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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所谓自由放铸,和近代的所谓自由铸造不同。中国古代的自由铸造,是指自由盗铸,人民不但用自己的金属,并且用自己的设备和人工技术,甚至用自己所定的重量和成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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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的统一是当时的需要,符合这种需要的理论和措施,应当是进步的。币制不统一,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是很难有所改进的。从这点看来,文学派反对政府垄断铸币权、赞成人民自由铸钱,是不符合当时要求的。不过他们所阐述的并不是自由放铸的理论,而是把币制不统一归咎于政府的朝令夕改,使得钱有厚薄轻重,引起商贾的投机。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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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益甚。(《盐铁论·错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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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造币权问题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一点古人对于货币本质论的见解。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和近代的国定说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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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山在反对文帝的废除盗铸钱令的时候(公元前175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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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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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可以分为两部分。后半是讲自由放铸之不当。前一句则是说货币本身为无用之物,只有交换价值,这就和后世英国正统学派开创人亚当·斯密的话几乎完全吻合。近代名目论也是以否认货币的价值为其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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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的见解,更加接近国定说。他在文帝十二年对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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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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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上,就是指帝王,以为大家之所以重视货币,是因为帝王用它。这话同《管子》中的“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的意思相同。早些时候,当迦太基的汉尼拔将要进攻罗马的时候,罗马制定弗拉米尼亚法(Lex Flaminia),认为货币是一种记号,这就是名目论的见解。后代货币国定说者以为货币为国家用法令所创制的,政府如果平价接受,就可以保持它的额面价值。所以中国法家的货币理论是名目论的货币理论。晁错一方面是名目论者,另一方面却有实物论者的色彩。他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他的目的是要用实物经济来束缚农民,免得他们离乡去境,而货币是他所不能控制的,货币能使士大夫反抗他们的主子,使农奴们远走高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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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珠玉金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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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知道货币的方便,只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加以反对。这是一种反动的观点。但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和后世德国的名目论者又稍有不同。近代名目论者所谓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把货币这一概念和代表货币的实物如金银等分开,所以他们说货币是抽象的。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比较现实,他们是说代表货币的实物本身也没有价值。他们所谓价值,不止是指使用价值,简直就是指吃和穿。实际上他们或许不否认金银有制造工艺品的使用价值,不过认为这种使用价值没有当作货币的价值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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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家对立的儒家,对于货币的本质,是怎样的看法呢?这却不很明确。他们反对政府垄断铸造权,主张自由放铸,显然不是数量说者。他们是不是金属论者呢?似乎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钱的善恶,没有关系。这是和金属论不相符的,而仍是一种名目论的看法。他们和法家的区别,只在于铸造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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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家的货币理论,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在币制的统一和造币权的集中,使中国由一个分权的封建社会走向一个集权的封建国家。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无形中是替通货贬值掩护。两汉币值,变动得厉害,这些名目论者把这种情形归咎于私铸,而不揭发政府的减重行为。至少武帝时的一次货币减重,他们是要负若干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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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隐隐约约认为是法律或政府或帝王所规定的,即晁错所谓“上用之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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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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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货币的起源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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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因为发生过两次通货贬值,人民的经济生活蒙受不良的影响,因此有人对于货币经济发生怀疑,而想回复到自然经济去。元帝时的贡禹(公元前124—前44年)便有这种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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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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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一部分地主的意见,他们有谷帛,而没有现钱,将谷帛卖成现钱,难免要受商人的剥削,所以他主张废钱用谷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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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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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货币经济已是很发达,商人势力也不小。商人以及他们的代言人以为货币对于交易实为必要,如果用布帛,尺寸分裂,很不方便,所以贡禹的主张没有实行。不过这种实物论者在中国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中是经常会出现的。哀帝时的师丹便是一个例子。当时有人上书,说古代使用龟贝,现在用钱来代替,使得人民贫困,主张取消钱币。哀帝问师丹,师丹赞成。终于有人反对而罢〔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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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公元32—92年)对于货币的职能发表了意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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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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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代的说法,分财布利似乎是指价值尺度,但实际上班固的意思恐怕还要更进一步,是指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当时确有这种看法。贾山所说的“可以易富贵”以及“富贵者人主之操柄”的话,也是这个意思。班固的“通有无”就是流通手段或交易媒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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