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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统治的那十几年间，金银几乎成了正式的货币。特别是在始建国二年的宝货制中，金银在币制中是正式的构成因素，有法定的比价，理应有一定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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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形势为之一变。东汉的两百年间，一切赐予，很少用黄金，总共不过两万一千七百四十斤，合五千五百六十四公斤。只合西汉赐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如果以每次赐金的平均数额来讲，则东汉只合西汉的百分之二十二〔89〕。如果以每帝赐金的平均额来讲，则东汉只合西汉的百分之三〔90〕。如果以每年赐金的平均额来讲，则东汉只合西汉的百分之二点六〔91〕。西汉赐金约有一百次，赐钱约五十次；东汉赐金只九次，赐钱六十四次。就是单以西汉赐金中指明为黄金的数目来说，东汉所占的百分比也是很小；总额是百分之七，以每次计，是百分之七十七；以每帝计，约占百分之十；以每年计，约占百分之七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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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赏赐，为什么少用黄金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谜。有些人曾加以解答，但多是不得要领。有人说是因为佛教盛行，寺庙塑像写经消耗许多黄金〔92〕。但佛寺到南北朝才盛行，不能用来说明东汉金少的现象。此外甚至有人说是因为国内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所以黄金日少〔93〕。这是一个最难令人置信的理由。黄金不是消耗品，就是真正发掘净尽，也不至于减少。何况汉以后，历代还是有黄金的出产。东汉时永昌郡产黄金〔94〕，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汉中也有过金户千余家〔95〕。中国虽然从来没有发现大的金矿，但淘金的事是代代有的，所以黄金的绝对数量应当是一年一年增加的。然而东汉以后少用黄金作赐予是一个事实，而且金价上涨大概也无可怀疑，天凤元年似乎曾调整金银的价格〔96〕。除了黄金的生产成本增加外，只有数量减少，或支付周转次数减低，或需要增加，才可以引起那些现象。东汉时似乎几种因素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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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金的生产成本，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资料来证明其已增加，但米价的上涨〔97〕影响淘金者的生活费，这便是成本之一。这点只能说明金价上涨的原因，不一定是东汉少用黄金作赏赐的决定性的理由，更不能用来证明东汉黄金生产减少。金价提高，又可以刺激采金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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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减少，是由于黄金外流。西汉因为普遍采用黄金为支付手段，所以一定有相当大的数量流到外国去。例如武帝时常同匈奴作战，如有匈奴人投降，照例是有重赏的〔98〕。他派张骞到西域去招徕大夏的属国，也用黄金缣币〔99〕，这也是黄金的一条去路。但最重要的，应当是贸易的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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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已有若干对外贸易，如武帝时向大宛买马，向海外买明珠、璧琉璃，都曾输出黄金。当时甚至有人以为用黄金向外国购买奢侈品是一种明智的政策〔100〕，由此也可见许多外国货都是用黄金换来的。武帝时的连环羁〔101〕，宣帝身上的宝镜〔102〕，都是印度来的。《史记·大宛传》叙述自大宛到安息一带的情形，说“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也是金银外流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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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汉末到东汉，对外贸易的规模更大。这只要比较一下《史记》和前后《汉书》对于外国的记述便知道。《史记》对于外国的记载简略而模糊，因为在张骞回国以前，大家对于西域似乎没有什么印象，连身毒（印度）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过张骞带回来的情报大概也不很多；直到班超回来，中国人对于西域才有点确实的知识，所以《后汉书》才第一次提到大秦国。有人说在西汉时，中国人就有泛海到锡兰去经商的，说公元1世纪希腊人利用印度洋的季候风航海到锡兰时，就有许多中国船〔103〕，这是可能的。但汉代的对外贸易，大概是以经由敦煌、新疆到小亚细亚去的陆路为主。换言之，就是以中国同所谓大秦国的贸易为主。大秦国是指罗马帝国，包括今叙利亚和埃及等地〔104〕，由安息的商人将西方的各种玻璃、珠宝和织物运到中国来换取中国的丝绢。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很早就使用黄金。罗马在共和时代（西汉及以前）虽然不以黄金铸钱，但对外支付，是用黄金，国库中黄金很多〔105〕。在帝国时代（相当于东汉）更是使用金币。所以当时的世界货币，即中国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黄金。当时中国的缣价是四百〔106〕到六百多钱一匹〔107〕，但在罗马市场据说是与黄金同价〔108〕，一两黄金一两丝。中国的缣是二十五两重，应可卖得二十五两黄金。这种价格也许只是暂时的价格，没有维持长久，但丝物在西方古代为一种极贵重的奢侈品，是人人知道的。罗马史家普林尼（Plinius）说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一万万塞斯脱契（sesterce）流到印度、中国和阿拉伯〔109〕；又说单是印度每年就要获得二千五百万，则其余的七千五百万以上合黄金五千多公斤〔110〕，应当是流到中国和阿拉伯了。这数目并不大。有人说〔111〕，也许是指罗马帝国的纯入超，并不是说由中国和阿拉伯输入货品的总值。但我们不能根据这种话就说中国是出超，每年有黄金流入。罗马史家对于其黄金的去向，大概是根据其输入品来计算。可是实际上中国丝物在罗马市场卖得的价款，并不是全部回到中国来，大部分恐怕是落在安息商人的手中；这些商人到中国来收买丝缣出很少的代价，正同他们用贱价把西方不值钱的玻璃和假珠宝运到中国来卖大价钱一样。中国古代本来会造玻璃，不知是因为这种技术到汉代失传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把西方的玻璃看作璧琉璃，付出很高的代价。范晔说，他们“利有十倍”〔112〕，《晋书》说是百倍。普林尼也说利润有十倍到百倍〔113〕。实际上恐怕中国和罗马双方都有黄金流出。桓帝时的大官僚梁冀就曾派人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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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黄金的外流，史书少有明确的记载。但黄金周转次数的减低，却是很明显的事实。赐予上少用黄金，便是周转次数减低。不过这毋宁说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黄金周转速率减低的原因，是王莽的黄金国有政策。王莽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发行错刀栔刀，目的就是收买黄金。所以同时禁止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人民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据说连代价也不给，等于没收了〔114〕。王莽为什么要把黄金集中在国库呢？是个人的贪财，还是为防止黄金外流呢？这就无法断定了。总之，在他的一二十年间，除了几次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赠予〔115〕和因聘史氏女为皇后花三万斤外〔116〕，政府开支，大概少用黄金。所以他死的时候宫中剩下约七十万斤的黄金〔117〕。而且这些黄金后来大概仍是落在少数私人手中。光武的内弟郭况就有几亿黄金〔118〕，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王莽所搜刮的。这是市面黄金显得少的原因。在西汉时，一般人民和官吏们，经常把黄金贡献给皇帝，而各帝王也以赏赐的形式发放出来，这就是黄金周转的途径。到了东汉，帝王既少赐金，臣下大概也少献金了，因为连赎死罪也是用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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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公元初前后中国和罗马这两大帝国的黄金财富。王莽死时政府所储黄金以七十匮计算，计七十万斤，约合十七万九千二百公斤，这数字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在1世纪的储金量。罗马帝国的贵金属储备量据估计约值一百亿金马克〔120〕。其中金银数量大约相等，这样就可以算出罗马帝国的黄金储量是十七万九千一百公斤。和中国可以说完全相等。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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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一再提到罗马，第一因为研究贵在比较。虽然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也应当同外国比较，而当时能同中国比较的只有罗马。近代欧洲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不但不同中国比较，反而把明明是以欧洲为主的历史称为世界史，这是一种非科学的夸大狂。也因为罗马同中国的汉代实在有许多相像的地方，而且时间又约略相同。它们是当时地球上的两大文化中心，两大军事强国。两国统治阶级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可是货币经济都特别发达。由于追求货币的结果，社会上贫富的悬殊越来越显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西汉那样重视黄金的了，但国内流通主要不用黄金。罗马也是这样。两国的统治阶级都毫不留情地使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剥削人民。当时两国的国库在前后差不多的时间有同样多的黄金储备一事，并不证明两国的财富相等，也不证明两国有同样多的货币在流通。在贵金属方面，中国在王莽的时候，有较大的一部分是集中在国库，而在货币流通方面，中国主要是用铜钱。罗马主要是用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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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工艺方面对于黄金的需要也增加。这就是说：到了东汉，黄金更分散到民间去了〔121〕。西汉及以前，只有各种彝器上错金，西汉时帝王们也有用黄金来做装饰品的，如未央官的“金铺玉户”〔122〕，帝王送死时的玉匣金缕〔123〕，以及蜀广汉主每年用五百万来造金银器等〔124〕。但当时民间还朴素，连帝王们将有金银饰的杯案赏赐给官吏们，贡禹都认为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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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从墓葬的出土物可以证明。西汉的墓葬中很少有金银饰物。东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郭况家里用四百个僮仆来制造金器。到了东汉末年，金饰更加流行：曹子建用“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125〕来形容女人。东汉的墓葬中有时就有金银的饰物了，而且越到晚期，这种饰件愈多。到了晋代就更多了。这几乎成了判断墓葬时代的一个标准。民间的流行金饰，大概同市面上黄金的减少和金价的上涨有关系，好时髦的人大半为虚荣心所支配，物少而贵才为人所追求；而越有人追求则价钱也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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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减少，也由于殉葬落土。据说曹操引兵入岘，发现梁孝王冢，破棺取金宝数万斤〔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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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金价，历代学者都认为是一斤万钱，好像自始至终不变，这是一件难以令人置信的事。首先，金价越来越贵，乃是古今中外一致的现象。其次，汉代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由秦半两减为八铢半两，再减为四铢半两、三铢。后来虽提高到五铢，但东汉的五铢又多少有减重的现象。这几百年间，金价不上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战国时期，黄金有过四千钱一斤的价格。不过这四千钱到底是重四五十公分的齐刀呢，还是重约几公分的小布呢？就难以断定了。也许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在秦汉间，每斤涨到六千多钱〔127〕，这种价格也许维持到八铢半两通行的时候。后来用四铢半两，金价一定上涨，市价可能已涨到一斤万钱〔128〕，但官方也许到新莽天凤元年才加以承认〔129〕。王莽时的金价是一斤万钱，这是史书上记载得很明确的，后来王莽铸小泉，也维持万钱一斤的价格，那时恐怕有价无市。东汉以后，金价大概续有上涨。《孙子算经》提到金价，一斤值钱一十万，等于西汉的十倍。这价格不是东汉的价格。东汉的金价不致一跳就是十倍。可能是三国两晋或更以后的价格〔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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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因为大家把黄金造成器饰，而且周转次数减低，所以黄金的货币性更加减退，只以用作宝藏手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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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用金的办法，虽是秦制，但黄金的形式却受到楚国的影响，用豆腐干形的方饼。所谓“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的说法可能就是根据这种方饼而推想出来的。《九章算术》也提到黄金九枚、白银十一枚的话〔131〕。汉代的方金饼已不称爰，有些汉墓中有“郢称”的陶板出土，楚国的影响很明显。但最重要的是“两”字陶板的出土，因为汉代黄金以斤两计算。陶板上有十六块“两”饼，正好合一斤。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黄金的形制上实行了一次改革，铸造麟趾金，当时叫作麟趾褭蹄〔132〕，有象征意义，大概是圆形，重一斤〔133〕。可能四周有工巧的刻文。宋代农民间有发掘，叫作柿子金〔134〕，也叫作马蹄金〔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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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在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了。虽然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币制的时候，规定白银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作货币，可是在始皇之前，并没有以银为币的记载。汉初还是不用白银作货币使用。直到武帝时的白金，不但是货币，而且是铸币。这种发展，很是突然。在这一个短时期内，白银比黄金发挥了更多的货币职能。不过当时是银锡合金，而且作价过高，是一种信用货币的性质。在王莽的币制中，白银和黄金具有同样的地位，黄金论斤，白银反而以半斤为单位，称为一流。似乎白银应当有一定形式。然而史书没有明言。总之，在东汉，白银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比较多了。无论是帝王的赏赐〔136〕方面，还是储藏方面，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董卓的财产中就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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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银的形制，应当同黄金差不多。文献中只提到金饼〔138〕、银饼〔139〕。饼自然是圆形的东西，可能就是武帝的麟趾金或其变形。近年湖南衡阳、长沙等地的东汉墓中都有金饼出土，衡阳的金饼，上有“净土王”字样，重约三百一十二点五公分〔140〕。长沙的金饼上面有阴文“张”字，重约二百三十四点五公分〔141〕。还不见有银饼出土。但有几种“中元二年”的银锭出土。一种是船形，一种是条形。船形银锭底平如砝码（），上面两端翘起，略像后代的元宝。中央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一行阴文隶体字。我藏有两枚，一大一小，大的重二百零五公分，小的重一百二十五公分。银质很好，发灰黑色，底上有气眼。小的一种已压得变了形。条形银锭据我所知有三枚，一枚完整，两枚残缺。另外有仿造的。完整的一枚重约四百零三公分。上端也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一行阴文字，同船形银锭的文字一样，显然是用同一印模打上去的。实际是两个印，“中元二年”和“考工所造”两者之间有点距离。残缺的一枚只有“中元二年”一个印，背面文字不清楚。这两枚已流往日本，据说是山东青州出土〔142〕。另一枚残缺的是我自己所藏，上端压断，下端则凿断，仍留“中元二年”一印很清晰，中字的上端有“考工所造”的印，但打得不深，“造”字打在“中”字上头，完全看不出。重约一百二十公分。全身绿锈，可见银色不是很好。这些银锭，自然使人怀疑〔143〕。汉代文献中没有关于银锭或银铤的记载，这些银锭有同一年份，是同一个印打上去的，而且显然系官银，为什么不见于记载。然而根据实物看来，不但银锭本身是旧的，而且年号印也不像是后人打上去的。汉有考工室，为少府制作器用的部门，武帝时单称考工，而这些银锭上作考工所。汉银本有两种，一种朱提银，成色好；一种普通银，成色差。船形银锭可能是麟趾金的变形。又据说青州另外出土两枚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船形银锭〔144〕，形制和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完全相同，重三百五十六点二五公分。上面有三行文字，第一行为“建和二年 银匠□□”，第二行是“上郡亭侯 银匠王□”，第三行是“□□□□ 银匠□□”，有些字不能辨识。史称孙皓掘地得银，“长一寸，广一分，刻上有年月”〔145〕，这就可以说是小银铤了。光武在王莽之后，或许就利用王莽时的白银来改铸这些银锭，也未可知，史书遗漏的事很多，王莽的布泉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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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有一种银五铢，制作像东汉五铢，很精，恐怕是后人所铸，可能是唐代铸银开元的时候仿铸的。近年南京六朝墓出土银五铢两枚，也是东汉的制作，很不规矩，可能是六朝时仿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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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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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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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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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汉战争所引起的货币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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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购买力是指货币与商品及劳务的相对关系。所以购买力的变动，不一定是由于货币本身的原因，商品和劳务的因素，同样也可以影响货币的购买力。研究中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的历史，专从货币下手是不够的，一定要研究各代的生产力和生产状况，以及对于生产运销的各种阻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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