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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家方面，却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发挥议论，如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贾山、晁错、桑弘羊等；他们都是反对自由放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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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取消盗铸钱令，贾谊反对得最激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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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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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铜归国有，并举出七种利益，即所谓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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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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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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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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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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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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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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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七矣。（《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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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这篇五百一十九字的《谏放民私铸疏》可以说是中国——也许是全世界最早的一篇关于货币问题的专文。这以前的学者对于货币问题只发表过一些片断的言论。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只在他的《政治学》中有一段谈到货币的作用。罗马的保罗斯（Paulus）关于货币起源的一段话也不能看作专题论文。然而贾谊的奏疏只是一篇实际政策性的文章，理论性不强，比不上《管子》书中一些片断的言论。他的七福中的第四福所谓“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的话，是数量说的观点，也是《管子》书中所提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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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的大夫派是代表桑弘羊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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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错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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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张加强国家的管理和垄断，他们说：“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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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所谓自由放铸，和近代的所谓自由铸造不同。中国古代的自由铸造，是指自由盗铸，人民不但用自己的金属，并且用自己的设备和人工技术，甚至用自己所定的重量和成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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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的统一是当时的需要，符合这种需要的理论和措施，应当是进步的。币制不统一，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是很难有所改进的。从这点看来，文学派反对政府垄断铸币权、赞成人民自由铸钱，是不符合当时要求的。不过他们所阐述的并不是自由放铸的理论，而是把币制不统一归咎于政府的朝令夕改，使得钱有厚薄轻重，引起商贾的投机。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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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益甚。（《盐铁论·错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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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造币权问题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一点古人对于货币本质论的见解。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和近代的国定说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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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山在反对文帝的废除盗铸钱令的时候（公元前175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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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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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可以分为两部分。后半是讲自由放铸之不当。前一句则是说货币本身为无用之物，只有交换价值，这就和后世英国正统学派开创人亚当·斯密的话几乎完全吻合。近代名目论也是以否认货币的价值为其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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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的见解，更加接近国定说。他在文帝十二年对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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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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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上，就是指帝王，以为大家之所以重视货币，是因为帝王用它。这话同《管子》中的“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的意思相同。早些时候，当迦太基的汉尼拔将要进攻罗马的时候，罗马制定弗拉米尼亚法（Lex Flaminia），认为货币是一种记号，这就是名目论的见解。后代货币国定说者以为货币为国家用法令所创制的，政府如果平价接受，就可以保持它的额面价值。所以中国法家的货币理论是名目论的货币理论。晁错一方面是名目论者，另一方面却有实物论者的色彩。他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他的目的是要用实物经济来束缚农民，免得他们离乡去境，而货币是他所不能控制的，货币能使士大夫反抗他们的主子，使农奴们远走高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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