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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五铢比白钱大，外郭稍狭，文字同白钱近似，没有白钱精致，钱背更和隋钱相像，过去的钱币学家说是陈五铢，但同太货六铢没有共同点，六铢有内郭，穿孔不大，制作精；这种五铢没有内郭，穿孔大，不怎么精，所以大概也是隋钱。重约两公分半。有比较大样的，文字笔画稍有不同。也许是杨广在鄂州所铸。另有小样阔边直笔五铢而五字旁没有直画，可能是其他王子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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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自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开铸以来，到唐武德四年才废，先后七百多年，官铸私铸，种类多而复杂，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间的五铢，形形色色，大小纷繁，史书中名目也非常多；要想把这些名目一一同实物联系起来，那是很困难的。而且还有一些从五铢蜕变出来的钱，除五朱外，还有五金、五工等，还有一些没有文字的，多系私铸，无法寻究它们的根源。其中五金有铁质的，有人说是蜀钱，但文字类似隋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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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钱同五铢没有渊源，而看制作可以归之于这一时期，除前面提到的凉造新泉外，还有太清丰乐、义通、驺虞峙钱、五铁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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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丰乐有人读作天清丰乐，文字的排列很特别：穿孔上下横排太清二字。背面多有四出文，制作像永安五铢和小型隋五铢，大小也同小型永安五铢差不多。前凉和萧梁都有太清年号，但前凉的太清（公元363—376年）在北魏永安之前一百五六十年，那时不会有这种制作。萧梁的太清（公元547—549年）正在北朝用永安五铢的时候，而且太清丰乐钱多出于南方，条件相符；但当时萧梁正盛行铁钱，似乎不会铸造铜钱来流通。有人把太清二字同道教联系起来，说道教有三境：玉清圣境、上清真境、太清仙境。葛洪也说过“乘云驾龙，上下太清”的话。南北朝虽是佛教极盛的时代，但中国压胜钱上所反映的宗教差不多全是道教。丰乐二字为年丰民乐的意思，六朝文献中有“市不丰乐”〔33〕和“百姓丰乐”〔34〕的句子，所以可能是祝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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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通在清末才为一些钱币学家所著录〔35〕，大小如后代的当五钱，厚而大，制作类似大泉五百，文字玉箸篆。义通两字分列穿孔的两旁。有轮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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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峙钱据钱币学家的著录〔36〕，径七分强，穿孔径三分强，制作和背面轮郭，绝似常平五铢。驺虞二字近隶书，其余二字近小篆，看来不大和谐。汉有驺虞的地名，但秦汉以来除阴文四朱以外没有以地名冠于钱名的，大概不是行用钱。原钱据说已被藏家用作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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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铁钱有人说是公孙述所铸，因为是在重庆出土。但时代够不上，背面的内外郭都像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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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变时期。渡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是在北方，南方的生产比较落后，许多地方不用货币。南渡以后，经济和文化的重心移到南方来了，钱币的流通，大为推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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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钱制在中国货币史上也显示出一种过渡性。第一，就钱的名称来讲，自秦半两以来，都以重量为钱名，尽管钱名和重量不一定相符，但仍然属于所谓秤量货币的范畴。隋以后，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南北朝的钱名就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如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都打破了过去钱名的传统。汉兴、孝建、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钱，则是后代以年号名钱的先导。第二，就钱文的书法来讲，六朝以前都用篆书，六朝以后多用隶楷，而六朝钱文的书法，变化多端，如汉兴的钱文，已近隶楷，反映了中国书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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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百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由于受到佛教美术的影响，中国的造型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渗入一些外国的血液，而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钱币的艺术水平一般是很高的。孝建钱文的书法以及南陈、北周钱币的文字和制作，都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人们或许要问：南朝以刘宋和萧梁统治得最久，两朝的统治者都是奖励美术的，并且产生了像陆探微和张僧繇那样有名的画家，为什么宋钱和梁钱却给人一种不怎么好的印象呢？这是由于后代所见到的宋钱和梁钱多是私铸，这两朝都是实行膨胀政策的，财政开支很大。可以想象：税捐也是很重的，所以私铸盛行，私铸者就不考虑钱币的艺术性了。官铸的钱币中，有些很有艺术之美感。例如孝建四铢的薤叶书，可以使人想起当时纤巧绮丽的文风，更使人想起北魏佛像的苗条的身躯和飘逸的衣折。孝字的笔画和北魏浮雕皇后礼佛图的衣折，用的是同一种手法。似乎吴道子的蓴菜条或兰叶描就是渊源于此。这里书画的确有一脉相通之处。又如二铢重的孝建，钱身虽小，却是美丽动人，不论是制作和文字，都具有高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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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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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晋到隋那三四百年间，金银的使用又比较盛行起来，特别是白银。这点大部分是受外国的影响，因为使用金银的地方，是以交广和河西为主。交广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集中地点，波斯等国人很多，他们是使用金银的。河西则为中国陆路贸易的大门，同拜占庭波斯等国的关系很密切。至于其余地方，则因国内币制混乱，所以容易接受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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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在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其作为货币的资格。虽然自东汉以后，帝王用黄金作赐予的例子逐渐少了。但这种减少，并不等于金银的货币性有什么减退，金银所发挥的货币职能，基本上同两汉差不多，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实际上，量的变化是表面的，帝王赐予少用金银，是因为金银流到私人手里去了，私人对黄金的使用、馈赠或储藏〔38〕也许反而增加了，只是没有全面地反映在文献里。赐予用黄金的减少，更不是说，中国就没有黄金了，也不是说中国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后魏世宗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汉中还有金户千余家，常在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39〕。所以金银是不断有生产的。金银不是消耗品，即使生产减少，它们的总量还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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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的价格，东汉以后似已上涨，尤其是魏晋以后。在西晋的时候，一金的名词已由一斤变为一两〔40〕，一两的价格在六千二百五十钱〔41〕到一万钱〔42〕之间，大概两种价钱都有过，也许第一种价格是西晋的价格，第二种价格是东晋的价格。南北朝时金银常常以两计算〔43〕。这一种涨价的倾向，是上承东汉的。上涨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如铜钱的减重、对外贸易入超引起黄金的外流、国内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对于黄金需要的增加，以及因故不得不开采成本较高的新矿等等，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计量制度的变革，斤两越来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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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币在东汉即已减重。在六朝时，钱币减重的情形非常严重，钱币的购买力自然下跌。关于两晋时的货币流通情况，资料非常缺乏。当时曹魏五铢，数量谅也不多。蜀汉钱币必然继续流通；后来灭吴之后，吴钱自然也流通。这些大小轻重不同的钱，不应当平价流通，可能是以小钱为标准，大钱作价流通。小钱如蜀汉的直百、直一，还不到一公分重，等于西汉五铢的五分之一。如果一两万钱的金价，是以这种小钱为标准，那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这样一来，金价实际只涨成三倍八。西汉一斤万钱，金铜比价是一比一百三十；西晋一两万钱，金铜比价是一比五百。这里西晋一两是以十六公分计，小钱是以八公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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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时，中国同大秦国的贸易，多是由安息商人经营，以波斯湾以北的佩特拉（Petra）为集散中心，佩特拉土名黎（Rekem），中国史书说大秦国一名犁。东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到八年间，安息发生战争，从波斯湾到犁的通路被打断，东西贸易大概一时为之停顿。所以有人说〔44〕公元166年（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国派到中国来的使团实系叙利亚商人冒充的。他们由海道来中国，想取得同中国的直接联系，以打破安息商人的垄断。这以后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即经由海路，或由安南起帆到锡兰再转船到红海，或取道云南到印度的孟加拉湾。但通西方的陆路，大概并没有完全断绝，因为西汉武帝在故楼兰所设的军事设备，到西晋时尚为中国所守卫，而且有当时的缣绢遗留下来，可见丝物的贸易还在继续着〔45〕。罗马帝国在3世纪中叶即中国三国分立的时候，已有人发现了“到撒马尔罕的黄金之路”。大概到元帝渡江以后才放弃那些驻守站，贸易才以海道为主。也许这些贸易路线不久就由北朝的民族接管，因为4世纪到6世纪之间，拜占庭帝国输入大量的中国丝，在君士坦丁堡织制后运往欧洲高价出卖。6世纪有两个景教徒把中国的蚕卵装在竹管中带到君士坦丁堡，于是造丝的秘密被拜占庭帝国知道了，以后他们就不完全靠中国的供应了。据说他们买中国丝是用黄金，这一点由新疆及洛阳等地的墓中所发现的拜占庭金币〔46〕以及《隋书·食货志》所载后周武帝保定年间（公元561—565年）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钱的事可以证明。《水经注》也提到罽宾的金银比中国多〔47〕。不过当时丝的代价有多少流到中国来或保持在中国，那是还待研究的问题。因为中国也有各种高价的进口货，如玻璃等。虽然绢帛价格已上涨，但输入品价格也不小，一块玻璃镜索价百万贯，至倾国库当之尚不足〔48〕。不过北朝黄金价格比较低，南齐的刘缵到北魏时就说北方金玉太贱，北朝政府自说是山川所出，但也许当时北朝的贸易是出超，南朝则是入超。而且北朝金价之低，只是比南朝低，不会比西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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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工艺上对黄金的需要，大概也远超过两汉。单是金饰的流行，就比东汉广泛，这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后代发掘的墓葬的出土物两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汉代刘熙的《释名》在“首饰”一条下，共提首饰四五十种，金属的只有镊和爵钗，都不一定是用黄金制作。但魏晋南北朝的著作中，却常提到金饰〔49〕，宋后废帝刘昱且学会了锻炼金银〔50〕，可见当时金银匠之多。而黄金也常常是用器饰的形式来流通，例如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周盘龙助桓崇祖破魏，萧道成送他金钗二十枚〔51〕。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有“头上金钗十二行”之句。北魏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竟至下令禁止王公以下的人私养金银匠在家〔52〕，可见金饰的盛行。近代发掘出当时的墓葬的随葬物中，金银饰件相当多。西汉墓中的随葬物几乎限于陶器和钱币等。东汉墓中随葬的东西比较多，已有金饰出现。晋代墓中，金银饰件非常普遍，只要是比较富裕家庭的女墓，总有一两件金银饰物，如戒指、钗、手镯、圈、珠、顶针、耳挖等〔53〕。而且金饰之外，还加上寺庙的塑像写经，对于黄金更造成很大的需要。单是天安二年（公元467年）天宫寺的释迦像便用去黄金六百斤〔54〕。而南北朝时寺庙的数目，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多的一个时代，由此就可以推想对于黄金的需要了。此外汉末经过三国的大乱，两晋南北朝社会尤其不安定，恐怕有一大部分的黄金是用于窖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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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黄金生产的数额能够同对黄金需要的增加数目相符，而且生产成本不变，那么也不会使金价上涨。只因为粮价上涨，使生产成本增加，而且由于需要多，对于以前不值得开采的金矿，也加以开采了。所以金价才上涨，而帝王的赐予也就少用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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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白银，在汉朝除武帝和王莽曾用作货币外，国内只用作一种宝藏手段。董卓死后，坞中珍藏除黄金二三万斤外，还有银八九万斤〔56〕。魏晋以后，用银的例子渐多，金银往往并提〔57〕。因为黄金既然供不应求，只好用白银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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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晋末年，已经有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58〕。这种情形可能也受了西域的影响。赵宋以前，银价比较高，因为中国的银矿，大概很贫乏。后魏世宗延昌三年（公元514年）登山有银矿发现〔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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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的形式，最普通的是饼和铤。这时期的文献中关于金银饼的记载，不胜枚举〔60〕。至于一饼的重量，大概没有一定的标准。也许以一饼一斤为普通〔61〕，这是西汉麟趾金的遗制。铤是长方形的东西，多成条形，但也未必固定于某一种形式。金银铤〔62〕的出现，至迟当在南北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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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的金银，不但铸成饼和铤，而且铸成钱形。关于金钱最早的记载，是南朝齐梁间吕僧珍生子宋季雅送金钱一千枚〔63〕的事。关于银钱最早的记载，是刘宋元嘉年间翻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所记五百弟子各以银钱一枚送给善慧的事。但这是外国的银币，同中国没有关系。关于中国式银钱的记载似乎以北魏高祖孝文帝之子汝南王悦散银钱的故事〔64〕为最早。其他关于金银钱的记载还不少〔65〕。这事已由发掘得到证明。近年六朝墓中曾出土两枚银五铢〔66〕。藏家还有“天兴七年”金钱〔67〕。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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