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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铸钱，目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不但铸得少，而且抛出绢帛来收回通货，每匹只卖两百钱，市价要三百。这一措施，并没有收缩通货，反而引起私铸，使得永安五铢轻重不一，增加了币制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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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北魏货币的购买力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有波动，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小波动。因为北魏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也没有铸造特别轻小的钱币。当局为了维持币值和政权，还不断想制止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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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孝武帝为高欢所逼，出走长安，分为东西两魏。双方不断的战争，使得私铸很严重。例如东魏，虽然继续使用永安五铢，可是私钱的名目很多，如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等，大概都是永安五铢，但无法加以识别。那时冀州以北根本不用钱，而用绢布。孝静帝元象、兴和间，连年丰收，谷价低到每斛九钱〔205〕。武定初（公元543年）曾派人到各州去收集铜和恶钱，改铸永安五铢，但不久又因私铸而减重。六年（公元548年）在全国各州镇郡县的城门上，设置两把标准秤，一切铜钱，必须五铢重，才许通过，即每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但“群官参议”们因为那时谷贵，请求缓行，乃止。不久，就亡于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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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在天保四年（公元553年）铸造常平五铢，制作精巧，分量合乎标准，币值比较高。但因赏赐无度，一定会加重赋敛，所以史书说常平五铢还没有发行，私铸已兴，一两年间，就变得滥恶，杀戮也制止不了，乃提高铜价，使私铸利薄而减少。但乾明、皇建间（公元560年）私铸又厉害起来。邺中流通的钱币，有所谓赤熟（一作赤郭）、青熟、细眉、赤生等名称，河南则有轻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流通的钱币各不相同。武成帝更加奢靡。后主时变本加厉，宫中一裙值万匹，镜台值千金。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建造穆皇后大宝林寺，劳费以亿计〔206〕。这些浪费，全靠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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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对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都要征税〔207〕。所以私铸更加猖獗，用生铁加一点铜来铸钱〔208〕。徐州城中五级寺有铜像一百躯被偷〔209〕，一定同私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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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实行过两次改铸：一次是大统六年（公元540年），一次是大统十二年。史书虽然没有说明这两次铸钱的性质，但总不会是一般的铸钱，一般的铸钱是年年进行的。一定是改铸，是一种币制改革的性质，而且一定是减重，至少大统十二年的一次是减重。也可能是同东魏在进行货币战争。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与三国时孙吴同蜀汉的关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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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传了三个皇帝，二十二年，后为宇文氏所篡，是为北周。北周和北齐约略同时。当时南朝正是梁陈两朝。这个时期，中国的币制最为混乱。南方有陈的五铢六铢，北方有齐的常平五铢。宇文泰创立了一种府兵制，使大批当兵的人，除军事训练外，既不生产，也无其他赋役。武帝宇文邕更加重视这种工作，这使北周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但必然会增加财政上的开支。所以宇文邕一即位，马上就铸造大额货币，实行货币贬值。首先是铸造布泉，一枚当西魏五铢五枚，这就等于减重。这时候，梁益境内，杂用古钱交易，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十三年后（公元574年）又铸当十的五行大布，而重量和布泉差不多，等于又减重成十分之一。史书说“大收商贾之利”〔210〕，这正是统治阶级的目的。但次年边境上就发生盗铸，大概重量再有减低。因为遗留下来的五行大布中，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于是当局禁止五行大布出入四关；而布泉则只许进关，不许出关。后来废止布泉。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铸造永通万国钱，这永通万国钱，只重六公分，一枚当五行大布十枚，合五铢钱五百枚，五铢以二公分计算，那就等于减重成一百六十六分之一；当然又引起私铸，私铸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所以北周的三种钱币，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当时人民并不实用。许多地方使用绢布。甚至百年来所不大用的黄金，又成为支付的工具了。一部分地方，使用西方的金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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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统一南北两朝，实行紧缩政策，同时承平渐久，国内生产增加，所以“仓库盈溢”，“布帛之积，达于南郭”〔211〕。因此多年来波动的币值，大概就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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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隋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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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隋统一中国以后，总共有三十年的寿命，由杨坚杨广父子平分。这两个十五年，在货币经济史上是一个明显的对照。杨坚采的是紧缩政策，所以能稳定南北朝末年波动的币值，建立起一个繁庶的国家〔212〕。杨广采的是膨胀政策，不论是军事上和经济上，炀帝下的中国，都是一个膨胀的国家，甚至要超过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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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杨坚的紧缩政策，未必人人同意。事实是：开皇九年以前，全国还有战争，赏赐也很优厚。据说平陈凯旋的时候，庆功行赏，“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另外，酒盐等的专卖制被取消了，徭赋也宽减了，怎能说是紧缩呢？只有从他个人和宫廷的减少开支来解释。汉文帝减少开支的结果是“府库余货财”，隋文帝减少开支的结果是“库藏皆满”。史家甚至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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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杨坚治下，钱币流通也不是完全稳定的。开皇初年，虽然采用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由于钱币很杂，民间就有私镕私铸的事。三年四月曾令各关口以一百钱为标准，关外带进来的钱，要经过检查，合标准才许入关，不合标准，没收改铸。以前的常平五铢、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也于两年内禁止流通。到开皇五年以后，大概才以隋五铢为主要的货币。但是当时铸钱，多和以锡镴，这对于私铸又是一种引诱。官炉所铸也逐渐增加，如开皇十年许杨广在扬州立五炉铸钱；十八年又许杨谅在并州立五炉铸钱。杨广又借口江南钱少，请在鄂州白纻山置十炉铸钱。又许杨秀在益州立五炉铸钱。这些铸炉所出的钱不一定合乎标准。于是私铸更甚，钱益滥恶。然而当时财政还算稳定，各地设有常平仓，调节粮食供应。又常常检查各地邸肆的现钱，不是官钱，都没收入官。所以在杨坚时币值大体上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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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即位以后，开支浩繁，如建设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凿运河，发男女七百万；游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修筑长城，又兴众百万。其中有些属于建设工程，尤其是开凿运河，解决了南北的粮运问题，在长期看来原是有益的。不过各种大工程同时并兴，国家财政就负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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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最大的野心，似乎是要开拓一个大帝国，同时极力奖励对外贸易。这种政策的采用，大部分得力于裴矩。但对外战争是花钱的事情，当时为了利诱胡商来华，送迎之费，也是以万万计〔214〕。这样就引起通货贬值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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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的下跌大部分是由私铸引起的，因为政府那么大的开支，还不是由人民负担〔215〕，人民只好铸钱，而且铸坏钱。起初每千钱还有两斤重，即减重百分之五十二；后来只有一斤重，减重百分之七十六。最后至于剪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216〕。李渊进长安的时候，民间用线环钱，凡八九万才满半斛〔217〕，物价自然大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所以谷贵，东北边尤其贵，七年底要几百钱一斗米〔218〕。末年朱粲在襄邓间起事的时候，一斛要万钱〔219〕。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末洛阳也要万钱一斛〔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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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高涨，人民负担又加重，铸钱已经是犯法，不如索性入山为“盗”。自大业六年正月有几十个“强盗”大闹首都的建国门后，起义人数一年一年增加。起初不过几千人，一打即平；后来变成几万，十几万，攻陷郡城，讨之不能克，遂至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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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到杨隋这几百年间，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在制度上更是混乱到极点。物价的记录很少，而且多是特殊物价。钱币也各时各地轻重不一，度量衡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即使有正常物价，也不能同前代或后代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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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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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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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有时候长期不铸钱，有时候大行通货贬值，看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是因为在思想方面有几种对立的理论在冲击着：一方面是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另一方面是实物论者。中国的金属论者同欧洲16、17世纪的金属论者和重商主义者差不多，不过欧洲所重视的是金银，中国所重视的是铜钱，以为金钱是一种最好的财富，数量越多越好。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对货币数量能影响其购买力的见解，则是一样的。金属论者认为钱币的价值在于金属本身，换言之，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用金属来作货币，其价值是不会变动的。只要钱币的分量不减少。这种理论在其反对通货减重一点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铜钱是主要的宝藏手段，则这种理论也有道理，因为作为宝藏手段，它可以发生调节作用，使货币数量不致过多或过少。然而中国的铜钱不是主要的宝藏手段，主要的宝藏手段是金银。尤其是减重后的铜钱，没有人用作宝藏手段，所以中国古代铜钱的数量，在市场需要不变的条件下，是能影响它的购买力的，在实行减重后，情形更是严重，等于通货膨胀。至于名目论者，则认为货币的价值是一种法律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钱币分量减轻，只要给以一种名目价值，它的价值就可以不变。这种理论等于替通货减重政策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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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论者和名目论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认为钱币没有价值，但实物论者因此主张废止无价值的钱币，而用有价值的谷帛。主这一说的人，往往是数量论者。实物论者的所谓价值，完全是从现实出发，就是所谓饥能食寒能衣。这种观点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古代交通不方便，商品的运销不很灵活，有时一地发生饥荒，无论有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加上货币本身价值的不稳定，使一部分人对货币发生反感。实物论虽是在币制混乱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它是一种落后的理论，不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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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理论，轮流支配着中国自3世纪后半到6世纪底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两晋虽然还是用钱，却没有铸过钱，大体上是受实物论者的影响。多少也受到当时的一种愤世嫉俗的消极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表现为马融的生命重于天下论，表现为鲍敬言的《无君论》，更表现为鲁褒的《钱神论》。鲁褒在货币理论上没有什么特别论点，只是对货币的威力表示愤慨。他看见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一方面有石崇、何曾等豪门的奢侈，另一方面有他们周围趋炎附势的人。所以他说，“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有了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他并不主张废钱，实际上他对货币也说了些好话，他说：“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221〕所以不能把他看作一个实物论者。他所创造的“孔方兄”一词，不但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货币的态度，而且丰富了中国语文的词汇。到东晋安帝元兴中（公元403年）桓玄辅政，就公开主张废钱用谷帛。孔琳之（公元369—423年）提出反对。他对于货币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只引用司马芝的话，说用钱不但丰国，而且可以减刑。他自己的议论只着重于说明谷帛不应当用作货币〔222〕。不过他虽引司马芝的话，他对货币本质的看法却和司马芝不一定相同。司马芝如果说过铸钱可以丰国的话，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照字面解释是把货币当作财富，铸钱就是创造财富，这是金属论的观点。另一解释是同孔琳之一样，认为“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223〕。这就是说：政府用没有价值的货币来征取民间的物资，因此可以丰国。孔琳之同司马芝相同的地方是对于恢复用钱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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