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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的时候，就看到成效了。他即位后第五年（公元62年）粟价每石只要二十钱〔202〕，低到西汉文景时的水平。永平十年和十二年只要三十钱〔203〕。史书说是“百姓殷富”，“牛羊被野”〔204〕。这是连年丰收的结果，但丰收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永平十六年曾派军远征匈奴，十八年汉军在西域还受到匈奴的攻击，而且战败，这对币制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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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的时候，物价就有波动，张林说是货币太多，主张封钱勿出。可见明帝末年的用兵，一方面消耗了许多物资，另一方面必定增加了许多货币。当时虽然没有大战，但班超在西域的经营，得到章帝政府的支持，开支难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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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即位后（永元元年，即公元89年），又几次派兵进攻北匈奴，匈奴大败，乃西迁，从此匈奴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大敌了。但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开支增加，财政一定更加困难，使货币稳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削弱。根据延平年间的官俸制度，当时的粟价每石约合一百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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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了。这主要是由于对西羌的战争。史书说是“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又说“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所以永初二年（公元108年）米谷踊贵〔205〕。四年谷价每石曾涨到一万多钱。大概国库空虚，所以政府欠债几十亿〔206〕。然而这才是一个开始，因为对西羌的战争，延续了十四年之久，战费总共用去二百四十几亿，差不多等于西汉一百三十年间铸钱的总数。每年合十七亿以上，当时人口以五千六百万人计，每人摊得三十文。东汉五铢中那些轻薄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铸的。我们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铸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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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到冲帝时（公元145年），又有六七年的战争，战费八十几亿〔207〕。到了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段颎提出五十四亿的军费预算，保证于两年半内平定西羌〔208〕，结果花了四十四亿就把西羌平定了，但东汉的经济基础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有人建议铸大钱，因刘陶反对没有实行〔209〕，但可能有铁钱的铸造，铁钱二枚当铜钱一枚〔210〕。虽然没有铸大钱，却产生了省陌制，所谓省陌或省钱是名为一百，实付时打折扣的意思。灵帝光和七年樊利家买地铅券上有“钱千无五十”的话。中平五年的房桃枝买地铅券上也有同样的规定。这是物价上涨铜钱显得不够的关系。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实行卖官，公千万，卿五百万〔211〕。四年，征发马匹，每匹二百万钱〔212〕。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连年饥荒，谷价一斛要六七百钱〔213〕，引起各地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巾党人以三四十万人同日起事，使国内陷于混战。灵帝所发行的四出五铢也许不是作为小平钱使用。东汉的物价，比起西汉来，一定要高得多。这点从东汉货币流通范围的缩小以及流通数量的增加可以推想出来。关于货币流通范围的缩小，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由于布帛代替了一部分货币的职能。关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汉五铢的数量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上面的财政开支数字上看出来。西汉所铸的两百八十亿万余枚五铢钱，在东汉的时候，大部分应当还在流通，此外还要加上东汉所铸的五铢，这种五铢数量也是很多的。安帝以后六十几年的对西羌战争，对物资的耗费一定很大，虽然税收也会增加，汉末的口税甚至使得人民养不起小孩子〔214〕，但一定有许多人从事私铸。物价不上涨，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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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汉的一次严重的货币减重是在献帝的时候。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术、曹操起兵，董卓挟献帝入长安，销镕五铢钱，改铸小钱。小钱的重量和数量，史书都没有记载。而且在钱币学上，也还不能确定哪一种钱是董卓的小钱。姑以减成五分之一计算，则单是将五铢钱销镕改铸，就可以使货币数量增加几倍。具体数字，不得而知。西汉末年，共铸五铢两百八十亿，私铸不在内，东汉另有铸造。假定在董卓时全国货币流通数为三百亿枚，共中五十分之一为董卓所销镕，即可铸小钱三十亿枚。此外还把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钟、飞廉、铜马之属，都用来铸钱〔215〕，其中秦始皇的十二个金人便可以铸造五亿到十亿，因为这些金人，有人说是每个重千石，有人说是每个重二十四万斤〔216〕。有人说董卓只以十个金人铸钱，也有人说是九个〔217〕，就算以九个金人来铸钱，也当有三四亿到七八亿。加上其他铜器，当有四五十亿枚。而流通范围大概只限于长安洛阳一带，其他地区继续使用五铢钱。所以正当董卓的辖区内实行货币减重的时候，刘虞所据的幽州，每石谷只要三十个钱〔218〕。别的地方，也可能有通货贬值的事，例如铸造大钱，那里的物价就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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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行的货币能够充分发挥宝藏手段的职能，则发行数量增加也不大要紧，因为流通所不需要的部分，会退出流通，被人宝藏起来，这样它们对于物价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董卓所铸的小钱，不合正常钱币的标准，不但重量太轻，而且轮郭不齐，文字不明，甚至可能没有文字，人民晓得将来是不能流通的，谁肯将它宝藏起来呢？所以政府拼命铸造，用来向人民征用物资和劳务，人民也一定尽可能快地用来购买物资，以保存价值，这就使得物价上涨的程度必然会超过减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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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贬值后的物价，各书记载不一致。《后汉书》说是一石谷值几万钱〔219〕，《三国志》说是一斛谷值几十万〔220〕，《晋书》则说谷价涨到每斛几百万〔221〕。我们与其考证几说中以哪一说为正确，不如承认各种说法都正确，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情况。由于生产锐减，就是黄金的购买力也是下跌的。洛阳方面有童谣说：“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江淮间也有童谣说：“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于黄金。”〔222〕因为当时情形是货币贬值和物资缺乏结合在一起，不能单从货币方面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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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的谷价，不管是一斛几万或几百万，若折算成铜，都使人难以置信。小钱每枚以一铢计算，几万枚就是一百多斤，虽然这是东汉的斤，但斛也是汉斛，若折合成公石和公斤，每斛谷作半斛米，则每公石合得三百三十六公斤铜，货币的重量大于商品许多倍。料想当时不是一斛一斛买，而是从小额买卖中折算出来的，而且最贵的价格只是个别的例子，主要是缺粮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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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似乎以为董卓发行小钱引起物价腾贵之后，货币就不通行了〔223〕。但董卓死后，长安士女们“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224〕。这是初平三四年（公元192—193年）间的事，难道这不是用钱的明证么？史书又载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郭汜战于长安，城中谷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225〕。更是小钱流通的明证。建安二年，都中米价一斛，又到二万钱〔226〕。可见还在用钱。而且大概还在用小钱，因为只要不正式废止小钱，人民就不会用五铢钱来同小钱平价流通。除非五铢钱成为一个独立的价格标准。所以曹操做丞相后废止小钱，恢复五铢〔227〕。那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夏天的事。有些史家说到曹丕手中才恢复五铢。无论如何，曹操的时候，恢复五铢的事是有人主张过的，荀悦就是主张恢复五铢的。当时对于货币问题似乎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有些人反对恢复五铢，其中有些是实物论者，也有些因为长安五铢不多，恢复有实际困难。有些人主张把民间所藏的五铢收集起来运到京师，然后恢复。另外有人主张改铸四铢。荀悦都加以反对〔228〕。当时长安洛阳一带的五铢，多被董卓销镕，除非用董卓的小钱来改铸，否则要恢复的确有困难。反对的人正是以此为理由。他们说，如果恢复，一定会使外地的人用钱来收买京师的商品。荀悦以为如果五铢不多，政府可以补铸。其实那时，曹操不仅占有河南，而且取得了河北袁绍的冀、并、幽、青四州。只要宣布恢复使用，则别处的五铢自然会流到京畿一带来，再加上用小钱改铸，应当可以应付一下。荀悦的主张在当时是合理的，论理曹操会采纳他的建议。至于是否曾补铸造五铢，那就无法知道了。总之，在曹操恢复五铢之后，由于久不铸钱，货币数量不多，所以谷价不断下跌〔229〕。董卓的小钱问题，至此告一结束。司马芝说，建安中天下仓库充实，百姓殷足〔230〕。这就替曹魏的货币制度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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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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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汉物价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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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献中关于谷粟等价格的记载，多是特殊价格，不是正常价格。两汉的正常价格只有三数种资料可作依据，第一是《九章算术》，第二是《居延汉简》，第三是官俸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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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可以看作是张苍所手订的〔231〕，可能有以后的资料掺入。一般说来，其中的物价是秦汉间的物价，但不是秦汉之交货币贬值时的物价，而是秦代或汉初的正常物价，也就是说，那些物价是以秦半两或至少是以八铢半两计算的物价。因此比较低。特别是粮价。粟每斛自十钱到二十钱，麻一斛七十钱，麦一斛四十钱，菽（大豆）一斛三十钱，荅（小豆）一斛五十钱，黍一斛六十钱。这些价格恐怕主要还是秦国的价格。因为粟价比李悝所谈的粟价还要低。而和《管子》一书中所提的每石自十钱到二十钱的最低价格相同。李悝的粟价大概是以小布计算，而这里的粟价是以秦半两计算，秦半两比小布重，就是八铢半两，大样的也在八公分以上，含铜量多于小布。以秦半两或八铢半两计算的物价应当低。《九章算术》中有两种金价，一种是一斤六千二百五十钱，另一种是一斤九千八百钱。前一种金价大概是秦的金价，或以八铢半两计算的金价。若以这金价为标准，则麦价每公石〔232〕值得黄金三公分六〔233〕。金银比价若以一比五计，则值得白银十八公分。当时罗马的小麦价格每公石值白银五十公分〔234〕，合黄金四公分二。所以用黄金计算的麦价，中国和罗马比较接近，以白银计算则中国比罗马低得多。当时中国用黄金比用白银多，而罗马则以白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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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中的畜价也比较低。马价每匹为五千四五百钱，牛价自一千二百到三千七八百，羊价自一百五十到五百，猪价三百，犬价一百到一百二十，鸡价自二十三钱到七十钱。其中牛羊和鸡的价格贵贱相差几倍，可能是大小不同，也可能时间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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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缣价大约四百钱一匹〔235〕，素价加倍，八百一匹。《九章算术》中的缣素价格和这很接近。缣一丈有一百一十八钱多和一百二十八钱，一匹是四丈，约合五百钱。素一匹为六百二十五钱，布一匹自一百二十五到二百四十五钱，丝一斤自六七十钱到两三百钱。这些价格似乎比上面的粮价要晚一点，大概是以四铢半两或五铢计算的价格，和万钱一斤的金价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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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所包括的时代是武帝以后到东汉初年。主要是昭帝和宣帝时的资料。货币单位大体上相同，但物价前后也有差别。粟价每石自八十五钱到一百九十五钱，谷价每石三十五钱，大麦每石一百一十，小麦每石九十，黍每石一百五十。比起《九章算术》中的价格来，有显著的提高。这不一定是货币购买力的降低，可能是由于地区的不同。居延离中原比较远，粮价大概比较高。这时金价每斤应为万钱，小麦每公石值黄金八公分，合白银四十公分，罗马麦价不变，但货币单位减重了，所以中国麦价以黄金计算高于罗马，以白银计算则同罗马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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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价却比较低，马一匹四千到五千五百，牛二千五百到三千，羊九百到一千。除羊价高于《九章算术》中的数字外，马和牛的价格几乎和《九章算术》中的价格完全相同。这也是由于地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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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料价格大概和西汉的正常价格接近。白素一匹自八百到一千，帛一匹三百二十五到八百，八梭布一匹自二百二十到二百九十。同《九章算术》中的价格比起来也差不多，可见绢帛价格因为出口关系，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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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价格在《九章算术》中每亩恶田约七十钱，善田每亩三百钱〔236〕。武帝时每亩约一千五百钱〔237〕。《居延汉简》中每亩一百。这三种价格说明田地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可是在偏僻的河西，地价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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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粮价本来应当可以根据官俸的折发上看出来。两汉的官俸按等级以谷粟为标准，西汉时一部或全部用钱支付，东汉则固定为半钱半谷或半钱半粟。如果我们知道以谷粟表示的俸额和折发的钱数，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粮价。可惜我们并没有那些资料，特别是关于西汉，连官俸的标准也不知道。《前汉书·百官公卿表》下颜师古所注〔238〕的俸制，大概是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所改定的俸制〔239〕。西汉的俸制经过几次更动调整，但大体上千石以上的应当高于建武制，六百石以下的低于建武制〔240〕。根据这一原则，也许可以探索一下西汉的俸制，至少是元帝前后的俸制。《前汉书·外戚传》中就叙述到当时宫女的等级，并同当时的官爵进行了比较。这些官位同颜师古所列举的级别比较，多丞相、上卿和八百石等级。汉简中也有一些关于官俸的资料，主要是低级官吏的官俸。但也不尽相符，大概时间有先后，而俸钱随粮价调整。有一简记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百石的俸钱每月七百二十文。百石在东汉为每月十六斛，西汉若以十四斛计，则每斛谷合得五十一文，每公石米合得两百四十八文。这是昭帝时的价格。此外斗食每月钱九千，而侯史则有六百、六百七十和九百三种，侯史应当是斗食秩〔241〕。斗食按照东汉建武制是每月十一斛，西汉若以十斛计，则每斛谷合得自六十钱到九十钱，每公石米合得自三百四十二文到四百二十二文。另有二百石塞尉一人，每月俸钱二千，二百石东汉每月为三十斛，西汉以二十七斛计，则每斛合得七十四文，一公石米合得二百五十九文。这也可以看作是昭宣时的米价。大概昭帝时的米价是每公石二三百钱，宣帝时每公石为三四百文。贡禹在元帝时任谏大夫，正是八百石，他每月实际领到的俸钱是九千二百，如果是根据八十五斛谷折算出来的，那么，一斛谷就合得一百零八文。后来他升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每月一万二千，西汉的二千石应和东汉的比二千石差不多，但俸数应当高于东汉的比二千石，若以每月一百二十斛谷计，则一斛谷合得一百钱，这就是元帝时的谷价。所谓谷，恐怕不是稻谷，而是粟，粟是两汉的主要粮食。若以一斛粟作六斗米计，每公石米合得四百八十七文。此外如淳说，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每月六万，御史大夫四万〔242〕。丞相应当是万石秩，东汉时为三百五十斛，西汉要高些，大概自四百到五百斛，每斛合得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御史大夫是副相，或上卿，每月大概自三百到三百五十斛，每斛合得一百一十四到一百三十三。这可以看作是成帝哀帝时的谷价。折成米，每公石合得六七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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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粮价，可以根据延平年间的官俸制度推算出来。延平制是半钱半米〔243〕，这米大概是粟米。合得稻米五六斗〔244〕。因为有俸额，又有钱数，所以很容易算出米的价格来。这价格平均是一百五十文一石〔245〕。但由于东汉的石小于西汉的石，必须化算一下才能比较。东汉米每石一百五十文，每公石合得七百六十文。和西汉末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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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粮价，来比较一下西汉和东汉官吏的收入。不过东汉延平制中没有万石一级，只能比较中二千石以下的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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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结果，可以知道，三个时期，以西汉为最高，东汉建武制最低，延平制又稍有提高（见表2-3）。西汉和东汉都有万石秩，西汉的万石大官每月约可拿到九十公石米，东汉建武时的万石每月只能拿到四十公石米，而且西汉时有经常的赏赐，所以官吏的收入总额要超过正俸。否则斗食和百石的小官，收入还比不上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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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两汉官吏月俸比较表〔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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