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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的刘宋,这几种思想的冲突,更加显明而且影响实际货币政策。例如在武帝的时候,就有人以为钱货减少,使国用不足,想把民间的铜全部由政府收买,用来铸钱〔224〕。这自然是金属论者的见解。范泰(公元355—428年)加以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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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忧,在农民尚寡,仓廩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众,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宋书》卷六〇《范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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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泰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实物论者。他否认货币的价值,大概是指实用价值,而不是货币的交换价值。他好像以为货币本身的购买力是不变的,所变的是购买的对象,所以他以为国用不足不在钱少,而在生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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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因为盗铸和剪凿盛行,使钱币分量减轻,江夏王义恭建议以大钱当两,他的见解可以说是一种名目论,他以为不管钱币的轻重如何,只要法律上承认它是一当两,那么它的价值就加倍了。沈演之对于这一建议加以理论上的支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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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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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尚之反对这种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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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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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意见,大体上同范泰的意见相近,不过比范泰进步。范泰以为货币数量不影响其价值。何尚之则是数量说者,认为通货数量多使物价上涨。范泰是以货币数量多少没有关系为理由以反对加铸。何尚之则是以货币数量多反而有害为理由来反对。他这一段话也牵涉到货币的两种重要职能,所谓“以估货为本”是指价值尺度,所谓“事存交易”似乎是指购买手段或交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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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的时候,实物论者和金属论者的对立更加厉害。周朗主张罢金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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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一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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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以金属论者的论调占优势。孝建三年(公元456年)的时候,因民间剪凿,使铜钱日益薄小。尚书右丞徐爰发挥一段金属论的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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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货利民,载自五政。开铸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国实,教立化光。……年历既远,丧乱屡经,堙焚剪毁,日月销减。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箸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宋书》卷七五《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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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反对的是减重,以为只要合乎标准,就没有问题。当时政府听从他的话铸钱,不过后来因盗铸剪凿又减重,而且杂以铅锡,使币值大跌。于是沈庆之(公元386—465年)又发挥金属论的理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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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秦币过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铸,改造榆荚,而货轻物重,又复乖时。太宗放铸,贾谊致讥。诚以采山术存,铜多利重,耕战之器,曩时所用,四民竞造,为害或多。而孝文弗纳,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战不用,采铸废久,熔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绝吴邓之资;农民不习,无释耒之患。方今中兴……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宋书·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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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之的见解,完全是对于汉初一次放铸的辩护,虽然他的自由铸造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接近近代的自由铸造,既要合乎标准,又要收费,但他认为铸钱越多越好,以为“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好像用铜铸器是一种浪费,只有钱才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不知西汉文帝时之所以殷富、物价低,是因为生产增加,同时封钱不出,不是因为府库钱多,而是因为市面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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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王义恭的意见和沈庆之完全相反。他根据沈庆之的话,一点一点反驳。不过他的意见没有什么独到的地方。颜竣对于沈庆之的开署放铸,原则上表示赞同,只不赞成把所有的铜都用来铸钱,而缺乏铜来制造器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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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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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铜钱减重足以刺激物价一点,似乎有所认识。沈庆之主张使年前所禁止的轻钱暂准通用,他加以反对。因为行轻钱,必定会发生私铸,使得像五铢半两那样的大钱退出流通界。政府又不能因为准许轻钱流通而加税,对于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不能解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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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己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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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提议铸二铢钱,这显然是减重,他也反对。指出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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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开,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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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在办法上虽有争执,但大体上都是金属论者,以为货币便是财富。沈庆之明白讲了出来,刘义恭和颜竣也都没有加以反驳。颜竣且承认复用轻钱是“欲使天下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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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齐的时候,孔觊上《铸钱均货议》,主张铸造合乎标准的五铢钱〔225〕。当时正是通货紧缩的时候,通货数量的确不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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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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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名目论者,说“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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