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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初年，国库大有积余，除了开支减少之外，主要原因大概是钱币铸造得多。遗留下来的西汉五铢中，要以宣帝五铢为最多。出土的钱范也以宣帝时的为最多，差不多所有宣帝的年号都有钱范遗留下来。元帝时的米价大概要高于宣帝时三四倍。这由当时官俸的折算上可以看出来。西汉俸禄以谷石为标准，但有时一部分或全部依时价折合发钱，宣帝时百石的小官月俸六百〔181〕，如果百石以每月十六斛谷计算，则每斛谷只合三十七八文。元帝时八百石月俸九千二百，后来二千石月俸一万二千〔182〕，所以一斛谷约可合到一百一十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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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时的一般谷价，没有可靠的资料，若以贡禹的官俸来折算，似乎每斛合得一百文左右。因为他任谏大夫的时候，秩八百石，俸钱九千二百。八百石〔183〕的官每月以多少谷计算，没有记载，东汉建武制没有八百石秩，只有六百石秩，六百石每月为六十斛，西汉高级官吏的俸额高于东汉，所以八百石的俸额应不低于每月八十五斛，则每斛合得一百零八文。后来任光禄大夫的时候，秩二千石，俸钱万二千，二千石的官每月若以一百二十斛谷计算，则每斛合得一百文。又有人说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月六万，御史大夫俸钱月四万〔184〕。这大概是成帝或哀帝时的事。成帝时何武请建三公官，哀帝时实行以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三公为万石，每月应有四百斛到五百斛，则每斛合得一百三四十文。御史大夫为上卿，每月应为三百斛到三百五十斛，每斛合得一百二三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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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莽时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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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自武帝以后，币制的稳定性逐渐削弱。元帝即位时，虽然国库积余八十多万万〔185〕，但粮价已有上涨的趋势。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谷价一度涨到每石三百多钱。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也曾涨到两百多钱一石，边郡和关中甚至卖到四五百钱一石〔186〕。末年对西羌有军事行动，只因国库尚丰裕，没有发生危机〔187〕。然而平年谷价每石已涨到一百钱以上，比昭帝和宣帝时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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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虽然还有减税的事〔188〕，但国内水旱为灾，社会治安渐坏，物价可能上涨。哀帝时（公元前6—前1年）平时谷价每石大概要一百七十文〔189〕。平帝即位（公元1年），大权便落到王莽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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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王莽实行通货贬值之前，我们可以总括一下西汉末年的货币流通情况。史书说，自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中，一百二十年间，总共铸了二百八十亿万余枚五铢钱〔190〕，所谓亿万，如果当作万万看，则每年平均铸造二亿三千万枚以上。在西汉末年，无疑还有许多私铸和半两钱在流通。即使我们把私铸和半两钱除外，或作为退藏的货币，也还有价值二百八十万斤或七十一万六千八百公斤黄金的货币在流通，当时还有约七十万斤的黄金，也发挥货币的某些职能。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这个数目充分说明当时货币经济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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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对内想建立他自己的王朝，对外想要扩张成一个大帝国。然而要实现这样大的野心，是要很大的本钱的。他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必得笼络人心。在平帝的时候，他建立高级官吏的退休金制度，提倡教育，优待学者。这些自然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他甚至捐献自己的田财。然而政权既然掌握在他的手中，自己捐献田财，还不是给自己用，并且他还借此以动员其他官吏来捐献财产。这些财产自然是不够用的，所以他就对人民进行掠夺。这是他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实行第一次改革币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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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币制改革中，王莽发行三种新的货币，第一是大泉五十，第二是栔刀五百，第三是一刀平五千，普通称为错刀或金错刀。大泉重十二铢，等于当时流通的五铢钱的二点四倍，但作价等于五铢的五十倍，等于贬值成二十分之一以下。这种钱的作用在于剥削小生产者的物资和劳动。栔刀重十六七公分，一枚当五铢钱五百枚，等于贬值成一百二三十分之一。错刀连所嵌错的一点点黄金在内，重二十八九公分，一枚当五铢钱五千枚，等于贬值成七百一十分之一以下（不计黄金）。这两种钱的作用，在于掠夺当时的中产人家和富家，主要是用来搜括全国的黄金，因为当时的金价是一斤万钱，两枚错刀或二十枚栔刀就可以收兑黄金一斤。与此同时，王莽还禁止人民私有黄金，这实际上就是宣布黄金国有，后来连代价也不给，所以两种刀币遗留下来的并不怎样多。王莽死后，宫中有六七十万斤黄金〔191〕，大部分恐怕是在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时候搜括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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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于这样一种掠夺是有反抗的，他们拒用新币，继续使用五铢，当时五铢还是合法的。王莽还没有想到禁用五铢的办法。然而他很快就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建国改元后（公元9年），就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止五铢和刀钱，改用大小泉，小泉是新发行的，重一铢，代替五铢。同时禁止人民挟带铜、炭，以防私铸。这第二次币制改革只能看作是第一次的继续或补充。刀币之所以废止，大概由于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国内的黄金已集中到国库去了。然而人民还是继续抵抗，他们不接受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来交易〔192〕，并且扬言大泉马上要废止。王莽于是定下很严酷的处罚办法：凡是使用五铢钱的，便放逐到边疆去。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人民至涕泣于市道”，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因私铸而定罪不可胜数〔193〕。人民既然无法自行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只得从事私铸谋生。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同统治阶级在货币制度上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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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称帝的第二年（公元10年），又实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实行那种极端繁杂的宝货币。这一次币制改革，作为一次货币贬值，并没有第一次币制改革那样严重；但是和第二次币制改革比起来，就可以说是进一步贬值了。贬值的重心在于布货体系，因为泉货的作价同以前的大小泉一样，只是在中间添了几个等级。布货的作价就高了，如果以小泉为标准，则小布重量等于小泉的十五倍，作价则等于小泉的一百倍；大布重量等于小泉的二十四倍，作价则等于小泉的一千倍。以二十四枚小泉的铜铸一枚大布，可以作一千枚小泉用，铸利在四十倍以上。这种铸利比第二次币制改革时要大十倍，通过这第三次币制改革所实行的货币贬值，比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贬值要大十倍；人民在第三次币制改革后所受到的掠夺等于第二次币制改革的十倍。所以在十种布币中，以大布铸造得最多，其他九种布都是少见的，比金错刀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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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王莽要实行这次新的掠夺呢？不是为搜括黄金，因为黄金已被搜括尽了。不是为进行战争，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可言。我们只能说，这是作为进行对外战争的准备措施而实行的。王莽在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前一年，已经向各族的统治者收回刘汉政权所颁发的印绶，改颁新朝的印绶，并且降低他们的级位，宁愿把从人民手中所掠夺得来的黄金赏赐给他们，作为代价。但匈奴等族进行反抗。王莽大概就实行这次币制改革来进一步掠夺国内人民的物资以进行马上要到来的对外战争。就在改革后的一年（公元11年），他发兵三十万，备三百日粮，分十路进攻匈奴。史称“赋敛民财什取五”，可见剥削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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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于这种进攻，还是继续抵抗。王莽就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钱，五家连坐。另外仍然极力推行布币。人民出入，必须携带布币，才能通行，不带布币的，“厨传勿舍，关津苛留”〔194〕，甚至公卿进宫，也要带布币才能通行。不过布币虽然强制通行，物价却不能使其不上涨。史书也说谷常贵。财政开支有增无已，于是所谓“盗贼”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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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实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改铸货泉和货布。贷泉重五铢，值一，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这次改制，可以说有相当的成绩，因为货泉和五铢的重量相等，差不多等于恢复了五铢，而货布贬值程度也比较轻微。所以这一次改制的目的在于稳定币制，挽回人心。实际上这算是王莽治下最成功的货币，流通时间最久，遗留下来的也多。但因其他方面失却人心，而且几年后，匈奴又侵寇，至募囚徒和奴隶来作战，国内陷于混乱，“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195〕。当时的米价，每石自二千〔196〕到一万〔197〕，甚至有时用黄金来交换，黄金一斤易粟一斛〔198〕，或一斗〔199〕或二升〔200〕，就是照官价折算起来，每石粟也合得一万钱到几十万钱。不过那时恐怕已不是货币贬值的问题，而是物资缺乏的问题。因为当时民间一定已不用王莽的大额货币，而用旧日的五铢钱和王莽的货泉。货泉可能有减重的现象，但比起大额货币来，已不能算是严重的贬值了。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发行的是五铢钱，但刘秀反而不用五铢，而用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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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死后，货币流通大概是很混乱的，许多地方，杂用布帛金粟。四川的公孙述则废铜钱，用铁钱，这是货币贬值。大概人民不满意这种铁钱，所以才产生“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这不过是当时反对公孙述的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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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汉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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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汉以来，关于货币购买力的资料，没有像东汉那样缺乏了。但我们可以总的说一句，除了汉末董卓的一次以外，没有大规模的贬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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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武的三十几年间，是稳定币值的时期，这种稳定工作，不是在于货币方面，而在于物资方面。人民只要拒用王莽的大额货币，改用小平钱，货币方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只因多年的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有钱买不到东西，所以物价很高。要稳定币值，必定要从节约消费和增加生产着手。光武政权在生产方面做了些工作。首先，一些地方官吏推广了先进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如铁犁和牛耕等。其次，他减轻了一些农民的负担，这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基本条件，虽然每年的赋钱有四十余万万〔201〕，不能算少，但比起王莽的时候来，大概要轻得多。在王莽的时候，农民正是由于负担重，无以自存，才弃田起义的。最后，他也讲求营田殖谷，用赦免的犯人去实边，将一些逃亡的农民送回本土。这些都是增加生产的措施。另外，他厉行节约，不尚边功，这就减少一些浪费。两方面都有助于稳定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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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的时候，就看到成效了。他即位后第五年（公元62年）粟价每石只要二十钱〔202〕，低到西汉文景时的水平。永平十年和十二年只要三十钱〔203〕。史书说是“百姓殷富”，“牛羊被野”〔204〕。这是连年丰收的结果，但丰收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永平十六年曾派军远征匈奴，十八年汉军在西域还受到匈奴的攻击，而且战败，这对币制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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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的时候，物价就有波动，张林说是货币太多，主张封钱勿出。可见明帝末年的用兵，一方面消耗了许多物资，另一方面必定增加了许多货币。当时虽然没有大战，但班超在西域的经营，得到章帝政府的支持，开支难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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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即位后（永元元年，即公元89年），又几次派兵进攻北匈奴，匈奴大败，乃西迁，从此匈奴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大敌了。但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开支增加，财政一定更加困难，使货币稳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削弱。根据延平年间的官俸制度，当时的粟价每石约合一百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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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了。这主要是由于对西羌的战争。史书说是“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又说“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所以永初二年（公元108年）米谷踊贵〔205〕。四年谷价每石曾涨到一万多钱。大概国库空虚，所以政府欠债几十亿〔206〕。然而这才是一个开始，因为对西羌的战争，延续了十四年之久，战费总共用去二百四十几亿，差不多等于西汉一百三十年间铸钱的总数。每年合十七亿以上，当时人口以五千六百万人计，每人摊得三十文。东汉五铢中那些轻薄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铸的。我们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铸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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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到冲帝时（公元145年），又有六七年的战争，战费八十几亿〔207〕。到了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段颎提出五十四亿的军费预算，保证于两年半内平定西羌〔208〕，结果花了四十四亿就把西羌平定了，但东汉的经济基础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有人建议铸大钱，因刘陶反对没有实行〔209〕，但可能有铁钱的铸造，铁钱二枚当铜钱一枚〔210〕。虽然没有铸大钱，却产生了省陌制，所谓省陌或省钱是名为一百，实付时打折扣的意思。灵帝光和七年樊利家买地铅券上有“钱千无五十”的话。中平五年的房桃枝买地铅券上也有同样的规定。这是物价上涨铜钱显得不够的关系。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实行卖官，公千万，卿五百万〔211〕。四年，征发马匹，每匹二百万钱〔212〕。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连年饥荒，谷价一斛要六七百钱〔213〕，引起各地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巾党人以三四十万人同日起事，使国内陷于混战。灵帝所发行的四出五铢也许不是作为小平钱使用。东汉的物价，比起西汉来，一定要高得多。这点从东汉货币流通范围的缩小以及流通数量的增加可以推想出来。关于货币流通范围的缩小，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由于布帛代替了一部分货币的职能。关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汉五铢的数量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上面的财政开支数字上看出来。西汉所铸的两百八十亿万余枚五铢钱，在东汉的时候，大部分应当还在流通，此外还要加上东汉所铸的五铢，这种五铢数量也是很多的。安帝以后六十几年的对西羌战争，对物资的耗费一定很大，虽然税收也会增加，汉末的口税甚至使得人民养不起小孩子〔214〕，但一定有许多人从事私铸。物价不上涨，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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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汉的一次严重的货币减重是在献帝的时候。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术、曹操起兵，董卓挟献帝入长安，销镕五铢钱，改铸小钱。小钱的重量和数量，史书都没有记载。而且在钱币学上，也还不能确定哪一种钱是董卓的小钱。姑以减成五分之一计算，则单是将五铢钱销镕改铸，就可以使货币数量增加几倍。具体数字，不得而知。西汉末年，共铸五铢两百八十亿，私铸不在内，东汉另有铸造。假定在董卓时全国货币流通数为三百亿枚，共中五十分之一为董卓所销镕，即可铸小钱三十亿枚。此外还把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钟、飞廉、铜马之属，都用来铸钱〔215〕，其中秦始皇的十二个金人便可以铸造五亿到十亿，因为这些金人，有人说是每个重千石，有人说是每个重二十四万斤〔216〕。有人说董卓只以十个金人铸钱，也有人说是九个〔217〕，就算以九个金人来铸钱，也当有三四亿到七八亿。加上其他铜器，当有四五十亿枚。而流通范围大概只限于长安洛阳一带，其他地区继续使用五铢钱。所以正当董卓的辖区内实行货币减重的时候，刘虞所据的幽州，每石谷只要三十个钱〔218〕。别的地方，也可能有通货贬值的事，例如铸造大钱，那里的物价就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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