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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提议铸二铢钱，这显然是减重，他也反对。指出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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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开，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颜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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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在办法上虽有争执，但大体上都是金属论者，以为货币便是财富。沈庆之明白讲了出来，刘义恭和颜竣也都没有加以反驳。颜竣且承认复用轻钱是“欲使天下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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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齐的时候，孔觊上《铸钱均货议》，主张铸造合乎标准的五铢钱〔225〕。当时正是通货紧缩的时候，通货数量的确不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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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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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名目论者，说“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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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时的沈约（公元441—513年）也曾谈到货币问题。他认为食与货并重。他说：“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这是对事实的承认。他似乎并不赞成这种情况。他认为商品流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欲望。古代人欲望小，所以生产品为生产者自己所消费或保存，不用来交换，货币的作用不大。后来商业发达，农人去而从商，帛币的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卖成货币，以换取珍罕的商品。这样又使得农业受到影响。“虽钱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库盈朽贯，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所以他主张废止货币，专用谷帛。他说：“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226〕他似乎以为货币的缺点，在于它的携带方便，因而产生许多弊病。在这方面，他承继了晁错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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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也曾有过关于货币问题的不同主张，这是高谦之、高恭之两兄弟先后所提出的。在铸永安五铢之前，高谦之主张铸小钱，他以为铸小钱可以富益〔227〕。这是一种名目论的思想。他的兄弟恭之则主张铸大钱，因为小钱引起私铸和物价上涨〔228〕。高谦之在求铸三铢钱表中讲到货币的起源，说“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好像同一般的名目论者的意见不一样。但他所谓的立，大概是指为帝王或法律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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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币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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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到隋那几百年间，著史的风气很盛，可惜大部分都已亡佚。存留下来的史书中，除了魏收（公元506—572年）的《魏书》以外，都没有食货志。一部分原因或许是这几百年间，币制很混乱，一般史家弄不清楚；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货币问题不够重视。其他史书可能有作食货志的，但没有留传下来。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范晔写《后汉书》，没有写到志书已被刘义隆（宋文帝）杀死。这种情况使得后代研究货币史的人遇到很多困难，在中国货币的文献史料上留下了一大段空白。在这方面，魏收的《魏书》在当时的史书中可以说是特出的。《魏书·食货志》也是一种经济史的性质。它是分门别类地叙述，最后一部分专记北魏和东魏的币制史，共一千五百九十字。表面看来，似乎把货币史同其他经济问题割裂开来，实际上不然，因为关于屯田、畜牧、租赋、织造、矿冶、互市、盐政等问题已在前面叙述过，如果再结合货币史来写，就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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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间货币史方面的空白由钱币学的产生而得到若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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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中国约略同时产生铸币，但收藏和研究钱币的科学即钱币学却先在中国产生。钱币学是研究钱币的形制、制作、文字和图形。中国钱币只有文字，没有图形。《史记·平准书》中有关于钱币的部分，那不能算是钱币学，因为司马迁并不是就钱币实物进行研究。钱币学在它的经济意义上是它同货币学的联系，在它的文化意义上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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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不仅考古，而且也考今。所以近代人把钱币学称为古钱学，严格地讲，是不正确的。当然，随着一国历史的延长，古钱在钱币中的比重总是越来越大的，所以称为古钱学，也不算大错。在中国，它比金石学还要早，但后来却包括在金石学之内。研究货币史显然必须研究钱币学，而且应当包括钱币学，正因为此，所以货币史不完全是经济史的一部分，换言之，经济史包括不了全部货币史。货币史有它的独立性，它一只足站在经济史的领域里，另一只足踏在文化史的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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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在4世纪的时候，是一门新的科学。在欧洲，到一千年后才有人认真收集和研究钱币。这一门科学日后逐渐取得重要性，因为它对于历代的财政、经济、文字、美术、神话、宗教、民俗、地理，以及计量制度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有些国家，如古代的大夏、大月氏的贵霜王朝，由于文献的缺乏，全靠遗留下来的钱币，才能对它们的历史构成一个轮廓。对于另外一些国家，如古代的迦太基，除了钱币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但钱币学在中国却有不同的意义。中国的帝王世系不靠钱币来解决或提供线索，因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向重视历史，特别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字记录。但钱币仍然纠正了不少文献记录的错误。钱币学在中国的作用在于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它帮助我们了解各时代人民的经济生活，它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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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当时的钱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对于收藏它和研究它发生兴趣。中国战国时期的钱币和古希腊的钱币应当是具备这一条件的，却没有产生钱币学；这是因为钱币学虽然包括一切时代的钱币，流通中的钱币也在内，但却以不再流通的钱币为主。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和古希腊人只把钱币当作购买手段来保存，不是当作一种研究的标本来保存。中国在南北朝的时候，钱币种类非常多，三国以来的钱币还能见到，有大钱，有小钱；有公钱，有私钱；有南钱，有北钱；有古钱，有今钱；有男钱，有女钱；有流通的，有不流通的；有正用钱，有压胜钱，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心。当时统治阶级可能已有收集钱币的事，如南朝政府的台主衣库，似乎就有各种钱币的收藏，于是私人也加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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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史家不写食货志的时候，反而有钱币学的产生，这似乎难以理解。实际上这是容易解释的。这时期的货币流通很复杂，非一般史家所能弄得清楚，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处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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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部关于钱币的书，是《刘氏钱志》。所谓刘氏，不知是什么人，也不知是什么时代，至迟当在萧梁，因为萧梁时的顾烜已引用他的话。《隋书·经籍志》有《刘潜泉图记》，可能就是顾烜所指的《刘氏钱志》。刘潜（公元484—550年）是齐梁间人。顾烜只引用了四种钱，即两铢钱、星月钱、四五钱、八星钱。除两铢外，都不是正用品。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刘氏钱志》所收录的钱币都是些游戏之作或压胜钱，但我们也无从给它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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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关于钱币的书是《顾烜钱谱》。该书也见于《隋书·经籍志》，说是钱谱一卷，钱图一卷。都已失传。南宋洪遵很推重这著作，说古代钱币“岁益久，类多湮没无传。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大小重轻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这几句话不但把《顾烜钱谱》的主要内容勾画了出来，而且等于是把它看作中国第一部钱币学著作。洪遵既见过《刘氏钱志》和《顾烜钱谱》，两书都被引用，在《泉志》序中却只推重《顾烜钱谱》，没有只字关于《刘氏钱志》的话，这也许就说明《刘氏钱志》确无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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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志》引用了《顾烜钱谱》三十四种钱，从賹（作宝）货到萧梁的钱币，而以萧梁的钱币或在萧梁时流通的钱币为最多，计有天监五铢、公式女钱、五铢铁钱、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女钱、稚钱、对文、五朱、定平一百、太平百钱、龟背钱、水波纹钱等。大部分是正用品，而且许多是当时流通的钱币。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当时大概还不知道分类，只罗列本人所见所闻；但已知道注意钱币的大小轻重，而且开始谈到板别，例如太平百钱就提到七八种之多，所附钱图也尚与实物相类〔229〕。不过大吉、大通、大富三种钱只见泥范，未见实钱。另外也有一些错误，如以汉兴为班固所指的荚钱，以传形五铢为刘备钱。这些错误影响了后代的史家和钱币学家，千多年间没有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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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对于研究货币史的人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不像一些关于货币理论的片断言论，它是研究钱币的著作；它也不像一般史书的食货志只是根据原有的档案资料照抄，或稍加一点整理工作，它是研究钱币实物。它补充了一般史书的缺漏，纠正了一般史书的错误。例如关于稚钱的大小，各书的记载不一致，杜佑《通典》说是径一分半，《册府元龟》说是一寸半，而《顾烜钱谱》说是八分半，当然以顾烜之说为可靠。因为他是根据实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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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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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事业在两晋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至少从记录上看不出来。信用上的通融，全靠私人的贷放〔230〕。政府可能也有救济性的放款，并且还有供给耕牛的办法〔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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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时候，信用事业，大有进展，无论在存款方面和放款方面，都比以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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