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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币业的戴葆庭说：白铜所铸而发水银古的小样半两钱在江南有大量出土，特别是绍兴城，几乎东南西北全有出土，一次成千上万，同五朱混在一起，或作半两，或作两半，两者数量约略相等，大小制作相同。他坚主这些半两是六朝的东西，可能是同沈郎五朱同时铸造的。另外还有大泉五十和货泉等。完全依靠铜色来断定时代是危险的，因为古时盛行即山铸钱，铜质原不纯。不过如果同五朱一起出土，而且数量很多，那就值得注意了。这种半两上面偶尔铸有文字，笔画不很规矩，一见即知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铸匠临时加在上面的，作为一种记号或标志。可能有记地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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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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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方若以为类似刘宋四铢的五铢钱即是南齐五铢（见《言钱别录》）。这话很笼统，没有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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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懿荣《天壤阁杂记》最初提到五铢稚钱是蜀钱。罗振玉支持其说，他说：“予谓文敏说至确，蜀直百五铢，背有记阴文数目字者，他钱则无。予藏一五铢，式与稚钱无殊，背刻阴文廿五二字，此可为文敏五铢稚钱乃蜀钱之确证也。”（《俑庐日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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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杜佑《通典》误作五朱，那就和沈郎钱混同了。实际上有人把这种五铢或其中的一部分也归之于沈郎钱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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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泉志》引《顾烜钱谱》。毛本《隋书·食货志》作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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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顾烜钱谱》说是径八分半，《通典》作一分半，《册府元龟》作一寸半。应以顾说为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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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梁初流通的古钱，各书所载稍有出入。以《通典》为最详细。《文献通考》是抄《通典》，两者都没有直百五铢，只举五铢。《隋书·食货志》和《通志》列出直百五铢，而不列丰货和布泉。若按《通典》所记各钱的重量为标准，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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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典》所记重量没有错，则八铢重的五铢一定是直百五铢之误。但是其他各钱的重量和大小也还不符。例如公式女钱，不应当轻于普通女钱，稚钱重四铢，直径只有一分半，不合情理，应以《顾烜钱谱》为是。太平百钱只有四铢重，大概是指光背的一种。顾烜说水波文和龟背的太平百钱重六铢，这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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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泉志》引《顾烜钱谱》。蔡云《癖谈》说：“五铢肉郭既剪，甚者并其文剪之，金傍尽去，朱字倒正同形，是名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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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北史·姚僧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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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永乐大典》引《南史》说是有轮郭而无文字。传世有这种小钱，但官炉似乎不应当铸造没有文字的钱，何况是当十钱。所以此说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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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都作天嘉五年。这里依据《陈书·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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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过去的钱币学家把另外一种五铢当作陈五铢，那种五铢没有内郭，文字制作都和太货六铢不一样，钱背的内外郭较肥，近似北魏的永安五铢和隋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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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北齐书·王则传》及邱悦《三国典略》。另有河阳生澁的名称，不知是否指同一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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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邱悦《三国典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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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泉志》引旧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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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封演说是背四出文，张台说径八分，重二铢（原作二钱）五黍。李孝美说，铜色深赤，内郭向（原作尚）外澎薄，如碾轮状（见《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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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北周钱的作价，史书很含糊，特别是永通万国钱。《周书·宣帝纪》说是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这应是指永通万国一枚当五行大布十枚。但《隋书·食货志》说是“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则所谓当十，到底是当五行大布之十，还是当五铢钱之十，就不明确。而《唐六典》、《通典》、《通志》、《通考》和《玉海》等书都说是以一当千，应系传抄刻板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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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隋代用阔边直笔五铢一事似已由发掘加以证明。鲍康《观古阁续丛稿》：“同治癸酉十月六日，每掘地得石佛一……越日复得方石一，纵横各二尺许，中底平凹，镌正书十一行，四围凸，宽寸余；周列五铢泉七十二，而覆以石。……洗视之，碑字乃隋仁寿二年金轮寺舍利塔下铭也。……扉青并以二泉寄余，土花殊厚。审视为隋五铢，五字傍好有郭，交股作直笔者。”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九期）说，大业四年十二月的墓中有隋五铢五枚。大概也是这种阔边直笔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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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通典·食货》九《钱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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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三国志·魏志》卷二三《杨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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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晋书·苻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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