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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三大体系之外，还有几种钱币可以归入三国时期。这就是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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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百钱种类很多，论钱文字体，有大篆、小篆和隶书。太字除隶书和另一种篆书作夳外，其余都作大。古时“大”“太”通用，原无足怪。也有作“世平百钱”的，古时“世”和“太”也相通，例如太子也称世子。论制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背面有曲折文和星点，星点是在穿孔的上面，但并不圆，也许不是星点〔52〕。因为背文大都漶漫，所以历代的钱币学家有时把曲折文看成水波文，有时说是龟背〔53〕，因而被归入压胜钱一类。但因数量比较多，应为正用品。这一类太平百钱比较厚重，有一种百字第一画向上弯，好像鹿角一样，称鹿角太平，重量在八公分以上。其他有轻到三公分以下的。世平百钱最大，但肉不厚，重约五公分八。另外一类是光背。钱文小篆，没有多大变化，但有篆成的，叫作篷篷太平。也有大字作的。光背钱大小轻重却种类很多，大样的每枚自三公分到四公分以上。次一号的自八公厘到一公分四。再小一号的有时作太平金百，每枚平均重约八公厘半。也有轻到五公厘半的。最小的一种只有四公厘半，同极小的直百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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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百钱的铸造者，前人已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最初自然是把它看作一种年号钱。因此说是孙亮所铸〔54〕。这在时代上，容易使人相信，因为太平百钱不会是刘备父子铸的，他们有直百五铢和直百，无须另铸太平百钱。也不能说是南北朝所铸的，因为东晋初年的旧钱中就有所谓“四文钱”，这“四文钱”应当就是南北朝时所谓的“太平四文钱”，也就是太平百钱。而且史书明明说四文钱是孙氏旧钱。孙亮的太平年号在停铸大泉之后九年。停铸大泉之后，按理应当铸造别的钱来流通。论制作，有些太平百钱的确近似吴钱。不过太平百钱的出土，以四川为最多，而且常和直百钱一起出土，鹿角太平同直百五铢有点相像，重量也几乎相等。光背的一种背面往往刻有阴文，这是蜀钱的标志。大概因此有人就说太平百钱是益州刺史赵廞所铸〔55〕。这一说同出土地点是符合的，但赵廞据成都自立在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1年初）十二月，次年正月就被杀，不可能铸造那么多太平百钱。太平百钱种类那样多，大大小小，必定是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的。又有人说，太平不是年号，而是大平百钱，即大可平百的意思，和大泉当千的意思差不多〔56〕。甚至有人说是孙权初年所铸〔57〕。这也是一种动听的说法。刘备铸钱在称帝以前，孙权却在称帝以后很久才铸大泉；不铸则已，一铸就是当五百的大钱，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空前的。纵使他曾用过王莽的大泉五十，中间也还差一个等级。中国人的习惯，在五十之后，总要经过一百，才到五百。所以把太平百钱的铸造，放在孙权的初期，是容易理解的。这样一来，孙权的币制是大泉五十、大平百钱、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等，如果大胆一点，索性把大平百钱读作大钱平百。史书不但说太平百钱是孙氏旧钱，而且在浙江临平有相当数量的出土〔58〕。近年在武昌任家湾（三国时的夏口）一古墓中，中样和小样的太平百钱同汉五铢、缺边五铢、直百五铢、货泉等一道出土，里面没有孙吴的大泉〔59〕。这就说明太平百钱的开铸是在孙吴嘉禾五年以前，大概是东汉末年。然而隶书的一种明明是太字，所以是太平，而不是大平。而且出土数量以四川为最多，特别是小样的太平百钱，在四川有成千上万的出土。钱背的阴文证明它是在四川流通的。在东吴流通过不等于是孙吴铸造的。于是又有人说是张鲁铸的〔60〕,把太平钱同太平道联系起来。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钱出在巴蜀，而张鲁却是在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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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百钱的分类应当以背面有没有曲折文为标准，不应以钱文书法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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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百钱，有一个问题必须先加以决定，否则无法解决，就是背文有曲折文的一种同光背的一种是不是同时同地铸造的，所谓同时同地是说同一个政权或集团所铸造的，当然不排斥有几年的先后，但不能有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先后。如果不同时，那么哪一种先铸。两种钱的制作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两者是同一政权或集团所铸的，那么就应当是厚重的在先，轻薄的在后，所以关键在于两者是不是属于同一政权或集团的问题。这一点现在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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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有曲折文的太平百钱，有可能不是在四川铸造的，因为背面没有发现刻有阴文的，而且制作近似吴钱。但不管它是哪里铸造的，它一定在四川有流通，而且流通相当多。实际上不仅在四川流通，在江东也有流通。光背的一种则可以肯定是四川铸的，因为四川有大量出土，和直百、定平一百等一起。而且大大小小都有刻阴文的。这种钱虽铸于四川，但流通自然不限于四川，晋灭蜀后，蜀钱自然会流到江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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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太平百钱如果都是四川铸造的，那么，就应当厚重的先铸，轻小的后铸，即使铸地不同，如果两者有联系的话，也应当是先有厚重的，后有轻小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太平百钱的铸造时期应在直百之前，因为小样的太平百钱常和小样的直百一起出土，没有听说大样的太平百钱同直百同时出土。有人说光背的是先铸的正用品，而有曲折文的是后代所铸的压胜钱。这一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背面的星点加上曲折文，的确不合乎中国钱币的传统。在制作上，也同光背的有鲜明的区别。然而压胜钱数量不应很多，而这种钱数量却相当多，而且多于光背。压胜钱的说法可以否定。后铸之说也没有确实的根据。星点和曲折文的一种，钱字金旁多作“”，有人说是晚出，但字并不能证明它的时代晚，除非我们能证明在铸造光背太平百钱的时候，还没有字的写法。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那就可能是：这种钱不是封建王朝所铸，而是民间团体所铸。封建王朝是保守的，民间则比较喜欢新鲜事物，太平百钱之有隶书一种也说明这一点。所以我推想这种钱的铸造同宗教有关，也可以说是宗教团体所铸造的或是以宗教为号召的民间团体所铸造的。这在汉末三国的时候只能是太平道或以太平道为号召的农民运动。其突出的代表就是黄巾起义。有人说，太平道是张角的宗教，而张角的势力只包括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四川不在内。提出这问题的人，显然是把当时的所谓五斗米道同太平道对立起来。实际上近代一般人都是这样做，以为这是汉末道教的两个不同的派别。但我认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同一东西，最多可以说是太平道里的一个宗派。史书明明说五斗米道的张修和太平道的张角的方法略同〔61〕，又说张鲁的办法和黄巾相似〔62〕。而且张修和张角是同一年起义的。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两者是同一东西么？本来所谓五斗米道的名称，乃是人家给他们起的，他们自己并不自称五斗米道。在黄巾被镇压以后，太平教徒也许不敢公开以太平道的名称来活动，所以张鲁等人对于五斗米道的称呼也不加以否认，后来又取得天师道的称呼。在汉末，他们之所以用米来支付，乃是因为汉中地区在当时被视为化外，氐羌等族的人很多，经济比较落后，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货币不大流通，并非对五斗米有什么崇拜。他们靠近曹魏，当时曹魏正是长期以谷帛为支付手段的。所以我认为背面有星点和曲折文的太平百钱是张修或张鲁一班人所铸的。背面的曲折文如果是水纹，那就更加好解释了，因为水是道教的三官之一，受到崇拜。四川无疑也有太平道的信徒，因为史书曾提到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马相等杀死益州刺史和巴郡太守，自号天子〔63〕。益州太平道的党徒仿铸太平百钱，是容易理解的。而且刘备于建安二十三年破夏侯渊之后，汉中已属于蜀汉版图，二十四年刘备自称为汉中王。那时大家或已不复关心太平二字的政治含义，而继续铸造太平百钱。这也许初铸的是世平百钱。由于太平两字是人民所爱好的，或则太平道人后来变了质，同统治阶级合作了，所以不是太平道的人也私铸太平百钱。益州所铸，应当多于汉中，因为益州的货币经济更加发达，甚至汉中的太平百钱也会流到益州去〔64〕。光背的一种肯定是在益州铸造的。而且和有内郭的蜀五铢同时，也许是刘焉刘璋的时候铸造的。至于那些极小的太平百钱，大概是在刘禅的时候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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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太平百钱不可能铸于直百五铢之前，如果四川已先有太平百钱，刘巴再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如何能平物价呢？这话似是而非。刘巴建议铸直百钱，同以前有没有直百钱没有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刘巴知道有太平百钱，才建议刘备也来仿铸。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在直百五铢开铸之后，还允许太平百钱的流通和铸造。当然初期的直百五铢不会同太平百钱一道流通，两者轻重不同，但直百五铢减重后就可以同时流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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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铢钱中，有些在穿孔上面或下面添铸一平字，钱币学家称之为平当五铢。看制作，近似东汉五铢而更薄率，如果不是特殊地区所铸，那就是时代比较晚些。平字的写法，同隶书太平百钱上的平字相同。也有在穿孔上下分铸太平二字的。这种钱可能同太平百钱有关系。或许起初太平道的党人私铸五铢时，偶然添铸一字或两字，后来因为进行政治或军事活动，乃铸造太平百钱。这也许是在董卓铸小钱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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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定平一百，这是中国钱币中最难解释的一种。只有小样的，最重的也不过一个多公分。所以它的开铸，必定晚于太平百钱，也比直百晚，大概铸于后主延熙初年。有人说不是定平，而是安平，并说安是省文，是成李雄在晏平年间（公元306—310年）所铸〔65〕。这是一种穿凿，正说明定平两字不好解释。所能肯定的是：它同小样太平百钱是同时同地的东西，因为它们一起出土。数量比直百和太平百钱少一些。如果它也是蜀汉政权所铸的，那就只能是纪念币的性质，或一种特殊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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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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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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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盛行黄金，为汉以后千多年间的定论。其实黄金在当时仍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在货币的各种职能中，黄金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几种职能，如果能证明它是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它就是十足的货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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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献中以金字来表示价值的事，并不稀奇〔66〕。固然金字不一定是指黄金，常常是指一斤黄金的价值，即一万钱，但这一点并不排斥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作为价值尺度本来就是一种观念上的事情。黄金作为支付手段，在两汉是最通行的，特别是在西汉，第一表现在帝王的赏赐上，第二表现在税捐上，即酎金的征收〔67〕，第三表现在赎罪费〔68〕上，第四表现在贿赂〔69〕上。作为宝藏手段也是黄金一种通行的职能〔70〕。汉代同外国贸易便是以黄金为世界货币〔71〕。但汉代不以黄金为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作购买手段时须先将黄金卖成铜钱才能交易或作别的开支〔72〕。史书所说王莽垮台的时候黄金一斤易粟一斛〔73〕的话，不能说是正常的交易。正由于不具备这一最基本的职能，所以汉代的黄金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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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盛行黄金的观念，大部分是建筑在帝王的赏赐上〔74〕。数目之大和支付次数之多，都只有在各帝王的赐予上才能看出来。单就《汉书》中所记载而有明确数目的赐金，就有九十万斤（见表2-2），合现代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三十八公斤〔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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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西汉各帝赐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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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汉惠帝曾赐视作厈土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见《汉书·惠帝纪》），确数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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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号是表示另有数目不确定的赐金没有计算在内，例如高后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见《高后纪》），据《汉书·外戚传》，侯王至少在十人以上，本书姑以十一人计。又如景帝遗诏赐吏二千石黄金二斤，也无从知其确数，表中只以二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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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赐予而作出西汉盛行黄金的结论，虽然不是完全不可靠，却是要打折扣的。因为金字在西汉，并不一定指黄金，有时只是一种价值的表示，即一斤等于一万钱。西汉赐金，书中有三种写法：第一种是“赐黄金若干斤”〔78〕，第二种是“赐金若干斤”〔79〕，第三种是“赐若干金”〔80〕。有人〔81〕说要指明黄金的地方才是真金，不说黄的便是一金给一万钱。根据这种标准来统计《汉书》中的赐金数字，则大部分的赐予，是付铜钱。因为在赐金总额中，指明为黄金的，约占百分之三十，称金若干斤的约占百分之十二，称若干金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实际上这种标准并不可靠。有时同一笔赐予，《史记》中称金，而《汉书》中称黄金〔82〕。甚至指明为黄金的地方，也不见得是用黄金支付，例如《王莽传》中“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这里明明讲的是黄金，而付的是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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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否认黄金的使用，因为有黄金和铜钱同时赏赐的例子，昭帝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曾赐广陵王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83〕。黄金用于赏赐，的确是作为支付手段的最重要的一种用途，因为汉代的赏赐有时是官吏的一种经常收入，可以看作俸禄的一部分。除赐予外，黄金作为支付手段还表现在各种对政府的支付上：西汉赎罪可以用黄金〔84〕；助祭费也常以黄金计算，即所谓酎金，每年叫诸侯列侯根据其管辖人民的数目进奉黄金，每千人奉金四两，不满千人而在五百人以上的也要四两，如金少或成色不好，王则削县，侯则免国〔85〕。这也可以说是西汉政府黄金的一个来源。而且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曾颁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86〕。这明明是官方承认黄金的货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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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黄金，使用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当时的金价如果每斤以一万钱计算，即库平一两合一千二百一十几文，的确便宜。但当时米价，若以七十文一石来计算，要卖百多石才能换得黄金一斤。一般人民获得黄金的机会恐怕不多。在战国期间，一家五口，耕百亩田，每年可以收得一百五十石粟。到了汉朝，人口增加〔87〕，土地更集中化，就算有新地的开垦，每家仍以百亩计，收入不变，自己一家一年要吃九十石，剩下的卖钱不过六千文，再除去田赋〔88〕、口赋，所剩已不多，能够应付一年内的日常开支而不负债，已算侥幸。西汉黄金动不动论斤，一般人民，哪里用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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