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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492 盗铸的弊害:第一是减重,第二是使通货数量增加;两者都有引起物价上涨的作用,尤其是在战时。不过钱币的减重,程度有限;标准开元钱每千文是六斤四两重,减重最厉害的鹅眼、铁锡、古文、环之类,每贯仍有三四斤重。流通时不会纯用恶钱,而是混合使用,物价不会涨到五倍。若以好钱计算,物价应当不致上涨。实际上,一场天灾,比多年的恶钱还更能影响物价。譬如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夏天因为下了十天大雨,洛水大涨,那一带的米价就涨到两三百钱一斗,但布价每端不过百钱。至于通货数量的增加,在唐朝无疑有这需要。自战事停止后,国内生产增加,人民租税负担减轻,私铸的事情也会减少。开元间便是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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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494 史书载开元初米价低到每斗三钱〔149〕。十三年(公元725年)前后,因累年丰稔,东都米斗十三钱,青齐间谷每斗五钱,以后两京米价每斗总不到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150〕。十六年和二十五年当局还怕谷贱伤农〔151〕。二十八年又因“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152〕。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也怕麦贱伤农〔153〕。这是李唐第二个盛世。正是杜甫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时代〔154〕。天宝初,私铸减少,钱形完好。海内富实,米价每斗十三钱,青齐之间,每斗只三钱,绢价每匹不过两百〔155〕。十一载政府曾用几十万贯好钱来收回私钱,商旅反觉得不便,可见当时生产和交易之盛与通货数量需要之多。当时铸钱数目也大有增加,开元以前,官炉所铸,每年平均恐怕不过十万贯,开元年间有增加,但到天宝年间才大兴铸炉,甚至征调农民来铸钱。当时全国共有九十九炉,每年共铸三十二万七千缗〔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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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496 盛唐的米价记录,差不多全是特殊丰收时的报告,所以正常米价每石多少,不得而知。书中所载,每石自三十文到一百多文,而且《通典》明言开元于三年以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则以两百文一石为开元、天宝间的正常米价,大概相差不远,每公石为三百三十六文〔157〕,比西汉宣帝时要高,但比元帝时要低。当时金价以十万钱一斤计算,每公石米约值黄金两公分,不到西汉宣帝时的二分之一。金银比价如果以一比五计算,则每公石米约值白银十公分。当时(7、8世纪)欧洲的小麦价格每公石约值白银十五公分八九,比中国米价稍高。折合金价每公石约值一公分零六,只合中国米价的一半〔158〕。但中国的正常米价,每石可能不到二百文〔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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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498 又如绢帛价格,盛唐的两百钱一匹〔160〕,是汉以来的最低价格,以后千年间再也没有到过这种低价。不过两百钱一匹的绢,虽在盛唐,也并不是正常价格,不能用作标准。当时的绢价,各地不尽相同:山南的价格低,两三百钱一匹;河南的价格高,要七百多钱一匹〔161〕,因此当局于开元十六年以五百五十钱一匹的价格为定赃的标准,这可以说是盛唐的标准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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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00 盛唐物价之所以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第二是钱币数量不够。武德四年废用五铢,其他许多杂色钱币自然都不许流通,流通主要靠开元钱,如何来得及供应?这种情况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少有的。只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废止过去的钱币,专用半两。但那时可用大型的刀布来改铸比较轻小的半两,在钱币的供应上,问题还不大。而且当时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还不怎样发达。到了唐代,生产和商品流通应有进一步的发展,而钱币却靠用一些轻小的私钱如线环等来改铸比较大的开元钱。当时汉五铢早被销镕改铸,或经过剪凿,完整的多被埋藏,所以要用几枚旧钱才能改铸一枚开元钱,在钱币的供应上,自然感到紧张。唐代实物经济所占成分之大正由于此,物价之低,也同这点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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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02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58]
1703704503 二、安史之乱与通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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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05 玄宗晚年,渐趋奢侈,每年租钱虽收得二百多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另有绵和布;但岁出常超过岁入。只因多年的积聚,所以仍是府库盈溢。天宝八载还邀引百官到左藏库去参观,以炫耀他的钱币之多。有人说安禄山之反,就是垂涎明皇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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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07 范阳的战鼓声,惊破了长生殿的美梦,把明皇那个欢乐的朝廷,吓得手忙脚乱。因为太平日久,没有人会打仗,正是“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江以北无坚城”。可是杨国忠还想度僧尼道士来弄钱,他不知道就是左藏库的钱帛,也是支持不了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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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09 打了两年之后,卖官爵和度僧尼都无济于事,于是在第五琦主持之下,实行通货贬值。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铸造当十的乾元重宝,以供几十万大军作战,但尽管有什么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仍无法消灭叛乱。有时郭子仪也要吃败仗。安禄山死后,史思明正式称帝。于是又发行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重宝。史思明且在东都发行当百的得壹元宝。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三月,米价涨到每斗七千〔162〕,这比战前两百钱一石的米价高了三四百倍。私铸猖獗,京兆一地犯罪致死的有八百人。几种乾元钱文字相同,大小也差不多,流通上自然很不方便。乃令在畿内把重轮钱减作当三十,旧开元钱则增为一当十,这样还是贬值,七月下令:全国重轮钱都作当三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即位后,把乾元小钱改为一当二,重轮大钱改为一当三,后来元载做宰相,大小钱平价流通。当时私铸乾元钱比开元钱要轻小得多。遗留下来的乾元重宝,有轻到二公分四的,甚至有轻到半公分的。可以想见:旧日的开元钱一定被人收藏,而以小钱流通,所以物价并没有恢复。据说史思明所据的洛阳物价更高〔163〕。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京师米价每斗还是一千〔164〕,宫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百姓挼穗以供。又如盐价在天宝、至德间每斗只十钱,即两个铜钱一斤,战乱发生后,第五琦变盐法,每斗增加到一百一十文,也就是二十二文一斤,涨成十一倍〔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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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11 通货贬值的结果,发生许多应有特有的现象,第一是官吏货币所得的增加。依据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敕令,一品官月俸等项收入只有六七十贯〔166〕,大历中权臣月俸有到九千贯的,各郡刺史,都是千贯〔167〕,郭子仪每年的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还不在内〔168〕。第二是税收增加:例如盐利收入,肃宗初年每年仅六十万贯,晚年超过十倍,据说人民无厌苦。史家多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169〕。其实是因为通货贬值。货币价值减低了,数量必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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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13 然而一般情况,通货贬值时,待遇的提高,总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程度。因为战时生产减少,物资缺乏,加剧了货币购买力减低的程度。可是劳动人民和职员等不得不出卖其劳力,所以一般人民的生计艰难〔170〕。奸人则乘机取巧,增加贪污贿赂的事〔171〕。意志薄弱的人有时难免屈服于金钱的诱惑〔172〕。有些官吏为生活所迫,要求调到乡下去不准,甚至故意犯过,以求外贬〔173〕。这样使整个吏治都受到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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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15 至于物价上涨的程度,却没有详细确实的记载。文献中的记录,多是特殊的物价,例如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一斗卖到四五十贯〔174〕。乾元元年和二年邺城的安庆绪被围,一斗米卖到七十多贯〔175〕。这些都是同货币没有关系的。乾元大钱发行后的反响便是米价涨到七千文一斗,不过这也是指人心最动摇的时候,后来大概慢慢平复了些。上元初京师旱灾,斗米也不过数千。乾元三年米价在饥旱之下,也不过八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一斗〔176〕。在取消大钱之后,物价大概更有回跌,因为代宗初年(公元763—764年),即在灾荒之下,一斗米也不过涨到一千钱〔177〕,最高到过一千四百〔178〕。至于当时的正常价格,当然还要更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政府考进士,元结出一个题目问:为什么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还算贵,近年估钱五百还算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算贵,近年估钱二千还算便宜〔179〕?可见粟价在永泰二年前后比战前只上涨约一倍,而帛价则涨成四倍以上。杜甫《忆昔》诗中的“岂闻一绢直万钱?”大概是指绢价最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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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17 大历二年,安史的余党已渐剿平,但币值仍旧没有恢复。郭子仪自河中来朝,代宗只赐罗锦二百匹,不赐钱,大概因为铜钱的购买力很低。元载、王缙等四人欢宴,每人出钱至三十万。田神功一宴花费了一亿。这种宴会显然有庆祝胜利的意味,其实前面困难还很多:第一吐蕃还是不断地向唐朝找麻烦,第二回纥因为帮助唐室收回西京,唐室答应每年向他们购买十万匹马,每匹价格是四十匹绢,这是一种很重的负担,也是以后绢价所以贵的原因。当时绢价要四千钱一匹〔180〕,这比万钱一匹的价格已低得多,但比起战前来,还是要高许多倍。在大历年间稍有灾荒,米价便要涨到八百钱千钱一斗〔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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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19 当时事态没有恶化,是因为当局不再以通货贬值来应付,而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所谓开源就是增税,例如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税青苗地头钱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秋税等。向人民募捐也是一种开源的方法。所谓节流,例如减低京官职田和裁员。这些办法都有收缩通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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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21 然而通货的稳定,单靠收缩通货数量或增加国库收入还是不够。必须同时增加生产。当时除当兵的人太多以外,还有大批的和尚尼姑,不但不事生产,而且不纳税,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这一点当时也有人注意到。譬如大历末(公元779年)李叔明曾上书请淘汰东川寺观,僧尼中只留有道行的,其余的还俗。彭偃更提出他的充分就业的理论来,主张僧道未满五十岁的每年输绢四匹,尼姑和女道士两匹,其他杂役和普通人同样待遇,这样就让他们做和尚也好,道士也好。他这种建议为朝臣所反对,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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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23 自实行开源节流的政策以后,几年之内,形势似乎有点好转。永泰二年粟价只要五百多钱一斛。大历五年户税减轻,八年又减青苗地头钱。因岁丰谷贱,粟价每斗只要二十〔182〕,政府还拿出一百二十万贯钱来维持谷价〔183〕。但这些事例只能表示膨胀之势已停止,实际上物价还是很高。因为大历十二年还要根据新的币值来调整百官俸给〔184〕。而李翱说在建中初年(公元780年)米价要两百钱一斗〔185〕,比战前起码贵了四五倍。又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盐价从每斗一百一十文加到三百一十文,河中两池加到每斗三百七十文,这是官价;有些奸商,甚至把市价提高到官价的一倍〔186〕。由此可知当局对于恢复以前的币值是没有把握的。币值低自然使政府感觉通货数量不够,而设法多铸钱。大历四年增炉铸钱,七年禁止国内铸铜器。建中初又铸钱,铸钱一千,成本就要九百〔187〕,那大概就是轻小的建中通宝钱,每枚重量不过两公分四左右。江淮多用铅锡钱,使绢价腾贵〔188〕,取巧的人将好钱销镕,每千钱得铜六斤,铸成器每斤可以卖六百文。正在这时,李希烈叛,赵赞因常赋不足,提议铸当十的白铜大钱,似乎没有实行。因而铜钱渐少,使币值慢慢提高了〔189〕。但一直到德宗贞元时采行两税法以后,币值才向另外一个方向波动,而安史乱后的物价上涨阶段才真正告一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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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25 中国货币史 [:1703699959]
1703704526 三、贞元元和间的通货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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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28 李唐自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的现象,前后闹了六七十年。这次紧缩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严重性可以同南齐的一次相比。但严格地讲起来,只能说是回缩。因为缩到最低点的时候,物价还是高于开元、天宝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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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0 回缩的原因,可以分析成四种:第一是自然的调整。因为在通货贬值之后,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使货币购买力下跌的程度超过减重的程度,使铜钱的市价低于它的币材价值,而发生私销的现象〔190〕。例如武则天的长寿、延载年间,武三思建议在长安定鼎门内铸八角形的铜柱,名为大周万国述德天枢,以纪念武则天的功德,征用铜五十多万斤〔191〕,大部分靠销镕铜钱,毁钱当近一万万枚。后来开元年间下令毁天枢,销镕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这还是战前的事。代宗时,因各种大小钱都平价流通,于是分量重的乾元和重轮两种钱都被人销镕为器。此外销钱铸佛像的事也很盛行,代宗时五台山的金阁寺,铸铜为瓦,销钱无数〔192〕。这样使通货数量减少,购买力也就慢慢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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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2 第二是铸钱的减少。开元中,国内铸钱七十几炉,每年盈百万〔193〕,天宝十一载时每年铸钱总数为三十二万七千缗〔194〕,如以当时人口计算〔195〕,每人占六文。但宪宗时(公元806—820年)全国只铸造十三万五千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还不及十万缗〔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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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4 第三是用钱区域的推广。杨于陵说:在“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但大历以后,都用铜钱〔197〕。此外还加上铜钱的输往外国。唐代国势隆盛,贸易发达,商贾所至,铜钱流布,远到波斯湾的西拉夫也有中国铜钱〔198〕。日本也输入中国铜钱。当时日本同中国接触频繁,在睿宗元年即迁都奈良之前两年,已开始铸钱〔199〕,形式与中国的开元钱相似,可见中国钱必早已流入日本〔200〕。不过当时日本自己铸钱,所以中国钱流去的数量大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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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6 第四是租税政策。安史乱后的苛捐杂税,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历任宰臣如杨炎、赵赞等,全副心力,都是用在租税政策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税收是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较贞观初增加六七倍。以当时人口计算〔201〕,每户占四贯二百二十二文,负担不算不重。但因李希烈等起事想推翻政府,每月军费百多万贯,帑廩不够支持几个月,于是赵赞等除向富商僦柜勒借外,又征收所谓间架税(即房屋税)和除陌税(即交易税),由百分之二增为百分之五,此外又征商货税也即货物税,按值抽百分之二,对竹木茶漆则抽百分之十。而因办事人员舞弊和没有效率,全国怨黩,李希烈军就是以不税间架除陌来争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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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4538 租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杨炎的两税法。安史乱后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到采用两税以后才真正稳定,通货紧缩也是行两税以后才开始,因为其他的苛捐杂税,扰民有余,收回的通货并不多。史书一再说到初定两税时还是货重钱轻,行后才货轻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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