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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贬值的结果，发生许多应有特有的现象，第一是官吏货币所得的增加。依据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敕令，一品官月俸等项收入只有六七十贯〔166〕，大历中权臣月俸有到九千贯的，各郡刺史，都是千贯〔167〕，郭子仪每年的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还不在内〔168〕。第二是税收增加：例如盐利收入，肃宗初年每年仅六十万贯，晚年超过十倍，据说人民无厌苦。史家多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169〕。其实是因为通货贬值。货币价值减低了，数量必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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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情况，通货贬值时，待遇的提高，总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程度。因为战时生产减少，物资缺乏，加剧了货币购买力减低的程度。可是劳动人民和职员等不得不出卖其劳力，所以一般人民的生计艰难〔170〕。奸人则乘机取巧，增加贪污贿赂的事〔171〕。意志薄弱的人有时难免屈服于金钱的诱惑〔172〕。有些官吏为生活所迫，要求调到乡下去不准，甚至故意犯过，以求外贬〔173〕。这样使整个吏治都受到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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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物价上涨的程度，却没有详细确实的记载。文献中的记录，多是特殊的物价，例如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一斗卖到四五十贯〔174〕。乾元元年和二年邺城的安庆绪被围，一斗米卖到七十多贯〔175〕。这些都是同货币没有关系的。乾元大钱发行后的反响便是米价涨到七千文一斗，不过这也是指人心最动摇的时候，后来大概慢慢平复了些。上元初京师旱灾，斗米也不过数千。乾元三年米价在饥旱之下，也不过八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一斗〔176〕。在取消大钱之后，物价大概更有回跌，因为代宗初年（公元763—764年），即在灾荒之下，一斗米也不过涨到一千钱〔177〕，最高到过一千四百〔178〕。至于当时的正常价格，当然还要更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政府考进士，元结出一个题目问：为什么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还算贵，近年估钱五百还算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算贵，近年估钱二千还算便宜〔179〕？可见粟价在永泰二年前后比战前只上涨约一倍，而帛价则涨成四倍以上。杜甫《忆昔》诗中的“岂闻一绢直万钱？”大概是指绢价最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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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二年，安史的余党已渐剿平，但币值仍旧没有恢复。郭子仪自河中来朝，代宗只赐罗锦二百匹，不赐钱，大概因为铜钱的购买力很低。元载、王缙等四人欢宴，每人出钱至三十万。田神功一宴花费了一亿。这种宴会显然有庆祝胜利的意味，其实前面困难还很多：第一吐蕃还是不断地向唐朝找麻烦，第二回纥因为帮助唐室收回西京，唐室答应每年向他们购买十万匹马，每匹价格是四十匹绢，这是一种很重的负担，也是以后绢价所以贵的原因。当时绢价要四千钱一匹〔180〕，这比万钱一匹的价格已低得多，但比起战前来，还是要高许多倍。在大历年间稍有灾荒，米价便要涨到八百钱千钱一斗〔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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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事态没有恶化，是因为当局不再以通货贬值来应付，而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所谓开源就是增税，例如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税青苗地头钱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秋税等。向人民募捐也是一种开源的方法。所谓节流，例如减低京官职田和裁员。这些办法都有收缩通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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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货的稳定，单靠收缩通货数量或增加国库收入还是不够。必须同时增加生产。当时除当兵的人太多以外，还有大批的和尚尼姑，不但不事生产，而且不纳税，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这一点当时也有人注意到。譬如大历末（公元779年）李叔明曾上书请淘汰东川寺观，僧尼中只留有道行的，其余的还俗。彭偃更提出他的充分就业的理论来，主张僧道未满五十岁的每年输绢四匹，尼姑和女道士两匹，其他杂役和普通人同样待遇，这样就让他们做和尚也好，道士也好。他这种建议为朝臣所反对，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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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行开源节流的政策以后，几年之内，形势似乎有点好转。永泰二年粟价只要五百多钱一斛。大历五年户税减轻，八年又减青苗地头钱。因岁丰谷贱，粟价每斗只要二十〔182〕，政府还拿出一百二十万贯钱来维持谷价〔183〕。但这些事例只能表示膨胀之势已停止，实际上物价还是很高。因为大历十二年还要根据新的币值来调整百官俸给〔184〕。而李翱说在建中初年（公元780年）米价要两百钱一斗〔185〕，比战前起码贵了四五倍。又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盐价从每斗一百一十文加到三百一十文，河中两池加到每斗三百七十文，这是官价；有些奸商，甚至把市价提高到官价的一倍〔186〕。由此可知当局对于恢复以前的币值是没有把握的。币值低自然使政府感觉通货数量不够，而设法多铸钱。大历四年增炉铸钱，七年禁止国内铸铜器。建中初又铸钱，铸钱一千，成本就要九百〔187〕，那大概就是轻小的建中通宝钱，每枚重量不过两公分四左右。江淮多用铅锡钱，使绢价腾贵〔188〕，取巧的人将好钱销镕，每千钱得铜六斤，铸成器每斤可以卖六百文。正在这时，李希烈叛，赵赞因常赋不足，提议铸当十的白铜大钱，似乎没有实行。因而铜钱渐少，使币值慢慢提高了〔189〕。但一直到德宗贞元时采行两税法以后，币值才向另外一个方向波动，而安史乱后的物价上涨阶段才真正告一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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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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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贞元元和间的通货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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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自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的现象，前后闹了六七十年。这次紧缩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严重性可以同南齐的一次相比。但严格地讲起来，只能说是回缩。因为缩到最低点的时候，物价还是高于开元、天宝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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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缩的原因，可以分析成四种：第一是自然的调整。因为在通货贬值之后，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使货币购买力下跌的程度超过减重的程度，使铜钱的市价低于它的币材价值，而发生私销的现象〔190〕。例如武则天的长寿、延载年间，武三思建议在长安定鼎门内铸八角形的铜柱，名为大周万国述德天枢，以纪念武则天的功德，征用铜五十多万斤〔191〕，大部分靠销镕铜钱，毁钱当近一万万枚。后来开元年间下令毁天枢，销镕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这还是战前的事。代宗时，因各种大小钱都平价流通，于是分量重的乾元和重轮两种钱都被人销镕为器。此外销钱铸佛像的事也很盛行，代宗时五台山的金阁寺，铸铜为瓦，销钱无数〔192〕。这样使通货数量减少，购买力也就慢慢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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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铸钱的减少。开元中，国内铸钱七十几炉，每年盈百万〔193〕，天宝十一载时每年铸钱总数为三十二万七千缗〔194〕，如以当时人口计算〔195〕，每人占六文。但宪宗时（公元806—820年）全国只铸造十三万五千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还不及十万缗〔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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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用钱区域的推广。杨于陵说：在“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但大历以后，都用铜钱〔197〕。此外还加上铜钱的输往外国。唐代国势隆盛，贸易发达，商贾所至，铜钱流布，远到波斯湾的西拉夫也有中国铜钱〔198〕。日本也输入中国铜钱。当时日本同中国接触频繁，在睿宗元年即迁都奈良之前两年，已开始铸钱〔199〕，形式与中国的开元钱相似，可见中国钱必早已流入日本〔200〕。不过当时日本自己铸钱，所以中国钱流去的数量大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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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租税政策。安史乱后的苛捐杂税，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历任宰臣如杨炎、赵赞等，全副心力，都是用在租税政策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税收是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较贞观初增加六七倍。以当时人口计算〔201〕，每户占四贯二百二十二文，负担不算不重。但因李希烈等起事想推翻政府，每月军费百多万贯，帑廩不够支持几个月，于是赵赞等除向富商僦柜勒借外，又征收所谓间架税（即房屋税）和除陌税（即交易税），由百分之二增为百分之五，此外又征商货税也即货物税，按值抽百分之二，对竹木茶漆则抽百分之十。而因办事人员舞弊和没有效率，全国怨黩，李希烈军就是以不税间架除陌来争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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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杨炎的两税法。安史乱后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到采用两税以后才真正稳定，通货紧缩也是行两税以后才开始，因为其他的苛捐杂税，扰民有余，收回的通货并不多。史书一再说到初定两税时还是货重钱轻，行后才货轻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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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用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大概也以绢计算；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但自开元以后，全国的户籍久不调查，人丁有死亡迁移，田亩有买卖兼并。尤其自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的办法，更加不便，代宗时（公元762—779年）才改为按亩征税。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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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镕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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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202〕，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帛可由人民自己生产，但钱币非官铸不可，人民无法取得足够的钱来纳税〔203〕。白居易也说农民为了取得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卖粮食或借高利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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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现象表现在物价上。譬如盐价，在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便由每斗三百七十文或三百七十文以上减为二百五十文到三百文〔205〕。不过盐在中国古代是由政府专卖，价格的调整，虽然也足以反映物价的趋势，但反映得不灵敏。这就是说，调整的程度与时间，不一定完全与其他物价一致。在程度上讲，要比一般物价缓和一点；在时间上讲，要比一般物价慢一点。一般物价的回跌，在建中年间便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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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示物价变动倾向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米价在建中元年是每石两千文，其后的几年间，不是兵荒，便有水旱，每石自五千到一万五千文〔206〕；自贞元三年以后就开始下跌了。贞元八年陆贽上疏说，江淮斗米值百五十钱，京师三十七钱。又说，京兆诸县斗米不过值钱七十〔207〕。李翱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在进士策问题中，曾说初定两税的时候（建中元年）粟价一斗值钱一百，三十年后（约当元和五年），粟一斗不过二十个钱。又在疏改税法中说：米价在建中元年是两百钱一斗，四十年后，每斗不过五十钱〔208〕。这证明元和年间的紧缩，使物价减低到建中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元和六年米价曾跌到两个钱一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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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绢价，大历中（公元773年），一匹直四千〔210〕。建中初，每匹三千二三百文。贞元八年前后，每匹一千五六百文〔211〕。到十九年跌成八百文〔212〕。这价格一直通行到元和〔213〕、长庆（公元821—824年）〔214〕间，如果以大历中的绢价为基数，那么到贞元末年已跌成百分之二十（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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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绢价指数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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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应当注意的：贞元间虽然因为通货紧缩而物价跌落，可是币值并没有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水平。尤其是绢价，因为有输出的必要，所以价格相当高。而且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时候，连产绢的江南也还要六百六七十文一匹〔215〕。如果以开元十六年五百五十钱一匹的绢价为基数，则制出的指数（见表4-2），就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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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绢价指数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