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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当时的钱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对于收藏它和研究它发生兴趣。中国战国时期的钱币和古希腊的钱币应当是具备这一条件的，却没有产生钱币学；这是因为钱币学虽然包括一切时代的钱币，流通中的钱币也在内，但却以不再流通的钱币为主。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和古希腊人只把钱币当作购买手段来保存，不是当作一种研究的标本来保存。中国在南北朝的时候，钱币种类非常多，三国以来的钱币还能见到，有大钱，有小钱；有公钱，有私钱；有南钱，有北钱；有古钱，有今钱；有男钱，有女钱；有流通的，有不流通的；有正用钱，有压胜钱，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心。当时统治阶级可能已有收集钱币的事，如南朝政府的台主衣库，似乎就有各种钱币的收藏，于是私人也加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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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史家不写食货志的时候，反而有钱币学的产生，这似乎难以理解。实际上这是容易解释的。这时期的货币流通很复杂，非一般史家所能弄得清楚，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处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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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部关于钱币的书，是《刘氏钱志》。所谓刘氏，不知是什么人，也不知是什么时代，至迟当在萧梁，因为萧梁时的顾烜已引用他的话。《隋书·经籍志》有《刘潜泉图记》，可能就是顾烜所指的《刘氏钱志》。刘潜（公元484—550年）是齐梁间人。顾烜只引用了四种钱，即两铢钱、星月钱、四五钱、八星钱。除两铢外，都不是正用品。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刘氏钱志》所收录的钱币都是些游戏之作或压胜钱，但我们也无从给它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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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关于钱币的书是《顾烜钱谱》。该书也见于《隋书·经籍志》，说是钱谱一卷，钱图一卷。都已失传。南宋洪遵很推重这著作，说古代钱币“岁益久，类多湮没无传。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大小重轻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这几句话不但把《顾烜钱谱》的主要内容勾画了出来，而且等于是把它看作中国第一部钱币学著作。洪遵既见过《刘氏钱志》和《顾烜钱谱》，两书都被引用，在《泉志》序中却只推重《顾烜钱谱》，没有只字关于《刘氏钱志》的话，这也许就说明《刘氏钱志》确无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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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志》引用了《顾烜钱谱》三十四种钱，从賹（作宝）货到萧梁的钱币，而以萧梁的钱币或在萧梁时流通的钱币为最多，计有天监五铢、公式女钱、五铢铁钱、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女钱、稚钱、对文、五朱、定平一百、太平百钱、龟背钱、水波纹钱等。大部分是正用品，而且许多是当时流通的钱币。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当时大概还不知道分类，只罗列本人所见所闻；但已知道注意钱币的大小轻重，而且开始谈到板别，例如太平百钱就提到七八种之多，所附钱图也尚与实物相类〔229〕。不过大吉、大通、大富三种钱只见泥范，未见实钱。另外也有一些错误，如以汉兴为班固所指的荚钱，以传形五铢为刘备钱。这些错误影响了后代的史家和钱币学家，千多年间没有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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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对于研究货币史的人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不像一些关于货币理论的片断言论，它是研究钱币的著作；它也不像一般史书的食货志只是根据原有的档案资料照抄，或稍加一点整理工作，它是研究钱币实物。它补充了一般史书的缺漏，纠正了一般史书的错误。例如关于稚钱的大小，各书的记载不一致，杜佑《通典》说是径一分半，《册府元龟》说是一寸半，而《顾烜钱谱》说是八分半，当然以顾烜之说为可靠。因为他是根据实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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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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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事业在两晋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至少从记录上看不出来。信用上的通融，全靠私人的贷放〔230〕。政府可能也有救济性的放款，并且还有供给耕牛的办法〔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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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时候，信用事业，大有进展，无论在存款方面和放款方面，都比以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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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在古代是一种最不发达的信用业务。所谓存款，是指供他人利用的一种储蓄。中国自古即有储蓄，但都不给人利用。因为封建时代的中国官僚豪富，对于财产十分保守秘密，不轻易告诉人，有时连自己家里人亦不知道〔232〕。所以不能叫作真正的存款，不能说是一种信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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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以前，中国官僚豪富的主要储蓄方式，就是窖藏〔233〕。或埋在地下，或藏在墙壁间。《淮南子》就有“掘藏之家必有殃”〔234〕的话。此外就是用扑满的办法，这和窖藏的性质一样，而且数目太小，在信用发展史上没有多大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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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将钱财寄存在亲友处的事例。这种寄存或寄附〔235〕，有时是委托保管的性质，受托人不能加以利用，只是一种人情〔236〕。既没有利息问题，也没有保管费问题，所以不能说是一种业务。如果受托人能将这种款子用来营利，那就变成真正的存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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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陶渊明常将现钱送存酒家，而时常去取酒〔237〕，这就同现代的往来透支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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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款方面，民间的借贷叫作出责〔238〕或举贷〔239〕。这种借贷，同以往一样，是一种对人信用，只以券契为凭，券契一毁，债权债务便算了结。另外有信用购物的办法，即赊市，似乎相当普遍。尤其是在刘宋时期〔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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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寺院，是信用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时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阶级多是笃信佛教的，寺院不但数目多，而且富有。第一，由于统治阶级笃信佛教，他们就千方百计来优待寺庙和僧尼，以期保证自己来生的幸福。僧尼受到免税免役的待遇。这就使得一般人民无法同他们竞争，使他们容易积累财富。第二，上自帝王，下至平民，都对寺院施舍〔241〕，这种施舍，或为土地，或为钱币。如北魏孝文帝建大中兴寺，就施舍了稻田一百顷〔242〕。梁武帝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都由公卿们凑一万万钱赎身〔243〕。所以寺院是大地主兼大财主。寺庙积累了这许多财富，用来放债牟利，是不难理解的。古代巴比伦〔244〕和欧洲〔245〕的寺庙也是这种情形。欧洲在中世纪，宗教的势力有时比政治势力还大，不但从各方面收到施舍，而且公然向人民征收什一税，所以欧洲的教会也是大地主兼大财主。第三，寺院的财产和债权最稳妥可靠，僧尼们通过各种宣传，把寺庙说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使得迷信的人不敢盗窃寺庙的钱财，也不敢对寺僧赖债，以为盗窃寺庙钱财或赖债的人，一天一夜长三分七厘利，第二天日夜利上生利，来世要做牛马来偿还〔246〕。做牛一天偿还八文，做马一天偿还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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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在还没有铸造钱币的时候，就产生了实物高利贷。这是由于所谓僧祇粟的运用而产生的。在文成帝（公元452—465年）的时候，准许每年对僧曹输粟六十斛的人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歉岁用来赈济饥民，有时作为借贷，俭年出贷，丰年偿还，可是后来成为变相的高利贷，放出之后，不问水旱，都要偿还，有时利多于本，或翻改券契〔247〕，对债务人进行盘剥。北魏寺僧还有替富人保管财物的事〔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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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货币经济发达，寺僧放债的事一定很多。南朝寺院在中国信用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典当的创办者。典当是中国最早的信用机构，对人民供给抵押信用。我们虽不能证明典质是寺庙创办的，但最早的两家典质都是寺庙，一家是南齐的招提寺，褚澄曾以一万一千钱就该寺赎取太祖赐给褚渊的白貂坐褥〔249〕。另一家是南梁的长沙寺，有人曾以一束苎就该寺库质钱，赎当时，于苎中发现黄金五两，这黄金也是人家向该库质押的〔250〕。由此可见，贵自黄金衣着，贱至苎束，都可以质钱，范围很广。也许典质的起源还在南北朝以前，或则为一种外来的制度，一种随佛教而输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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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务虽为历代的人所诟骂，说是剥削贫民，可是经营者往往打着慈善的招牌。就是到了公开采取拜金主义的后代，普通商店可以恬然挂起“万利”的招牌，当铺却用“宏济”“宏安”一类冠冕堂皇的名称。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自然认为典质是以救济贫民为目的。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教会从事信用业务。基督教表面上反对放款取利，但教会的人暗地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放款。有谷物放款，有牲畜放款，有货币放款。他们也是打着慈善的招牌，说这些放款使穷人能得到低利的信用。实际上他们也是以高利贷资本家的竞争者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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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代，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商业发达，各种信用事业自然更加兴盛。据书中记载，除私人放款〔251〕外，还有政府机关也经营放款业，这就是公廨钱的营运，或作放款取利，或作别种经营，以补政府机关的开支〔252〕。这种放款的性质，和王莽的赊贷不同，王莽的赊贷，以及历代政府对于农民的贷放种子耕牛，都带一种救济性质，有时虽收利息，但政府的目的不在营利。公廨钱收息的办法，则完全是以营利为目的，靠收利息来维持百僚的供费。在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的时候，曾加禁止，但十七年又准许用公款经营，只不许出举收利〔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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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郦道元《水经·渐江水注》：“汉世刘宠作郡，有政绩，将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钱出送，宠各受一文。”又《泗水注》：“永平中，钟离意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治夫子车。”《晋书·食货志》：“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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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书》卷九一《徐謇传》：“二十二年高祖……诏曰……赐钱一万贯。”《史记》中虽有“子贷金钱千贯”的句子，但这里的贯字，可能是万字之误。汉朝以万为单位，不以千为单位。《汉书·食货志》提到武帝初年，“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是贯字和钱币联系在一起的最早例子，但贯字还不是钱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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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五朝小说大观》（扫叶山房本）作《商芸小说》，且作唐撰人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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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晋书》卷八六《张轨传》：“愍帝即位……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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