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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见翁树培《古泉汇考》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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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古泉汇考》《古泉杂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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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元嘉二十五年：“先是汉川悉以绢为货，秀之限令用钱，百姓至今受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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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晋书》卷六三《段匹磾传》：“刘曜逼洛阳，王浚遣督护王昌等，率疾陆眷，及弟文鸯，从弟末柸，攻石勒于襄国。勒败还垒，末柸追入垒门，为勒所获。……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柸，勒归之。”《艺文类聚》卷八三引《邴原别传》：“原以丧乱方炽，遂到辽东，时同郡刘攀亦俱在焉，辽东人图夺太守公孙度。度觉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刘攀同诛。攀窘逼归原。……东莱太守太史子义素有义，原欲以攀付之。攀临去，以其手所杖剑金三饼与原，原受金辞剑。”《北齐书》卷四七《宋游道传》：“游道入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周书》卷二二《柳庆传》：“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隋书》卷七八《艺术传·杨伯丑》：“或者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其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妻称冤，以诣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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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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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晋书》卷二六《食货志》有：“愍皇西宅，馁馑弘多，斗米二金。”同书《孝愍帝纪》则为：“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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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孙子算经》卷下：“今有黄金一斤，直钱一十万，问两直几何？”又《夏侯阳算经》卷下：“今有金一斤，直钱一百贯，问一两几何？”这两种书都应当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著作。尤其是夏侯阳的书，以贯为单位，这是南北朝或魏晋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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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葛洪《神仙传·尹轨》：“有人负官钱百万，身见收缚，公度于富人借数千钱与之，令致锡。得百两，复销之，以药方寸匕投之，成金还官。”又葛洪《抱朴子》卷四《金丹》：“古秤金一斤，于今为二斤，率不过直三十许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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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南北朝时金银的单位是斤和两并用。赵翼《陔余丛考》卷三〇“金银以两计”一条中曾提到这问题。加藤繁《唐宋時代に於けろ金銀の研究》第一一章第一节也谈到这问题。赵翼主要是根据南北史的资料，而加藤繁则根据宋、齐、梁、陈、魏、隋等书。资料都不全面。加藤繁的结论是：《宋书》《魏书》只论斤，南朝梁以后和北朝周以后才有两，隋时用两特别多。这种说法，本身毛病不大，但容易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自两汉一直到刘宋和北魏，金银只以斤计，那以后才有两的单位。这是不正确的，两晋已使用两的单位。《宋书》中关于金银的资料非常少，加藤繁只找到一条（《邓琬传》的金银五百斤），自然不足以证明刘宋时期金银都以斤计，而不以两计。《魏书·食货志》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的话，这不是以两为单位么？我们只能说，在这方面，南北朝又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由两汉的以斤为单位，过渡到唐宋的以两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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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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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Sir Aurel Stein, Central-Asian Relics of China,s Ancient Silk Trade, Tung Pao, Series Ⅱ，Vol.XX，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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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中国出土的外国古币有几起：（一）清末山西灵石县发现1世纪到2世纪的罗马货币十六枚（Bushell，Ancient Roman Coins from Shansi，Peking Oriental Society，1885，1，2）。这项资料我未见原文。各书引用稍有出入，有人说是金币，有人说是铜币。桑原骘藏在其《隋唐时往来中国之西域人》（中华书局何健民译本为《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说是铜币并推定是南北朝时期或以前流通华北之遗物。因为隋唐时灵石县附近有一地名为贾胡堡，可见外国商人经过其地的很多云云（译本第五八、五九页）。但若是铜币，那就恐怕不是流通用的，而是商人顺便带来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铜钱，无须用外国铜钱。而且《隋志》明明说是西域金银之钱，没有说西域铜钱。金银在中国是凭重量计算，所以不分中外，铜钱是论个数，外国铜币要想流通就困难。（二）英人斯坦因（A.Stein）在新疆曾购得两枚4世纪拜占庭的金币（见Serindia）。（三）斯坦因在吐鲁番附近的古墓中发现一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三枚拜占庭的金币或其仿制品（见Innermost Asia）。（四）怀特（William C.White）在1931年在洛阳购得一枚拜占庭式的金币，据说是得自古墓中，但据一美国钱币学家的考证，认为是10世纪或11世纪中亚细亚根据1世纪到3世纪的钱币所仿制的（Byzantine Coins in China，见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31，July-December）。可见1世纪到3世纪有拜占庭钱币流入中国。（五）咸阳底张湾湾地隋代使持节大将军凉州总管诸军事凉州刺史赵国独孤德公墓中发现东罗马（即拜占庭）金币一枚（见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一〇期张铁弦《谈全国出土文物展览中的北方发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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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郦道元《水经·河水注》：“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宾，治循鲜城。土地平和，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逾于中夏。大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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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梁四公记》：“扶南大船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瓈镜，面广一尺四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前，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以府库当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树大雨，雨众宝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类宝，一乌啣出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太平御览》卷八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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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晋干令升《搜神记》中提到金饰的地方很多。尤以金钗为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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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宋书》卷九《后废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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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建康实录》卷一五《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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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魏书》卷四《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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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广州北站附近的晋墓（有永嘉年号的墓砖）中有银钗五支、鎏金铜钗两支、银耳挖一支、银顶针一个、银戒指十个、金戒指四个、银镯三个、金镯两个、金小狗一个（《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一期第一三三页《广州市西村发现古墓六座》）。成都扬子山的晋墓（已被盗掘过）有小金珠一件、银圈四件、银指环十二件、银顶针一件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七期沈仲常《成都扬子山的晋代砖墓》）。湖南浏阳姚家园的晋墓（有大康八年墓砖）有银镯三件、金指环和金发钗各一个（《文物》1960年第四期第八八至八九页《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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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魏书》卷一一四《释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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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晋书》卷九五《艺术·隗炤传》：“使者……告炤妻曰：吾不相负金也。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皆如卜焉。”《南齐书》卷三八《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乃取此龙，以充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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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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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三国志·魏志》卷四《齐王芳传》：“正始元年……诏曰……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三国志·蜀志》卷三八《糜竺传》：“建安元年……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晋书》卷三九《王浚传》：“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末柸……为勒所获……遂以铠马二百四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柸，结盟而退。”《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高祖密遣人觇辇所在，泓辇饰以金银……”《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四年：“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获金银宝物班赍各有差。”《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潘氏服御极选珍宝……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梁书·羊侃传》：“太清二年……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隋书》卷六五《周罗传》：“（太建）十一年赐金银三千两，尽散之将士，分赏骁雄。”《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以战功赐奴婢十五口，黄金百斤，银百斤。”《隋书》卷三七《梁睿传》：“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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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崔鸿《十六国春秋》。《晋书·石勒传》说是谷一升值银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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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魏书·食货志》：“世宗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