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04440
1703704442
四、金银
1703704443
1703704444
金银在唐朝货币制度中的地位，是一个须要明确的问题。特别是黄金的问题不容易弄清楚。有些人把唐代文献中的金字都认为是指黄金，因而得出结论，说黄金在唐代发挥了货币所有各种职能〔91〕，这就等于说，黄金在唐代是十足的货币。这是不正确的。货币最重要的职能是作为价值尺度和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黄金在唐代就没有发挥过这两种职能。文献中称值若干金的话，往往不是指黄金，而是指铜钱。汉代文献中的金字有时也是指铜钱，但那时一金似乎固定为一万钱，而一万钱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正是黄金一斤的价格，换言之，西汉黄金和铜钱之间有法定比价，所以金字可以代表黄金一斤，因而黄金可以看作发挥了价值尺度的职能。然而在唐代，一金并没有固定的数目，有时是指铜钱一缗或一贯，有时是指铜钱一文，当然也有时是指黄金一两。这三者的价值都不相等。唐代文献中没有直接用黄金或白银来表示价值的。所以金银不是价值尺度。有极少数例子似乎是用金银来作为购买手段〔92〕，但都不是正常的买卖，不能看作真正的流通手段。所以金银在唐代不是十足的货币。它们的货币性还比不上绢帛。文献中有时提到购买商品时先将金银变卖成铜钱，然后才能作支付〔93〕。
1703704445
1703704446
不过金银在唐代的确发挥了几种次要的货币职能，如作为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作为支付手段表现在赋税〔94〕、捐献〔95〕、赏赐〔96〕、军政开支〔97〕、贿赂〔98〕、谢礼〔99〕等方面。至于作为储藏手段〔100〕，那是黄金一向具备的一种职能。正因为黄金具备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所以行旅携带金银的事，应当是相当普遍的〔101〕。
1703704447
1703704448
唐代产金的地区倒是不少，《唐六典》列举贡金的州数有十九〔102〕。《通典》举贡金之州有十四〔103〕，每年不过百两左右。《元和郡县志》记产金之地有二十五州府，《新唐书》列举了七十三个府州〔104〕。可能有黄金从外国流入。黄金的流入可以分为海陆两方面。大陆方面：东北黑龙江一带产金。北魏的时候，江南人已惊叹北方金玉之贱，常加收买。海路的流入是指南洋。自南北朝以来，阿拉伯人在南洋一带的贸易上很活跃，阿拉伯正是以产金著名的；据说其金矿无须镕解〔105〕。而且印度和南洋各地也是产金的，特别是苏门答剌一带，自古有金洲之名〔106〕。中外古籍中都记载其产金的丰富〔107〕。
1703704449
1703704450
白银的产量不多。元和初每年只产一万二千两。宣宗时每年也只有一万五千两〔108〕。
1703704451
1703704452
但白银自唐代起，在支付上逐渐取得重要性。这可能又是受了中亚各民族的影响。因为这时中亚细亚的火寻（一作货利习弥伽，即元代的花剌子模）和布豁（一作安国，即元代的不花剌）等国正盛行银币〔109〕。唐朝同它们的关系比前代更为密切，知道西域民族除了中原的绢帛以外，也喜金银，尤其是白银，所以唐朝赠给外国使臣，除绢帛外，也用金银。建中初，因无力用绢来支付对回纥的马价，乃用金银十万两来代付〔110〕。这自然是基于回纥人对于金银的需要。唐末和五代，白银的使用比黄金更普遍了。岭南一带，金银通行〔111〕。韩愈说过“五岭买卖皆用银”的话，元稹也说过“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的话，张籍也有“蛮州市用银”的诗句。这也是由于外商的关系。归化的外侨，丁税有征收银钱的事〔112〕，这大概是指波斯的银币。唐末有许多开支是用白银，到了五代，则白银的重要性，几乎要超过西汉的黄金。
1703704453
1703704454
唐代金银以两为单位，有时也论斤，但文献中的金字，如果是指金银，那就是指一两黄金或一两白银。有时就以铸造的形式为单位，如一铤、一饼。
1703704455
1703704456
铤〔113〕是最通行的铸造形式，凡是铸成铤状的白银，有时就称为铤银〔114〕，以与其他形式的白银相区别。有时也叫作笏〔115〕。笏和铤有时互用〔116〕，因为两者的形状相像。笏是古代统治阶级所不离身的东西。帝王用玉笏，诸侯用牙笏，士大夫用竹笏。帝王有话，士大夫即写在笏上。玉笏为珽，金属笏就称为铤。笏是手板〔117〕，所以银一笏有时也叫一版〔118〕。遗留下来的天宝年间的银铤，长市尺一尺上下，宽两寸多，厚一分许到三四分；有时中间厚、周围薄。轻重不等，大铤应当是当时的五十两重，即一百八十六点五公分。面背有文字，是铸后刻凿上去的，可见不是常制，文字用阴文。文字内容是进贡人的官衔和姓名、年份以及银的来由等，也有仅一面文字的〔119〕。这种形制自然不会是全国一样的〔120〕。有一枚大中年间的端午进奉银铤也是这样，上面竟多达六十四个字，除了“端午进奉银壹铤重伍拾两”等字外，还有进奉人的官衔〔121〕。背面没有文字。大概称笏的限于五十两重的大银铤，小铤〔122〕不称笏，金铤大概也不称笏，因为金铤多是小型的〔123〕。因此普通说到若干铤、若干笏的时候，都是指大铤〔124〕。银铤也有作马蹄形和砝码形的，近年有出土，砝码形的上面有“太和”年号的打印〔125〕。
1703704457
1703704458
饼〔126〕的形式由来更久。铸成饼状的金银有时就叫饼金，和铤银的情形一样。近年曾有银饼出土，上面有“元和八年来安”“九年”“余姚”“协成”等字〔127〕。
1703704459
1703704460
唐代的金银并不都铸成铤或饼，有时就制成各种器皿或饰物，赏赐、馈赠就直接用这些器物〔128〕。
1703704461
1703704462
金银钱在唐代也有铸造。开元通宝银钱遗留下来的比较多，大小和铜钱差不多，或光背，或有月文，有几种板别。金开元应有铸造，只是少见。文献中的金钱有时是指鎏金开元，或包括鎏金开元。鎏金开元留传下来的比较多，有大小各种板别。这种金银钱仍然是宫廷中使用的钱币，作为赏赐品，为上层社会的人所玩赏，宫廷中特别多〔129〕。曾见一鎏金开元，金色很厚，钻有四孔，显然是宫中嫔妃们作毽子玩过的。也许开元、天宝间内廷嫔妃们春天掷金钱的游戏就是用这种钱，并饰以羽毛。开元元年长安承天门的金钱会是有名的〔130〕。有时用作洗儿钱等〔131〕，没有发展成为一般流通的货币，也许还没有南北朝那样普遍。唐代一般货币流通也不怎么发达。唐律中关于私铸铜钱和私铸金银钱是不同看待的，私铸金银等钱不作流通用的不算犯罪，这大概是指民间叫金银匠打造金银钱作佩带用的事。
1703704463
1703704464
金价在两晋似乎已到过万钱一两。到了唐代，由于新矿的开采，或由于外国黄金的流入〔132〕，数量增加，但工艺上的需要也可能增加了。盛唐的金价，不见记录，可能低到过六七千文一两，即一斤合十万钱〔133〕。这价格同东晋差不多。当然还有一些因素要考虑：首先，唐代衡法同晋代衡法不一样，唐朝一两是三十七点三公分，等于晋两的一倍以上。其次，唐钱的重量也和晋代不同，西晋主要是指曹魏五铢，和唐钱也许相差不多，但一定还有大量的剪边五铢，最多只及唐钱的三分之二。东晋就是指沈郎五铢以及剪边五铢等，也许还有比轮和四文钱，但不是平价流通，单位钱文的重量是很难计算的。如果钱重上的差别正好抵消衡法上的差别，那么唐代的金铜比价就和东晋的确差不多了。安史乱后，各种物价都上涨，金价谅也不例外。但从晚唐的金价看来，似乎一斤十万钱的价格是安史乱后的价格。乱前的金价似乎要更便宜。元和年间因为铜钱奇缺，样样跌价，金价也下跌。穆宗即位时，长安卖金银每十两垫一两〔134〕。但不应当跌到安史乱前的价格之下。开成年间似乎是每两五千五百三十文〔135〕。但后来每两卖到八千文〔136〕。
1703704465
1703704466
金银比价，仍找不到中国方面的记录。日本在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的时候，金银铜三种钱的比价都是一比十，换言之，金钱一枚等于银钱十枚；银钱一枚，等于铜钱十枚〔137〕。如果三种钱的重量相等，则金银比价就是一对十。当时日本有很多地方与中国相似，这种金银比价也可能是反映中国当时的比价。不过当时中国银与铜的比价绝不止一比十，所以实际上我们不能由日本的这种比价来推定中国的比价。而且日本当时货币经济还不够发达。在7世纪时阿拉伯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六点五，印度大概也是用这比价，因为在5世纪，它们的金银比价，就是一比五点五，12、13世纪的时候，马来亚的凌牙斯国的金银比价还是一比五〔138〕。到15世纪时还是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比价〔139〕。而唐代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同中国人的商务关系很密切，因此可以推想中国的金银比价大概同阿拉伯和印度的比价差不多。当时欧亚大陆的金银比价，有两个独立的体系，欧洲是金贵银贱，罗马的金银比价在5世纪已是一比十四点四，7世纪是一比十。但9世纪威尼斯又是一比十一。而亚洲则是金贱银贵，中国在汉代金银比价就是一比五。在唐朝的时候，中印两国关系密切，而阿拉伯人则处于亚欧两洲之间，不但亚洲的对外贸易由他们垄断，欧洲的对东方贸易，也是在他们手中。可是他们所用的金银比价，不属于欧洲体系，而属于亚洲体系。由此可知当时亚欧大陆的经济重心是在亚洲，不在欧洲。由此也可推想中国当时的金银比价是一比五到一比六之间。所以开成年间的银价每两自八九百文到一千一二百文，整个9世纪的银价大约是每两一千文。在金银的进出口方面，南洋一带的金价偏低，黄金可能有少数流入。日本黄金也有流入中国，这就证明日本的金银比价不是一比十。中国的白银可能有流入西域一带，那里主要用白银，银价大概偏高。但所有这些进出，即使分析得不错，规模也是不大的。
1703704467
1703704468
1703704469
1703704470
1703704472
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1703704473
1703704475
一、盛唐钱币的购买力
1703704476
1703704477
唐代二百八十九年，货币经济比较衰退，特别是在开元、天宝以前的百年间，实物经济的成分很大。从货币购买力来看，安史乱前是一个低物价时期。国内太平，连年丰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盛世。安史乱后，出现了一个高物价时期，贞元以后，虽有一次回缩，但比起盛唐来，物价还是高。
1703704478
1703704479
李唐在建国改元以后的第四年，就废止用了七八百年的五铢钱，改用新的开元通宝，以统一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币制，并稳定隋末以来波动的币值。这一措施，很为成功。虽然最初几年间，粮食还是贵，那是因为战争，农人少，土地荒，米谷不够，以绢计算的米价很高〔140〕。后来恢复和平和生产，就出现所谓贞观之治：马牛被野，民物蕃息。这种盛况也许是大乱后的正常现象，因为经过了隋末的战乱，人口已大为减少，和平生产恢复后，谋生就比较容易了。
1703704480
1703704481
当时币值很高，米价在贞观三、四年（公元629、630年）的时候，是每石三四十钱〔141〕，而且连年丰稔。八、九年的时候，每石四五十钱。十五年每石二十钱〔142〕，十六年全国平均每斗五钱，最便宜的地方是每斗三钱〔143〕。至于绢帛，在唐初多用作计算标准，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因米价尚贵，一匹绢只换得一斗米，后来因米价跌，在贞观五、六年以后的几年间，每匹绢能换得十几石粟〔144〕。
1703704482
1703704483
太宗晚年，对外渐多用兵，到高宗时更频繁了。不停的战争，使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私铸盛行。私铸必然会减重，否则无利可图。因此有大批的恶钱在民间流通。不过一般地说来，直到高宗麟德年间，铜钱的购买力还是高。每遇丰年，米价还能跌到五十钱一石。例如永徽五年洛州粟米每石二十五钱，秔米一百一十钱〔145〕。麟德二年和三年，米价都跌到五十钱一石〔146〕。
1703704484
1703704485
恶钱是高宗到玄宗之间的一个麻烦问题。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九月政府命令各地方当局收买恶钱，用一个好钱收买五个恶钱。但因恶钱作价太低，人民反而加以收藏。当局乃于十月改变比率，以一好钱收兑两个恶钱。然而恶钱问题并没有解决。
1703704486
1703704487
高宗年间，国内曾引起一次小小的通货贬值。这就是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所发行的当十钱乾封泉宝。这钱发行后的第二年，旧钱都不见了，物价大涨，商贾不通。结果只好废止当十钱，再用开元钱。但当十钱虽废，私铸还是不停；加以水旱成灾，连年战争，所以到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物价还是很高，人民负担自然不会很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京师大雨，饥荒，米价涨到每斗四百钱〔147〕。
1703704488
1703704489
高宗几次想禁用恶钱。仪凤四年曾用米来收钱，一斗糙米附收恶钱一百文。收进的恶钱由少府司农加以销镕，分量合格的仍令流通。当时米粟价格渐贵，大家说是铸钱增加的缘故〔148〕。武则天曾在长安市中陈列样钱，以为钱货流通的标准。但中国制钱，大小本不一律，好恶也没有严格的区别，所以后来只禁铁锡铜荡穿穴，其余都许流通。于是盗铸更加厉害了。到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首都还在闹恶钱问题，物价高涨。开元初稍微好一点，物价下跌，但后来又恶化了。除官炉钱外，有几十种所谓偏炉钱，多是江淮一带的私铸，据说要七八文才抵得官炉钱一文。
[
上一页 ]
[ :1.703704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