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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珠玉金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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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知道货币的方便，只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加以反对。这是一种反动的观点。但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和后世德国的名目论者又稍有不同。近代名目论者所谓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把货币这一概念和代表货币的实物如金银等分开，所以他们说货币是抽象的。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比较现实，他们是说代表货币的实物本身也没有价值。他们所谓价值，不止是指使用价值，简直就是指吃和穿。实际上他们或许不否认金银有制造工艺品的使用价值，不过认为这种使用价值没有当作货币的价值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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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家对立的儒家，对于货币的本质，是怎样的看法呢？这却不很明确。他们反对政府垄断铸造权，主张自由放铸，显然不是数量说者。他们是不是金属论者呢？似乎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钱的善恶，没有关系。这是和金属论不相符的，而仍是一种名目论的看法。他们和法家的区别，只在于铸造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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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家的货币理论，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在币制的统一和造币权的集中，使中国由一个分权的封建社会走向一个集权的封建国家。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无形中是替通货贬值掩护。两汉币值，变动得厉害，这些名目论者把这种情形归咎于私铸，而不揭发政府的减重行为。至少武帝时的一次货币减重，他们是要负若干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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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隐隐约约认为是法律或政府或帝王所规定的，即晁错所谓“上用之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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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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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货币的起源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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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因为发生过两次通货贬值，人民的经济生活蒙受不良的影响，因此有人对于货币经济发生怀疑，而想回复到自然经济去。元帝时的贡禹（公元前124—前44年）便有这种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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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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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一部分地主的意见，他们有谷帛，而没有现钱，将谷帛卖成现钱，难免要受商人的剥削，所以他主张废钱用谷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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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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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货币经济已是很发达，商人势力也不小。商人以及他们的代言人以为货币对于交易实为必要，如果用布帛，尺寸分裂，很不方便，所以贡禹的主张没有实行。不过这种实物论者在中国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中是经常会出现的。哀帝时的师丹便是一个例子。当时有人上书，说古代使用龟贝，现在用钱来代替，使得人民贫困，主张取消钱币。哀帝问师丹，师丹赞成。终于有人反对而罢〔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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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公元32—92年）对于货币的职能发表了意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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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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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代的说法，分财布利似乎是指价值尺度，但实际上班固的意思恐怕还要更进一步，是指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当时确有这种看法。贾山所说的“可以易富贵”以及“富贵者人主之操柄”的话，也是这个意思。班固的“通有无”就是流通手段或交易媒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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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说，在西汉除了贾谊以外，很少有人提到。到了东汉，才有人谈到关于币值和物价的问题。章帝的时候（公元76—89年），谷价上涨，政府经费不够开销。张林站在数量说的立场，认为是通货数量太多，应当加以收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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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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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回复实物经济，无非是要减少通货的意思。他同时主张政府卖盐，这也是收缩通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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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桓帝的时候，由于连年对西羌战争，财政困难，有人想实行通货贬值，借口说钱货轻薄，所以穷困，主张改铸大钱，引起刘陶的反对，他以为当时的问题在物资的缺乏，不在钱货的轻重厚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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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监之事。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后汉书》卷八七《刘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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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典型的议论：不求甚解，借题发挥。我们不知当时所谓改铸大钱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指大额货币，那么刘陶的话还有几分理由。如果是指增加钱货的重量，那么刘陶就不应当反对。物资缺乏，当然可以使物价上涨，但如果再加以通货贬值，物价当要涨得更厉害。这时候如果增加钱币的重量，应当是可以缓和涨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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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荀悦（公元148—209年），对于货币，也曾发表过意见。他和两汉其他人的意见不同，他反对货币无用说者和实物论者。他是献帝时的黄门侍郎，正当董卓废五铢钱改铸小钱之后，政权渐落在曹操手中。币制的整理是一个紧急的问题。他主张恢复五铢钱。有人说五铢钱散在四方，京畿一带已没有多少五铢钱，如果加以恢复，只有使别的地方用无用的钱来收买有用的物，那岂不是匮近而丰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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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申鉴》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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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没有明言货币是有用的东西，但他很明显是承认货币对于交换上的重要。他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这一职能。然而当时因有一大部分的五铢钱被董卓所销毁，所以恢复之后，通货数量或会有不足的现象，他认为那时可由政府加铸来补充。他又反对把民间的钱收到京师来用，以为那样定多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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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既承认货币有贸迁有无的价值，自然他反对实物论，反对废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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