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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的时候，实物论者和金属论者的对立更加厉害。周朗主张罢金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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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一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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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以金属论者的论调占优势。孝建三年（公元456年）的时候，因民间剪凿，使铜钱日益薄小。尚书右丞徐爰发挥一段金属论的主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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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货利民，载自五政。开铸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国实，教立化光。……年历既远，丧乱屡经，堙焚剪毁，日月销减。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箸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宋书》卷七五《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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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反对的是减重，以为只要合乎标准，就没有问题。当时政府听从他的话铸钱，不过后来因盗铸剪凿又减重，而且杂以铅锡，使币值大跌。于是沈庆之（公元386—465年）又发挥金属论的理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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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秦币过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铸，改造榆荚，而货轻物重，又复乖时。太宗放铸，贾谊致讥。诚以采山术存，铜多利重，耕战之器，曩时所用，四民竞造，为害或多。而孝文弗纳，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战不用，采铸废久，熔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绝吴邓之资；农民不习，无释耒之患。方今中兴……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宋书·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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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之的见解，完全是对于汉初一次放铸的辩护，虽然他的自由铸造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接近近代的自由铸造，既要合乎标准，又要收费，但他认为铸钱越多越好，以为“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好像用铜铸器是一种浪费，只有钱才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不知西汉文帝时之所以殷富、物价低，是因为生产增加，同时封钱不出，不是因为府库钱多，而是因为市面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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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王义恭的意见和沈庆之完全相反。他根据沈庆之的话，一点一点反驳。不过他的意见没有什么独到的地方。颜竣对于沈庆之的开署放铸，原则上表示赞同，只不赞成把所有的铜都用来铸钱，而缺乏铜来制造器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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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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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铜钱减重足以刺激物价一点，似乎有所认识。沈庆之主张使年前所禁止的轻钱暂准通用，他加以反对。因为行轻钱，必定会发生私铸，使得像五铢半两那样的大钱退出流通界。政府又不能因为准许轻钱流通而加税，对于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不能解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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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己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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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提议铸二铢钱，这显然是减重，他也反对。指出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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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开，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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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在办法上虽有争执，但大体上都是金属论者，以为货币便是财富。沈庆之明白讲了出来，刘义恭和颜竣也都没有加以反驳。颜竣且承认复用轻钱是“欲使天下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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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齐的时候，孔觊上《铸钱均货议》，主张铸造合乎标准的五铢钱〔225〕。当时正是通货紧缩的时候，通货数量的确不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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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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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名目论者，说“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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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时的沈约（公元441—513年）也曾谈到货币问题。他认为食与货并重。他说：“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这是对事实的承认。他似乎并不赞成这种情况。他认为商品流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欲望。古代人欲望小，所以生产品为生产者自己所消费或保存，不用来交换，货币的作用不大。后来商业发达，农人去而从商，帛币的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卖成货币，以换取珍罕的商品。这样又使得农业受到影响。“虽钱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库盈朽贯，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所以他主张废止货币，专用谷帛。他说：“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226〕他似乎以为货币的缺点，在于它的携带方便，因而产生许多弊病。在这方面，他承继了晁错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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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也曾有过关于货币问题的不同主张，这是高谦之、高恭之两兄弟先后所提出的。在铸永安五铢之前，高谦之主张铸小钱，他以为铸小钱可以富益〔227〕。这是一种名目论的思想。他的兄弟恭之则主张铸大钱，因为小钱引起私铸和物价上涨〔228〕。高谦之在求铸三铢钱表中讲到货币的起源，说“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好像同一般的名目论者的意见不一样。但他所谓的立，大概是指为帝王或法律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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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币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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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到隋那几百年间，著史的风气很盛，可惜大部分都已亡佚。存留下来的史书中，除了魏收（公元506—572年）的《魏书》以外，都没有食货志。一部分原因或许是这几百年间，币制很混乱，一般史家弄不清楚；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货币问题不够重视。其他史书可能有作食货志的，但没有留传下来。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范晔写《后汉书》，没有写到志书已被刘义隆（宋文帝）杀死。这种情况使得后代研究货币史的人遇到很多困难，在中国货币的文献史料上留下了一大段空白。在这方面，魏收的《魏书》在当时的史书中可以说是特出的。《魏书·食货志》也是一种经济史的性质。它是分门别类地叙述，最后一部分专记北魏和东魏的币制史，共一千五百九十字。表面看来，似乎把货币史同其他经济问题割裂开来，实际上不然，因为关于屯田、畜牧、租赋、织造、矿冶、互市、盐政等问题已在前面叙述过，如果再结合货币史来写，就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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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间货币史方面的空白由钱币学的产生而得到若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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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中国约略同时产生铸币，但收藏和研究钱币的科学即钱币学却先在中国产生。钱币学是研究钱币的形制、制作、文字和图形。中国钱币只有文字，没有图形。《史记·平准书》中有关于钱币的部分，那不能算是钱币学，因为司马迁并不是就钱币实物进行研究。钱币学在它的经济意义上是它同货币学的联系，在它的文化意义上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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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不仅考古，而且也考今。所以近代人把钱币学称为古钱学，严格地讲，是不正确的。当然，随着一国历史的延长，古钱在钱币中的比重总是越来越大的，所以称为古钱学，也不算大错。在中国，它比金石学还要早，但后来却包括在金石学之内。研究货币史显然必须研究钱币学，而且应当包括钱币学，正因为此，所以货币史不完全是经济史的一部分，换言之，经济史包括不了全部货币史。货币史有它的独立性，它一只足站在经济史的领域里，另一只足踏在文化史的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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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在4世纪的时候，是一门新的科学。在欧洲，到一千年后才有人认真收集和研究钱币。这一门科学日后逐渐取得重要性，因为它对于历代的财政、经济、文字、美术、神话、宗教、民俗、地理，以及计量制度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有些国家，如古代的大夏、大月氏的贵霜王朝，由于文献的缺乏，全靠遗留下来的钱币，才能对它们的历史构成一个轮廓。对于另外一些国家，如古代的迦太基，除了钱币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但钱币学在中国却有不同的意义。中国的帝王世系不靠钱币来解决或提供线索，因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向重视历史，特别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字记录。但钱币仍然纠正了不少文献记录的错误。钱币学在中国的作用在于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它帮助我们了解各时代人民的经济生活，它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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