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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铸钱,目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不但铸得少,而且抛出绢帛来收回通货,每匹只卖两百钱,市价要三百。这一措施,并没有收缩通货,反而引起私铸,使得永安五铢轻重不一,增加了币制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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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北魏货币的购买力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有波动,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小波动。因为北魏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也没有铸造特别轻小的钱币。当局为了维持币值和政权,还不断想制止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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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孝武帝为高欢所逼,出走长安,分为东西两魏。双方不断的战争,使得私铸很严重。例如东魏,虽然继续使用永安五铢,可是私钱的名目很多,如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等,大概都是永安五铢,但无法加以识别。那时冀州以北根本不用钱,而用绢布。孝静帝元象、兴和间,连年丰收,谷价低到每斛九钱〔205〕。武定初(公元543年)曾派人到各州去收集铜和恶钱,改铸永安五铢,但不久又因私铸而减重。六年(公元548年)在全国各州镇郡县的城门上,设置两把标准秤,一切铜钱,必须五铢重,才许通过,即每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但“群官参议”们因为那时谷贵,请求缓行,乃止。不久,就亡于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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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在天保四年(公元553年)铸造常平五铢,制作精巧,分量合乎标准,币值比较高。但因赏赐无度,一定会加重赋敛,所以史书说常平五铢还没有发行,私铸已兴,一两年间,就变得滥恶,杀戮也制止不了,乃提高铜价,使私铸利薄而减少。但乾明、皇建间(公元560年)私铸又厉害起来。邺中流通的钱币,有所谓赤熟(一作赤郭)、青熟、细眉、赤生等名称,河南则有轻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流通的钱币各不相同。武成帝更加奢靡。后主时变本加厉,宫中一裙值万匹,镜台值千金。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建造穆皇后大宝林寺,劳费以亿计〔206〕。这些浪费,全靠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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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对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都要征税〔207〕。所以私铸更加猖獗,用生铁加一点铜来铸钱〔208〕。徐州城中五级寺有铜像一百躯被偷〔209〕,一定同私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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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实行过两次改铸:一次是大统六年(公元540年),一次是大统十二年。史书虽然没有说明这两次铸钱的性质,但总不会是一般的铸钱,一般的铸钱是年年进行的。一定是改铸,是一种币制改革的性质,而且一定是减重,至少大统十二年的一次是减重。也可能是同东魏在进行货币战争。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与三国时孙吴同蜀汉的关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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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传了三个皇帝,二十二年,后为宇文氏所篡,是为北周。北周和北齐约略同时。当时南朝正是梁陈两朝。这个时期,中国的币制最为混乱。南方有陈的五铢六铢,北方有齐的常平五铢。宇文泰创立了一种府兵制,使大批当兵的人,除军事训练外,既不生产,也无其他赋役。武帝宇文邕更加重视这种工作,这使北周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但必然会增加财政上的开支。所以宇文邕一即位,马上就铸造大额货币,实行货币贬值。首先是铸造布泉,一枚当西魏五铢五枚,这就等于减重。这时候,梁益境内,杂用古钱交易,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十三年后(公元574年)又铸当十的五行大布,而重量和布泉差不多,等于又减重成十分之一。史书说“大收商贾之利”〔210〕,这正是统治阶级的目的。但次年边境上就发生盗铸,大概重量再有减低。因为遗留下来的五行大布中,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于是当局禁止五行大布出入四关;而布泉则只许进关,不许出关。后来废止布泉。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铸造永通万国钱,这永通万国钱,只重六公分,一枚当五行大布十枚,合五铢钱五百枚,五铢以二公分计算,那就等于减重成一百六十六分之一;当然又引起私铸,私铸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所以北周的三种钱币,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当时人民并不实用。许多地方使用绢布。甚至百年来所不大用的黄金,又成为支付的工具了。一部分地方,使用西方的金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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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统一南北两朝,实行紧缩政策,同时承平渐久,国内生产增加,所以“仓库盈溢”,“布帛之积,达于南郭”〔211〕。因此多年来波动的币值,大概就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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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隋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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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隋统一中国以后,总共有三十年的寿命,由杨坚杨广父子平分。这两个十五年,在货币经济史上是一个明显的对照。杨坚采的是紧缩政策,所以能稳定南北朝末年波动的币值,建立起一个繁庶的国家〔212〕。杨广采的是膨胀政策,不论是军事上和经济上,炀帝下的中国,都是一个膨胀的国家,甚至要超过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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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杨坚的紧缩政策,未必人人同意。事实是:开皇九年以前,全国还有战争,赏赐也很优厚。据说平陈凯旋的时候,庆功行赏,“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另外,酒盐等的专卖制被取消了,徭赋也宽减了,怎能说是紧缩呢?只有从他个人和宫廷的减少开支来解释。汉文帝减少开支的结果是“府库余货财”,隋文帝减少开支的结果是“库藏皆满”。史家甚至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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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杨坚治下,钱币流通也不是完全稳定的。开皇初年,虽然采用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由于钱币很杂,民间就有私镕私铸的事。三年四月曾令各关口以一百钱为标准,关外带进来的钱,要经过检查,合标准才许入关,不合标准,没收改铸。以前的常平五铢、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也于两年内禁止流通。到开皇五年以后,大概才以隋五铢为主要的货币。但是当时铸钱,多和以锡镴,这对于私铸又是一种引诱。官炉所铸也逐渐增加,如开皇十年许杨广在扬州立五炉铸钱;十八年又许杨谅在并州立五炉铸钱。杨广又借口江南钱少,请在鄂州白纻山置十炉铸钱。又许杨秀在益州立五炉铸钱。这些铸炉所出的钱不一定合乎标准。于是私铸更甚,钱益滥恶。然而当时财政还算稳定,各地设有常平仓,调节粮食供应。又常常检查各地邸肆的现钱,不是官钱,都没收入官。所以在杨坚时币值大体上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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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即位以后,开支浩繁,如建设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凿运河,发男女七百万;游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修筑长城,又兴众百万。其中有些属于建设工程,尤其是开凿运河,解决了南北的粮运问题,在长期看来原是有益的。不过各种大工程同时并兴,国家财政就负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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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最大的野心,似乎是要开拓一个大帝国,同时极力奖励对外贸易。这种政策的采用,大部分得力于裴矩。但对外战争是花钱的事情,当时为了利诱胡商来华,送迎之费,也是以万万计〔214〕。这样就引起通货贬值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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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的下跌大部分是由私铸引起的,因为政府那么大的开支,还不是由人民负担〔215〕,人民只好铸钱,而且铸坏钱。起初每千钱还有两斤重,即减重百分之五十二;后来只有一斤重,减重百分之七十六。最后至于剪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216〕。李渊进长安的时候,民间用线环钱,凡八九万才满半斛〔217〕,物价自然大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所以谷贵,东北边尤其贵,七年底要几百钱一斗米〔218〕。末年朱粲在襄邓间起事的时候,一斛要万钱〔219〕。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末洛阳也要万钱一斛〔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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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高涨,人民负担又加重,铸钱已经是犯法,不如索性入山为“盗”。自大业六年正月有几十个“强盗”大闹首都的建国门后,起义人数一年一年增加。起初不过几千人,一打即平;后来变成几万,十几万,攻陷郡城,讨之不能克,遂至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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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到杨隋这几百年间,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在制度上更是混乱到极点。物价的记录很少,而且多是特殊物价。钱币也各时各地轻重不一,度量衡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即使有正常物价,也不能同前代或后代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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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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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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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有时候长期不铸钱,有时候大行通货贬值,看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是因为在思想方面有几种对立的理论在冲击着:一方面是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另一方面是实物论者。中国的金属论者同欧洲16、17世纪的金属论者和重商主义者差不多,不过欧洲所重视的是金银,中国所重视的是铜钱,以为金钱是一种最好的财富,数量越多越好。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对货币数量能影响其购买力的见解,则是一样的。金属论者认为钱币的价值在于金属本身,换言之,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用金属来作货币,其价值是不会变动的。只要钱币的分量不减少。这种理论在其反对通货减重一点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铜钱是主要的宝藏手段,则这种理论也有道理,因为作为宝藏手段,它可以发生调节作用,使货币数量不致过多或过少。然而中国的铜钱不是主要的宝藏手段,主要的宝藏手段是金银。尤其是减重后的铜钱,没有人用作宝藏手段,所以中国古代铜钱的数量,在市场需要不变的条件下,是能影响它的购买力的,在实行减重后,情形更是严重,等于通货膨胀。至于名目论者,则认为货币的价值是一种法律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钱币分量减轻,只要给以一种名目价值,它的价值就可以不变。这种理论等于替通货减重政策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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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论者和名目论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认为钱币没有价值,但实物论者因此主张废止无价值的钱币,而用有价值的谷帛。主这一说的人,往往是数量论者。实物论者的所谓价值,完全是从现实出发,就是所谓饥能食寒能衣。这种观点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古代交通不方便,商品的运销不很灵活,有时一地发生饥荒,无论有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加上货币本身价值的不稳定,使一部分人对货币发生反感。实物论虽是在币制混乱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它是一种落后的理论,不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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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理论,轮流支配着中国自3世纪后半到6世纪底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两晋虽然还是用钱,却没有铸过钱,大体上是受实物论者的影响。多少也受到当时的一种愤世嫉俗的消极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表现为马融的生命重于天下论,表现为鲍敬言的《无君论》,更表现为鲁褒的《钱神论》。鲁褒在货币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论点,只是对货币的威力表示愤慨。他看见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一方面有石崇、何曾等豪门的奢侈,另一方面有他们周围趋炎附势的人。所以他说,“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有了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他并不主张废钱,实际上他对货币也说了些好话,他说:“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221〕所以不能把他看作一个实物论者。他所创造的“孔方兄”一词,不但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货币的态度,而且丰富了中国语文的词汇。到东晋安帝元兴中(公元403年)桓玄辅政,就公开主张废钱用谷帛。孔琳之(公元369—423年)提出反对。他对于货币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只引用司马芝的话,说用钱不但丰国,而且可以减刑。他自己的议论只着重于说明谷帛不应当用作货币〔222〕。不过他虽引司马芝的话,他对货币本质的看法却和司马芝不一定相同。司马芝如果说过铸钱可以丰国的话,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照字面解释是把货币当作财富,铸钱就是创造财富,这是金属论的观点。另一解释是同孔琳之一样,认为“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223〕。这就是说:政府用没有价值的货币来征取民间的物资,因此可以丰国。孔琳之同司马芝相同的地方是对于恢复用钱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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