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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汉劳动人民的收入，资料也很缺乏。根据晁错的话，则文景时一个五口的农家，全年收入为百石粟〔247〕，这是两个人的劳动报酬，还要扣除各种租税，田赋以三十取一计，算赋和口钱全家以三大二小计算，以四百文计，粟价每石以五十文计，则全家一年的净收入只有八十八石六斗八升粟，合得三十公石，由两人分摊，一人只摊到十五公石，一个月只摊到一公石二斗多。这还是指自耕农，如果是耕别人的田，一半或一半以上归地主，则一人每月还得不到半公石的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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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农业的劳动人民的收入，那就随工作的情形而有不同。《九章算术》提到两种工钱，一种是佣价一日一钱到十钱，一般为每日五钱〔248〕，一个月为一百五十钱。另一为一年二千五百〔249〕，每月合得二百零八钱。如果以十五钱一斛的粟价来折算，则每月的收入为十斛到十四斛，合得三公石四到四公石七。若照书中的换算率换成稻麦，则合大米二公石到二公石八斗，或小麦三公石到四公石二。如果以四十钱一斛的麦价计算，则每月的收入为一公石二斗八升到一公石四斗四升的小麦。此外如淳提到顾更钱每月二千〔250〕，又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251〕。又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受过徒刑的女工的代役钱是每月三百〔252〕。汉简中也有一月三百的就（僦）钱记录。顾更钱相当于兵饷，即使以元帝时的粟价为标准，每月也合得二十斛，或六公石八。折成大米，就有四公石零四升。米麦比价若以一比一点五计，那么合得六公石一斗二小麦。不过这数字假设性很大。三百文一月的工钱，在宣帝时也可以买到一公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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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帝时，一个仆从的收入是每月一千钱，另加伙食，约合三斛粟〔253〕，值五百文，每月总收入约为一千五百钱，或九斛粟，约合一公石七斗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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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方世界劳动人民的收入并不比中国高。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罗马一带的自由人的工钱是每天四分之三到一个德纳留斯，每德纳留斯可以买到一罗马斗（modius）的小麦，换算一下，每月合得小麦二公石到三公石半。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工钱。兵饷每月只合得一公石二斗。埃及的工钱以货币计算只合得罗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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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国民财富，若以货币计算，则中等人家是十万钱〔255〕。家赀不满十万的就可算中下家庭，有时可受到免租的待遇〔256〕。如果不满千钱，那就算贫家，而成为救济的对象了〔257〕。至于富家那就没有限制了。百万可以算是富家，千万也是富家。不过这些数字大概是指货币财富，不包括其他财产。贡禹在升任光禄大夫后，说过他以前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卖田百亩，以供车马。百亩田就不止万钱，何况看他的口气，不止是一个百亩田的地主。班固提到元帝时国库的充裕时说，当时外戚中家赀千万者还少，所以钱集中在国库。可见所谓家赀是指货币。若论全部家产，则董贤的家财就值得四十三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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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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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国时期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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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一定是波动得很厉害的，然而没有物价数字遗留下来，只能根据当时货币贬值的情形来作一些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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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中，曹魏的经济是比较稳定的。但也不是没有货币问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就任丞相时，承继了董卓乱后的一个残破的局面：货币制度已经崩溃，生产也必定萎缩，人民过着实物经济的生活，以谷帛为交换手段，至少在京洛一带是这样。前一年曾北征乌丸，或许已感到实物经济的不方便，需要用钱。这一年打算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和孙权，筹备工作更是要用货币，所以恢复了五铢的使用。赤壁之战，曹操动用了八十三万大军，不但曹操方面没有发生通货贬值的事，连孙权和刘备方面也不曾听说有什么货币方面的措施。大概在那次大战中，双方只是把现成的物资消耗了就结束，战争没有持续很久。后来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对曹操政权下的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即刘备称帝的那一年，蜀汉的货币又已减重。曹丕于十月再停用五铢。史书说是因为谷贵。然而历史上谷贵的时候很多，因谷贵而废止货币却少见。情况一定不是那样简单。当时从曹魏内部来看，货币数量一定不多，除非有私铸小钱，否则谷贵应当是由于天灾。从外部来看，当时蜀汉不但使用当百钱，而且这当百钱大概也已减重。如果魏蜀之间交通方便，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曹魏的五铢应当流向巴蜀，使曹魏境内的货币数量更加减少，物价只有下跌。不过当时两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并不密切，而且两国谅必各有各的价格体系，所以在货币上不致互相影响。停用货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天灾使粮食缺乏而价格上涨，货币数量又不够，因而回复实物经济。这样过了六年。其间蜀汉的货币谅已继续贬值。到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又铸造五铢钱。再用钱币据说是由于民间作伪：把谷弄湿了，使其重，把绢织薄了，使其广。这就说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也可以贬值。也有人说，曹魏久不用钱，积累了巨万的钱币，所以恢复用钱〔258〕。但改铸五铢的事也是符合曹叡的政策的。史称曹氏几代，以曹叡最为奢侈。即使一个封建统治者也不能在实物经济的条件下来安排他的奢侈生活，必须要借助于货币。但更铸五铢并不等于贬值，所以不一定是受了吴蜀的影响。大概由于蜀汉有重山之阻，孙吴也有三山之隔，钱币方面没有什么冲击。后来吴蜀的货币继续贬值，没有见到曹魏采取什么措施。实际上，史书说：自明帝改定五铢钱后，到晋代还通用。曹魏币制之所以比较稳定，有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屯田和积谷的办法。曹操晓得“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所以极力提倡屯田。破黄巾之后，就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赤壁战后，曹操退守北方，不再轻举妄动。曹丕曹叡大体上能继行这种政策。曹芳时，采用邓艾开凿运河的计划，讲究水利，每年得五百万斛。因而币制没有动摇。而且当时虽已恢复使用货币，实物经济的成分还是浓厚，收入靠租谷，抚恤赈济也用谷。曹芳即位的时候，用御府的金银杂物百五十种、一千八百多斤，销镕以为军用〔259〕，而不是用钱。钱币只见于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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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吴两国的情形就不同了。四川在汉末割据的时候，大概使用刘璋的五铢，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或太平百钱。所以诸葛亮说：“益州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后来又向巴蜀发展，一定感到财政上的困难。有人说，刘备在荆州时，粟与金同价〔260〕。他在攻打刘璋的时候，恐怕连军饷也发不出，所以才向士兵约定：城破时，府库的钱财由士兵们分享。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攻入成都，果然士兵们抛弃武器而取钱财，这对于刘备的政治野心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刘巴才建议铸直百钱，大概就是直百五铢。这直百五铢的重量不过等于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以同样多的铜去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所以连帐钩也被搜括来铸钱〔261〕。难怪史书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262〕了。刘巴的建议不一定是他的创见，如果汉中方面已有人铸造太平百钱，那么，他只是劝刘备照做罢了。次年取得犍为，又在那里开炉大量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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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蜀汉频年用兵。建安二十四年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荆州则被孙权所得。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同孙吴战于夷陵，五六百里相持，水步军资，一时略尽〔263〕。刘备死后，后主奢费〔264〕。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同吴结盟，诸葛亮渡泸南征。五年进兵汉中。接着六出祁山，同司马懿进行了几年的战斗。疲敝的益州，怎样负担得起？四川是不产铜的，所以直百五铢的分量不断减轻，由八公分减成六公分，后来减到三公分以下。钱币的供应，似乎是靠犍为，因为细审各种直百五铢，以犍为的那种板别为最多。这就说明为什么后来钱背不再铸为字，因为犍为所铸的钱已不限于本地流通。犍为一带以矿产著名，大概也有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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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建兴十二三年的时候，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铸造两公分重的直百钱。那时诸葛亮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而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他死后的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那时刘禅更加恣意于奢侈，蒋琬等人的话未必能打动他。无论如何，这次改制应当是在建兴十四年以前，因为那一年孙吴已发行大泉五百。大样的直百钱在重量上相当于大样大泉五百的五分之一弱，用纯粹货币斗争的眼光来看，应当是大泉五百在先，直百在后；但大样直百遗留下来的数量比较多，而初铸的大泉五百却很少见。可见直百的铸造时期比较长，否则蜀中铜少，看见孙吴货币减重，一定会马上减重，从而初铸的直百钱就要比初铸的大泉五百钱还要少了。当然大泉五百的少也同销镕和外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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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蜀汉的经济基础已坏。曹奂说得好，“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又说，“虐用其众，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可见生产已遭到破坏，而租税也不能再加，只有进一步实行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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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公分重的直百钱大概没有维持很久，又开始减重。不过这些年间，没有重要的战争。到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以后，姜维屡次出攻，战费开支一定很大。直百钱由两公分减成一公分四，再减成一公分，再减为五六公厘，最后减成四公厘。若从直百五铢算起，减成二十分之一；若从蜀五铢算起，则减成五百分之一。大概蜀汉的币制和政权同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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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的价值单位也是一件尚待探讨的事。在刘备攻入成都之前，或在攻入前的某个时期，无疑是以五铢为单位。后来采用直百五铢的时候，以直百五铢一枚作一百钱支付。但这种办法维持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随着直百钱的减重和物价的上涨，必然会感到单位价值太小，不方便，而改以枚数论价。这种改变也许是在蜀汉的后期，特别是在铸造直一小钱的时候，也许这正说明为什么有直一钱的铸造。但也可能是在蜀汉灭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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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在刘璋的时候，诸葛亮还称之为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庞统也说：“宝货无求于外。”刘备攻下成都时，谷帛可支二年〔265〕。表面看来，曹魏方面有许多关心民生的文臣，而蜀汉方面却多武将。诸葛亮号称文武全才，也不能说他不关心内政，然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消耗在厉兵讲武方面。虽然如此，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汉代的十三州中，曹魏差不多占有九州，孙吴三州，蜀汉只有一州。以一州之地，如何能同魏吴相抗？只有通过货币贬值来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弄得“劳役无已，民不堪命”〔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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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也是三国时期的货币，如果钱币的重量正确地反映它的购买力的话，那么，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的购买力也是不断减低的。背有星点和曲折文的太平百钱每枚有重到七公分左右的，也有轻到三公分以下的。至于光背的太平百钱，减重现象更加严重，最重的在四公分以上，慢慢减到三公分以下，最小的还不到一公分；小到不得不把钱字简写为金字，成为太平百金，这太平百金又继续减重，一直减到每枚只有四公厘左右。自七公分减成四公厘，物价应上涨成十七八倍。定平一百的减重虽然没有这样严重，那是因为定平一百没有大型的，它是在货币减重已经进行了相当时候才开始铸造的，所以最大的也不过一公分多，最小的同小直百和太平百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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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的情形，比蜀汉要好一点。远在赤壁之战以前，就可能已从事铸钱。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要孙权以子为质，周瑜就说，吴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267〕。当时铸的钱可能是五铢，也可能是大泉五十，每枚重约四公分。建安二十四年吕蒙夺得荆州的时候，获得了荆州府库中的藏钱，其中除直百五铢之外，可能还有太平百钱。孙权赐给吕蒙的一亿钱，自然就是取自荆州库中的当百钱，所以史书说，“钱既太贵，徒有虚名”〔268〕。后世钱币学家以为是指大泉五百〔269〕，那是时代错误。当时大泉五百还没有铸造。其实赐钱一亿在西汉算不了什么，那时一次赏赐有到几十亿的，但三国时的财力不能同西汉盛时比。孙吴取得荆州的当百钱之后，他们就有当五十和当百两种大额钱币了。这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重量是约略相等的，都是六七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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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汉实行币制改革之后，孙吴乃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造大泉五百。过了两年，又铸大泉当千。大泉五百虽有十二铢重，但比起大泉五十来，仍是大大地减重。其他条件不变，物价应当上涨三倍。当千钱减得更多。这时孙吴对曹魏采取攻势，嘉禾初年，孙权曾带十万人围攻合肥三四个月。不久两种大钱又继续减重，大泉五百减成八公分，大泉当千减成十二公分。孙吴地广土肥，山出铜铁，利于冶铸。但由于战费开支大，还是不能维持。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吴军围攻樊城、柤中等地，所以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贬值也可能是为了对付蜀汉，通过钱币减重从事经济斗争。当时吴蜀相通，若不实行减重，则吴国的钱币会大量流入蜀汉。后来蜀汉的直百钱减成一公分和半公分，孙吴就铸造十二公分重的大泉二千。后来并把大泉当千减成四公分，而大泉五百早已停铸。最后铸造大泉五千。这些大概是赤乌八九年间（公元245—246年）的事。不久孙吴大概发现这种对外货币战争足以破坏国内人民的经济生活，所以在赤乌九年不得不停铸大钱，将已铸的钱改为器物，已发行的责令上缴，政府给值收回〔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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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孙吴在赤乌九年以后，还有三十四年的寿命。其间有没有货币流通呢？有些地区可能回复实物经济，以绢匹计算〔271〕。但从全国说来，钱币应当还有流通。史称孙皓营建新宫，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272〕，这自然是以货币计算。天纪四年（公元280年）还有岁给钱五十万的事〔273〕，可见货币没有废止。有人说，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是孙吴末年所铸，事实大概不是这样。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是在下令停用之前铸造的，由于这两种大泉出现于市面，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弄得人心惶惶，政府才不得不下令停用，并收回已经发行出去的。也许赤乌九年下令收回的仅限于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史书说：“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但用什么去收回呢？用什么来计值呢？总不会是用实物吧。如果是用货币去收回，那就应当是用旧钱，包括汉五铢、大泉五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因刚刚发出，大概大部分都送回政府，留在民间的也被输出或销镕改铸，所以后人少见。即使收回的对象是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也肯定没有全部收回，而是和以前的旧钱并行。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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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在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在程度上并不亚于蜀汉，只是延续的时期比较短。史书说，物价翔踊〔274〕，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则不得而知。在废用大钱之前的一二十年间，物价总不会是很低的，以吕岱那样出身万里的大将，妻子都要挨饿〔275〕，其他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想象了。所以单从币制上看来，三国统一于魏晋，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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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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