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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盛用黄金的西汉不铸金银钱，而在两晋南北朝铸造金银钱呢？也许西汉曾铸造过，可是不见记载。这问题单从当时币制的混乱是不能解释的，因为金银钱并不是正式代替铜钱的。金银钱的铸造似乎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受了外国金银币的启示而铸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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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货币在纪元初世纪便随着中外物资的交流而流入中国。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拜占庭和波斯的货币。拜占庭的币制是以金币为主，这是承继罗马帝国的传统，特别是君士坦丁的索里杜斯（solidus），普通叫作比占（bezant），每枚重四公分多。波斯的币制是以银币为主，这是承继安息的德拉克马，形制比希腊的德拉克马大而薄，正面有帝王的肖像，背面为火和祭师，每枚重约四公分。流到中国来的，应当是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的银币，这由近代的发掘可以证实。近代在新疆曾发现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的银币，洛阳和西安等地也曾发现过拜占庭的金币或它的仿制品〔68〕。这就证明当时有流入。中国北方在西晋末年，五胡杂居，大概白银已有使用，所以建兴元年襄国有以白银计价的事。襄国当时为匈奴的刘渊、刘聪的地盘，大概常有西域人来往，佛图澄就在刘曜时到过那里。在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期间，由于钱币的缺乏，金银，特别是白银的使用大概有增加。北周时，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政府不加禁止。这事见于《隋书·食货志》，在当时一定是一件普遍而令人注目的事；实际上恐怕不限于北周。中国的朝野看到外国的金银币，起而铸造中国式的金银钱，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史书中关于金银钱的记载，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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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钱的铸造，不是根据政府的货币立法，因此我们不能说它们是货币制度中的构成因素。但它们的货币性，应不下于金银饼或金银铤，因为古籍中所记载金银钱的用途和铜钱的用途是一样的。汝南王散银钱是在散铜钱之后；宋季雅也是以金钱代铜钱送礼；金银钱只是比铜钱价值大。至少它们是宫廷中用的一种货币。后代有所谓样钱，比普通钱大，在宫廷流通，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货币性。北周前后，河西诸郡既使用外国金银币，本国铸造的许多金银钱，反而不能作价流通，那是不可想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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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金银的比价，自王莽以后，一直到唐末，不见有记录。不过5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采用一对六点五二的比价，印度的比价是一比五到一比六〔69〕。这是一个有趣味的现象，因为当时罗马和拜占庭的金银铸造比价是一比十四点四〔70〕。由此可以看出东方和西方的金银比价自古即不一致。东方国家银价很高。中国当时的金银比价很可能仍是一比五，即维持两汉的比价，因为到北宋初年，还不过一比六点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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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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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谷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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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帛在中国，是两种重要的支付工具。它们的货币性，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当钱币缺乏的时候，或当币制太不统一的时候，或当货币购买力波动得太厉害的时候，谷帛的货币性马上增强。有时甚至于完全代替钱币的地位。这种事情，在外国也有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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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一个讲究实用的民族，西汉的理论家，已经一再说到金银和钱币的无用。几百千年来，中国人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丧乱。战争、天灾和通货贬值，总是接连发生的。在这种时候，人民有钱买不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无过于谷帛。这两种实物作为货币，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在乱时，它们是人民所最愿意接受的东西，这是货币所最不可缺的一个条件。所以西汉元帝时，贡禹便主张废铸钱之官，代以谷帛。实际上西汉赏赐，除金钱外，也用缣帛〔72〕。王莽末年，钱币不行，民间以布帛金粟来进行交易。到光武十六年才恢复五铢钱。东汉时布帛已渐取得支付工具的地位〔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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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这一个混乱的期间，谷帛用得很多。自董卓铸小钱引起物价混乱之后，十几年间，有些地方钱币不行，人民用谷帛交易。曹操在建安十三年恢复五铢，只行了十三年，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又停用钱币。到明帝的时候，谷帛用作货币的缺点暴露，人民“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74〕。谷帛的优点，本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湿谷薄绢，使其使用价值大减，因此用作货币的理由就不存在了，所以在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又恢复五铢。谷帛一共通行了六年。有些地方行了三四十年〔75〕。曹丕本人做太子时是用过绢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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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一百多年间，大体上虽然使用曹魏和以前的五铢钱，但谷帛的地位很重要，尤其在官吏的俸给上，完全用谷帛等实物。在赏赐方面，布帛差不多完全代替了黄金在西汉的地位〔77〕。布帛的赐予，少自三两匹，多至几万匹〔78〕。而布帛的使用，不限于赐予，有时悬赏的报酬〔79〕，甚至借贷〔80〕和旅费〔81〕也用布帛。这种布帛自然不能都看作货币，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要卖成现钱〔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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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帝元兴年间（公元402—404年），桓玄竟主张正式废钱用谷帛。由于孔琳之反对，而且朝廷中另外也有人反对，所以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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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货币究竟有许多不便，就是不作薄绢，也因品质不划一，作价的时候，要添些麻烦。何况“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83〕，所以钱币是不能久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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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的时候，因钱币不统一，各地用谷帛交易的例子很多。北魏在太和十九年用钱以前，有十几年间，完全是用布帛。不论租赋〔84〕、计赃〔85〕、赈恤〔86〕、俸给〔87〕、借贷〔88〕、价值尺度和购买手段〔89〕、租车费〔90〕，都是以布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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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布帛，历代都有定式，汉以后都是每幅阔二尺二寸，长四丈为匹。北魏仍遵用这定式，布帛每幅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其间曾一度发生粗制滥造的情形，所以在延兴三年（公元473年）颁令严格依照标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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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虽然使用钱币，但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92〕。聘礼完全是用实物〔93〕。官吏禄秩则三分之一用帛，三分之一用粟，三分之一用钱，而都以匹计算〔94〕。赎罪也用绢〔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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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也通行布帛。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刑书要制》里，规定强盗的罪律，是根据其所抢偷财物的价值来处分，这价值便是以匹为标准〔96〕，赎罪也用绢〔97〕。民间甚至有用作购买手段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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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方面，布帛也是一种普遍的支付工具。刘宋治下，汉川一带以绢为货币〔99〕。孝武帝的时候（公元454年），周朗曾主张罢金钱，用谷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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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的时候，有些地方的户租是以布匹为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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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初止有京师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是用钱，其余州郡都杂用谷帛交易〔102〕。萧子良在永明四年说“钱帛相半，为制永久”〔103〕，可以看出布帛在当时支付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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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初民间也是兼以粟帛为货币。至于岭南各州，更是以盐、米、布交易，完全不用钱〔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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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抵政治中心区域，铜钱用得比较多。离开中心区便兼用实物。至于边远地方，根本就不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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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布帛的作价，汉以前大体上是一匹绢抵三匹布〔105〕。两汉则两匹布抵一匹绢〔106〕。南北朝以三匹布抵两匹绢〔107〕。可见布的价格渐增。如果用铜钱来计算，则绢价也是渐渐增加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绢价每匹自一百二十五钱到一百五十钱，布价为其三分之一。西汉时最贵的白素为八百钱一匹〔108〕，缣价约合素价的一半〔109〕，当为四百，绢比缣又便宜约三分之一〔110〕，每匹约合二百六十钱。东汉缣绢价格上涨，缣一匹为六百一十八，绢一匹当为四百上下。两晋时的绢价没有资料，但后赵的绢价很高。石勒时官价中绢每匹一千二百，下绢每匹八百；市价则中绢每匹卖到四千，下绢也要二千一匹〔111〕。这不能代表东晋治下的绢价，只能代表动乱的北方在生产受阻的条件下的绢价。南北朝时情况逐渐改善。北魏绢价在天安、皇兴间（公元467年）因大旱曾卖到千钱一匹〔112〕，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官禄准绢给钱，每匹折钱二百〔113〕。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因推行铜钱，向市场抛出官绢，每匹也只卖二百，私买则三百〔114〕。南齐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每匹也是三百〔115〕。布价在南北朝也有下跌的倾向：宋武帝永初中（公元421年）官布为一千文，政府买价九百文。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市价一匹六百，官受五百；永明二年一匹跌到百多钱〔116〕，但四年户租收布，每匹准钱四百〔117〕。这种跌价是通货紧缩的关系，在下节另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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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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