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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所谓自由放铸，和近代的所谓自由铸造不同。中国古代的自由铸造，是指自由盗铸，人民不但用自己的金属，并且用自己的设备和人工技术，甚至用自己所定的重量和成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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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的统一是当时的需要，符合这种需要的理论和措施，应当是进步的。币制不统一，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是很难有所改进的。从这点看来，文学派反对政府垄断铸币权、赞成人民自由铸钱，是不符合当时要求的。不过他们所阐述的并不是自由放铸的理论，而是把币制不统一归咎于政府的朝令夕改，使得钱有厚薄轻重，引起商贾的投机。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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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益甚。（《盐铁论·错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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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造币权问题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一点古人对于货币本质论的见解。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和近代的国定说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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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山在反对文帝的废除盗铸钱令的时候（公元前175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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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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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可以分为两部分。后半是讲自由放铸之不当。前一句则是说货币本身为无用之物，只有交换价值，这就和后世英国正统学派开创人亚当·斯密的话几乎完全吻合。近代名目论也是以否认货币的价值为其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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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的见解，更加接近国定说。他在文帝十二年对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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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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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上，就是指帝王，以为大家之所以重视货币，是因为帝王用它。这话同《管子》中的“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的意思相同。早些时候，当迦太基的汉尼拔将要进攻罗马的时候，罗马制定弗拉米尼亚法（Lex Flaminia），认为货币是一种记号，这就是名目论的见解。后代货币国定说者以为货币为国家用法令所创制的，政府如果平价接受，就可以保持它的额面价值。所以中国法家的货币理论是名目论的货币理论。晁错一方面是名目论者，另一方面却有实物论者的色彩。他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他的目的是要用实物经济来束缚农民，免得他们离乡去境，而货币是他所不能控制的，货币能使士大夫反抗他们的主子，使农奴们远走高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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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珠玉金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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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知道货币的方便，只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加以反对。这是一种反动的观点。但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和后世德国的名目论者又稍有不同。近代名目论者所谓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把货币这一概念和代表货币的实物如金银等分开，所以他们说货币是抽象的。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比较现实，他们是说代表货币的实物本身也没有价值。他们所谓价值，不止是指使用价值，简直就是指吃和穿。实际上他们或许不否认金银有制造工艺品的使用价值，不过认为这种使用价值没有当作货币的价值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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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家对立的儒家，对于货币的本质，是怎样的看法呢？这却不很明确。他们反对政府垄断铸造权，主张自由放铸，显然不是数量说者。他们是不是金属论者呢？似乎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钱的善恶，没有关系。这是和金属论不相符的，而仍是一种名目论的看法。他们和法家的区别，只在于铸造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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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家的货币理论，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在币制的统一和造币权的集中，使中国由一个分权的封建社会走向一个集权的封建国家。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无形中是替通货贬值掩护。两汉币值，变动得厉害，这些名目论者把这种情形归咎于私铸，而不揭发政府的减重行为。至少武帝时的一次货币减重，他们是要负若干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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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隐隐约约认为是法律或政府或帝王所规定的，即晁错所谓“上用之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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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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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货币的起源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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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因为发生过两次通货贬值，人民的经济生活蒙受不良的影响，因此有人对于货币经济发生怀疑，而想回复到自然经济去。元帝时的贡禹（公元前124—前44年）便有这种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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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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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一部分地主的意见，他们有谷帛，而没有现钱，将谷帛卖成现钱，难免要受商人的剥削，所以他主张废钱用谷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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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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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货币经济已是很发达，商人势力也不小。商人以及他们的代言人以为货币对于交易实为必要，如果用布帛，尺寸分裂，很不方便，所以贡禹的主张没有实行。不过这种实物论者在中国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中是经常会出现的。哀帝时的师丹便是一个例子。当时有人上书，说古代使用龟贝，现在用钱来代替，使得人民贫困，主张取消钱币。哀帝问师丹，师丹赞成。终于有人反对而罢〔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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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公元32—92年）对于货币的职能发表了意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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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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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代的说法，分财布利似乎是指价值尺度，但实际上班固的意思恐怕还要更进一步，是指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当时确有这种看法。贾山所说的“可以易富贵”以及“富贵者人主之操柄”的话，也是这个意思。班固的“通有无”就是流通手段或交易媒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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