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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说，在西汉除了贾谊以外，很少有人提到。到了东汉，才有人谈到关于币值和物价的问题。章帝的时候（公元76—89年），谷价上涨，政府经费不够开销。张林站在数量说的立场，认为是通货数量太多，应当加以收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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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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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回复实物经济，无非是要减少通货的意思。他同时主张政府卖盐，这也是收缩通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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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桓帝的时候，由于连年对西羌战争，财政困难，有人想实行通货贬值，借口说钱货轻薄，所以穷困，主张改铸大钱，引起刘陶的反对，他以为当时的问题在物资的缺乏，不在钱货的轻重厚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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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监之事。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后汉书》卷八七《刘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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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典型的议论：不求甚解，借题发挥。我们不知当时所谓改铸大钱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指大额货币，那么刘陶的话还有几分理由。如果是指增加钱货的重量，那么刘陶就不应当反对。物资缺乏，当然可以使物价上涨，但如果再加以通货贬值，物价当要涨得更厉害。这时候如果增加钱币的重量，应当是可以缓和涨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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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荀悦（公元148—209年），对于货币，也曾发表过意见。他和两汉其他人的意见不同，他反对货币无用说者和实物论者。他是献帝时的黄门侍郎，正当董卓废五铢钱改铸小钱之后，政权渐落在曹操手中。币制的整理是一个紧急的问题。他主张恢复五铢钱。有人说五铢钱散在四方，京畿一带已没有多少五铢钱，如果加以恢复，只有使别的地方用无用的钱来收买有用的物，那岂不是匮近而丰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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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申鉴》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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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没有明言货币是有用的东西，但他很明显是承认货币对于交换上的重要。他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这一职能。然而当时因有一大部分的五铢钱被董卓所销毁，所以恢复之后，通货数量或会有不足的现象，他认为那时可由政府加铸来补充。他又反对把民间的钱收到京师来用，以为那样定多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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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既承认货币有贸迁有无的价值，自然他反对实物论，反对废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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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申鉴》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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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恢复五铢，也许受了荀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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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时的司马芝似乎也曾发表过对于货币的意见。史书说：明帝时，废钱用谷既久，民间有湿谷薄绢的取巧办法，严刑也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277〕。一般人以为这话是司马芝讲的，其实省刑的话确像他的口气，丰国的话却不大像是他讲的。因为他是一个重农抑商的人，他说：“国家之要，惟在谷帛。”又说：“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又说：“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278〕这种人很像是实物论者，由他来主张用钱，而且说铸钱可以丰国，实在难以理解。也许当时他只是由省刑的角度来赞成铸钱，至于铸钱可以丰国的话，大概是另外一些金属论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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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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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含义和标准。在古代，凡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记述，都属于历史的范围。甚至有人以为六经皆史。如果说得简单扼要一点，则历史主要是摆事实，以别于哲学的讲道理。当然，历史的事实也要讲得合乎道理，而且从历史的事实中还要总结出道理来，但历史最基本的特点是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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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的著述中，已有货币史的萌芽。如《管子·山权数》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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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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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严格地讲来，不但不能算是历史，甚至不能算是史料。因为它的真实性是可疑的，几乎可以断定它是不真实的。然而在形式上它是作为一种历史来叙述。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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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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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大体同事实相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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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语》所说周景王铸大钱的事，虽然确否不知，但那也是作为一历史事实来叙述的。所有这些都是短句单辞，最多不过一种孤立事件的记载，谈不上是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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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货币史的论著，当以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为最早。《平准书》不是纯粹的货币史，因为内容不限于货币，《平准书》中直接谈到货币的不到五分之一，其余都是关于财政、农业、运输以至战争的话。虽然这些也是货币史所应当涉及的方面，但在《平准书》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同货币联系起来讲，所以不能说是货币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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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准书》只叙述西汉的货币史，所以是一种断代史。对于汉以前，只在总结的时候，以“太史公曰”的方式，笼统地谈了几句。他说货币起源于高辛氏之前，又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那大概是战国以来的传说，自然是不正确的，司马迁自己也说“靡得而记云”。在这段总结里，他也谈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币制，这是最早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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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汉货币的叙述，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稍嫌简略。因为《平准书》总共不过五千字左右，直接谈到货币的不到一千字。关于汉初所铸的钱到底是什么钱，丝毫没有交代，吕后的八铢钱根本没有提到。武帝的三铢钱也交代得不清楚。所以说司马迁是一个货币史家，那是不正确的。他只是一个认识到货币问题的重要性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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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后关于货币史的著述要算《汉书》中的《食货志》。《食货志》也不是专门的货币史，因为食是指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而货是指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的，只有这最后的金刀龟贝才是货币，可见货币史只是《食货志》的三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食货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只谈农殖嘉谷，是一篇农业经济史。下部才像司马迁的《平准书》一样，是一篇货币经济史，货币在这里占的比重更加大一点，而且也深入了一些。整部《汉书》本是一种断代史，可是货币部分却是通史，这和《史记》的情形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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