造的结果。这种小五铢有遗留下来，穿孔很大，钱身小，成一个方形的口字，重量只有三公厘多，文字若有若无。但这种小钱可能是当时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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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文化上来讲，西汉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改进的是铸钱的方法，提高的是钱币的艺术性。在汉以前，铸钱大概是用土范〔41〕，钱成后范就被毁，这样使得钱币的形状轻重大小都不能一律，而铸币的人对于造范的工作也就不肯多费心思了。西汉自四铢半两起采用铜范。最初也是用泥为祖范，再翻造铜范，铸钱时又将铜范翻造许多泥范，所以铜范就成为母范，一个母范可以翻造无数的子范，这样造出来的钱就大小式样一致了。而且这样一来，祖范的制造就可以由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人来担任，而他们也就肯用心思了。所以武帝的五铢钱中有非常精美的。这种方法一直维持到东汉，在王莽的时候达到了顶点。王莽的钱币在中国的货币文化上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不但炼铜精、制作美，而且文字的书法也臻上乘。如金错刀的铜质，经久发水银光，钱币学家谓之水银古。错金的方法虽是承继先秦的技术，但这种技术以后几乎就失传了。后代多少人想仿造金错刀，可是黄金错得不对。内行人看来，一望即知是假的。又如货布和布泉的文字，纤细精美，在书法上是所谓垂针篆。王莽以后中国的钱币艺术就衰落了。后代的钱币学家欣赏六泉十布，其实六泉十布不能代表王莽时的钱币艺术，因为除了大泉大布当时流通比较多以外，其余的在当时就不大铸造，遗下来的多是私铸，技术水平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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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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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国时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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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的币制非常复杂。要全面而正确地加以说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遗留下来的钱币实物，远远超过文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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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钱只有五铢。曹操恢复五铢后〔42〕，是否另有新铸，还是只用旧钱，不得而知。料想当时京畿一带，旧五铢存留不多，另行鼓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时的五铢按理应当是仿东汉五铢。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所更铸的五铢〔43〕在大小轻重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不过这种五铢现在尚无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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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钱是问题的核心，复杂得难解难分。在这一时期内，可以称为蜀钱的，至少有四类。第一是五铢，即所谓蜀五铢。蜀五铢的文字制作和汉五铢截然不同，容易识别。它们几乎都在四川出土，文字制作或多或少同直百五铢相像，可以认为是在四川铸的。但蜀五铢也有好几种。最大的一种重约三公分七八，没有内郭，有时穿上有一横画。另一种也是大样，但薄肉，重约二公分，广穿，也没有内郭，穿上有时也有一画，但钱文气息显然和第一种不同。五铢两字最像直百五铢，特别是犍为铸的直百五铢。第三种比较小样，重约两公分半，也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那是减重的结果，不是另外一种。它的特点是有内郭，字小，笔画紧缩。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蜀五铢，历来钱币学家所称的蜀五铢，就是指这一种，因为其他几种都少见。古代钱谱以传形五铢为蜀五铢，那是不对的。所谓传形五铢是指五字在左，铢字在右的五铢，这种五铢历代都有，不限于蜀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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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蜀钱是直百五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光背，成都所铸；另一种背面穿左有一“为”字，这是犍为铸的。犍为在当时是一个商业中心，是通西南的门户，西汉武帝置郡，张骞想从这里出发去寻找印度。它大概也是矿业中心。附近的朱提自古即以产银著名，朱提银成色比其他地方的白银好。两种直百五铢的文字笔画稍有不同：成都铸的朱字圆折，上下离得开一些；犍为铸的则和这相反，朱字近方折，上下收得紧。为字钱在中国钱制史上有它的特殊意义，它是圆钱中最早两面有文字的，也是纪地最早的。但犍为所铸的也有光背，大概有背文的限于初铸，后来流通不限于本地，就不再铸为字了。光背钱有各种厚薄，最厚重的在八公分以上，中样的五六公分，最薄的在三公分以下。一般都是大样，也有很小的，但少见。有一种薄肉阔边的，特别大，文字属于犍为型，重约四公分四，制作和第二种蜀五铢特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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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直百。有各种大小轻重，文字制作同蜀五铢和直百五铢不一样。笔画平坦，或许因为薄小的关系。大样的每枚也不过二公分重，其次有一公分半、一公分、半公分，最小有四公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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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直一。文字制作和小样直百完全一样。这种钱到清末才有著录。据说同治初年成都出土一瓮小钱，有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直百和直一〔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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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四种蜀钱的铸造年份不能确定，甚至先后次序都成问题。文献记载只有一项，就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入成都时，刘巴建议铸直百钱〔45〕。这直百钱究竟是直百五铢还是直百，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些钱币学家说刘备铸的是直百五铢，史书之所以没有言明五铢二字，乃是史家的疏忽，刘备是强调正统观念的，这是他的政治资本，借以取得人民的支持，所以他不应当废除五铢的名称。另有人说刘备所铸的是直百，而不是直百五铢〔46〕，因为史书只说是直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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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直百五铢。说刘备铸直百钱的人，认为直百五铢是东汉所铸。严格说来，建安十九年还是东汉，不过既然说直百五铢不是刘备所铸，自然认为是在建安十九年以前。如果这一说成立〔47〕，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但铸直百五铢，必然要同财政困难联系在一起，特别要同战争联系在一起。东汉战费开支最大的要算对西羌的战争，自安帝到灵帝，断断续续，差不多进行了一百年。在桓帝的时候，的确有人主张铸大钱，只因刘陶反对，没有铸成。只有铁钱的流通。二枚当铜钱一枚。后来在灵帝的时候，为了应付黄巾起义，仍是铸五铢；献帝时董卓也只铸小钱，可见直百五铢不是献帝以前所铸的，至少不是刘汉政府所铸的。如果不是刘焉刘璋父子所铸，就应当是刘备所铸。史书之所以只说直百钱，而不提五铢二字，是因为当时五铢已流通了几百年，没有别的钱，铸钱必定是五铢，没有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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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推想是：蜀五铢中，第三种是刘焉刘璋父子在成都铸的。他们在成都二三十年，可以铸造相当数量的钱币。刘备取得成都以后，就铸造直百五铢，次年取得犍为，又在犍为从事铸造，背面加铸为字。在直百五铢之外，还有平钱的铸造，大概第一种是成都铸的，第二种是犍为铸的〔48〕。所以刘禹锡所说“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的话，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两种平钱以及背面有为字的直百五铢都铸得不久。在后主建兴十二三年的时候，实行一次币制改革，改铸直百。直一小钱大概也是这以前不久铸造的，铸得更少。近代云南出土的直百五铢〔49〕，应当是诸葛亮渡泸以后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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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钱的问题比较少。这里的问题是孙权称帝以前曾否铸钱以及称帝以后是否马上铸钱。论理刘备在称帝以前就铸钱，而孙权却到称帝以后十五年才开始铸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的时候，周瑜就说过，吴国铸山为铜〔50〕。这可能是指铸钱的事，因为汉代盛行即山铸钱。也许旧谱所说的大泉五铢是当时所铸。史书所著录的孙吴钱只有两种，另外两种根据文字制作可以断定为孙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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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大泉五百，铸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初铸大约有十二公分重，后来改为约八公分。第二是大泉当千，铸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初铸大概近二十公分〔51〕，后来减为十一二公分，最后减成四公分以下。这两种钱是史书所著录而有实物遗留下来的。大泉五百是上下左右直读，大泉当千则是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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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只有少数出土，而不见于记载。大泉二千的大小轻重同初铸的大泉五百差不多。大泉五千只发现两枚，大小轻重和初铸的大泉当千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