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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贬值的结果,发生许多应有特有的现象,第一是官吏货币所得的增加。依据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敕令,一品官月俸等项收入只有六七十贯〔166〕,大历中权臣月俸有到九千贯的,各郡刺史,都是千贯〔167〕,郭子仪每年的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还不在内〔168〕。第二是税收增加:例如盐利收入,肃宗初年每年仅六十万贯,晚年超过十倍,据说人民无厌苦。史家多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169〕。其实是因为通货贬值。货币价值减低了,数量必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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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情况,通货贬值时,待遇的提高,总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程度。因为战时生产减少,物资缺乏,加剧了货币购买力减低的程度。可是劳动人民和职员等不得不出卖其劳力,所以一般人民的生计艰难〔170〕。奸人则乘机取巧,增加贪污贿赂的事〔171〕。意志薄弱的人有时难免屈服于金钱的诱惑〔172〕。有些官吏为生活所迫,要求调到乡下去不准,甚至故意犯过,以求外贬〔173〕。这样使整个吏治都受到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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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物价上涨的程度,却没有详细确实的记载。文献中的记录,多是特殊的物价,例如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一斗卖到四五十贯〔174〕。乾元元年和二年邺城的安庆绪被围,一斗米卖到七十多贯〔175〕。这些都是同货币没有关系的。乾元大钱发行后的反响便是米价涨到七千文一斗,不过这也是指人心最动摇的时候,后来大概慢慢平复了些。上元初京师旱灾,斗米也不过数千。乾元三年米价在饥旱之下,也不过八百文到一千五百文一斗〔176〕。在取消大钱之后,物价大概更有回跌,因为代宗初年(公元763—764年),即在灾荒之下,一斗米也不过涨到一千钱〔177〕,最高到过一千四百〔178〕。至于当时的正常价格,当然还要更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政府考进士,元结出一个题目问:为什么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还算贵,近年估钱五百还算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算贵,近年估钱二千还算便宜〔179〕?可见粟价在永泰二年前后比战前只上涨约一倍,而帛价则涨成四倍以上。杜甫《忆昔》诗中的“岂闻一绢直万钱?”大概是指绢价最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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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二年,安史的余党已渐剿平,但币值仍旧没有恢复。郭子仪自河中来朝,代宗只赐罗锦二百匹,不赐钱,大概因为铜钱的购买力很低。元载、王缙等四人欢宴,每人出钱至三十万。田神功一宴花费了一亿。这种宴会显然有庆祝胜利的意味,其实前面困难还很多:第一吐蕃还是不断地向唐朝找麻烦,第二回纥因为帮助唐室收回西京,唐室答应每年向他们购买十万匹马,每匹价格是四十匹绢,这是一种很重的负担,也是以后绢价所以贵的原因。当时绢价要四千钱一匹〔180〕,这比万钱一匹的价格已低得多,但比起战前来,还是要高许多倍。在大历年间稍有灾荒,米价便要涨到八百钱千钱一斗〔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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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事态没有恶化,是因为当局不再以通货贬值来应付,而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所谓开源就是增税,例如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税青苗地头钱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秋税等。向人民募捐也是一种开源的方法。所谓节流,例如减低京官职田和裁员。这些办法都有收缩通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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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货的稳定,单靠收缩通货数量或增加国库收入还是不够。必须同时增加生产。当时除当兵的人太多以外,还有大批的和尚尼姑,不但不事生产,而且不纳税,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这一点当时也有人注意到。譬如大历末(公元779年)李叔明曾上书请淘汰东川寺观,僧尼中只留有道行的,其余的还俗。彭偃更提出他的充分就业的理论来,主张僧道未满五十岁的每年输绢四匹,尼姑和女道士两匹,其他杂役和普通人同样待遇,这样就让他们做和尚也好,道士也好。他这种建议为朝臣所反对,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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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行开源节流的政策以后,几年之内,形势似乎有点好转。永泰二年粟价只要五百多钱一斛。大历五年户税减轻,八年又减青苗地头钱。因岁丰谷贱,粟价每斗只要二十〔182〕,政府还拿出一百二十万贯钱来维持谷价〔183〕。但这些事例只能表示膨胀之势已停止,实际上物价还是很高。因为大历十二年还要根据新的币值来调整百官俸给〔184〕。而李翱说在建中初年(公元780年)米价要两百钱一斗〔185〕,比战前起码贵了四五倍。又贞元四年(公元788年)盐价从每斗一百一十文加到三百一十文,河中两池加到每斗三百七十文,这是官价;有些奸商,甚至把市价提高到官价的一倍〔186〕。由此可知当局对于恢复以前的币值是没有把握的。币值低自然使政府感觉通货数量不够,而设法多铸钱。大历四年增炉铸钱,七年禁止国内铸铜器。建中初又铸钱,铸钱一千,成本就要九百〔187〕,那大概就是轻小的建中通宝钱,每枚重量不过两公分四左右。江淮多用铅锡钱,使绢价腾贵〔188〕,取巧的人将好钱销镕,每千钱得铜六斤,铸成器每斤可以卖六百文。正在这时,李希烈叛,赵赞因常赋不足,提议铸当十的白铜大钱,似乎没有实行。因而铜钱渐少,使币值慢慢提高了〔189〕。但一直到德宗贞元时采行两税法以后,币值才向另外一个方向波动,而安史乱后的物价上涨阶段才真正告一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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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贞元元和间的通货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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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自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的现象,前后闹了六七十年。这次紧缩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严重性可以同南齐的一次相比。但严格地讲起来,只能说是回缩。因为缩到最低点的时候,物价还是高于开元、天宝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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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缩的原因,可以分析成四种:第一是自然的调整。因为在通货贬值之后,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使货币购买力下跌的程度超过减重的程度,使铜钱的市价低于它的币材价值,而发生私销的现象〔190〕。例如武则天的长寿、延载年间,武三思建议在长安定鼎门内铸八角形的铜柱,名为大周万国述德天枢,以纪念武则天的功德,征用铜五十多万斤〔191〕,大部分靠销镕铜钱,毁钱当近一万万枚。后来开元年间下令毁天枢,销镕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这还是战前的事。代宗时,因各种大小钱都平价流通,于是分量重的乾元和重轮两种钱都被人销镕为器。此外销钱铸佛像的事也很盛行,代宗时五台山的金阁寺,铸铜为瓦,销钱无数〔192〕。这样使通货数量减少,购买力也就慢慢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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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铸钱的减少。开元中,国内铸钱七十几炉,每年盈百万〔193〕,天宝十一载时每年铸钱总数为三十二万七千缗〔194〕,如以当时人口计算〔195〕,每人占六文。但宪宗时(公元806—820年)全国只铸造十三万五千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还不及十万缗〔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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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用钱区域的推广。杨于陵说:在“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但大历以后,都用铜钱〔197〕。此外还加上铜钱的输往外国。唐代国势隆盛,贸易发达,商贾所至,铜钱流布,远到波斯湾的西拉夫也有中国铜钱〔198〕。日本也输入中国铜钱。当时日本同中国接触频繁,在睿宗元年即迁都奈良之前两年,已开始铸钱〔199〕,形式与中国的开元钱相似,可见中国钱必早已流入日本〔200〕。不过当时日本自己铸钱,所以中国钱流去的数量大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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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租税政策。安史乱后的苛捐杂税,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历任宰臣如杨炎、赵赞等,全副心力,都是用在租税政策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税收是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较贞观初增加六七倍。以当时人口计算〔201〕,每户占四贯二百二十二文,负担不算不重。但因李希烈等起事想推翻政府,每月军费百多万贯,帑廩不够支持几个月,于是赵赞等除向富商僦柜勒借外,又征收所谓间架税(即房屋税)和除陌税(即交易税),由百分之二增为百分之五,此外又征商货税也即货物税,按值抽百分之二,对竹木茶漆则抽百分之十。而因办事人员舞弊和没有效率,全国怨黩,李希烈军就是以不税间架除陌来争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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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杨炎的两税法。安史乱后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到采用两税以后才真正稳定,通货紧缩也是行两税以后才开始,因为其他的苛捐杂税,扰民有余,收回的通货并不多。史书一再说到初定两税时还是货重钱轻,行后才货轻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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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用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大概也以绢计算;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但自开元以后,全国的户籍久不调查,人丁有死亡迁移,田亩有买卖兼并。尤其自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的办法,更加不便,代宗时(公元762—779年)才改为按亩征税。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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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镕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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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202〕,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帛可由人民自己生产,但钱币非官铸不可,人民无法取得足够的钱来纳税〔203〕。白居易也说农民为了取得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卖粮食或借高利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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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现象表现在物价上。譬如盐价,在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便由每斗三百七十文或三百七十文以上减为二百五十文到三百文〔205〕。不过盐在中国古代是由政府专卖,价格的调整,虽然也足以反映物价的趋势,但反映得不灵敏。这就是说,调整的程度与时间,不一定完全与其他物价一致。在程度上讲,要比一般物价缓和一点;在时间上讲,要比一般物价慢一点。一般物价的回跌,在建中年间便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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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示物价变动倾向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米价在建中元年是每石两千文,其后的几年间,不是兵荒,便有水旱,每石自五千到一万五千文〔206〕;自贞元三年以后就开始下跌了。贞元八年陆贽上疏说,江淮斗米值百五十钱,京师三十七钱。又说,京兆诸县斗米不过值钱七十〔207〕。李翱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在进士策问题中,曾说初定两税的时候(建中元年)粟价一斗值钱一百,三十年后(约当元和五年),粟一斗不过二十个钱。又在疏改税法中说:米价在建中元年是两百钱一斗,四十年后,每斗不过五十钱〔208〕。这证明元和年间的紧缩,使物价减低到建中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元和六年米价曾跌到两个钱一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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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绢价,大历中(公元773年),一匹直四千〔210〕。建中初,每匹三千二三百文。贞元八年前后,每匹一千五六百文〔211〕。到十九年跌成八百文〔212〕。这价格一直通行到元和〔213〕、长庆(公元821—824年)〔214〕间,如果以大历中的绢价为基数,那么到贞元末年已跌成百分之二十(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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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绢价指数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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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应当注意的:贞元间虽然因为通货紧缩而物价跌落,可是币值并没有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水平。尤其是绢价,因为有输出的必要,所以价格相当高。而且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时候,连产绢的江南也还要六百六七十文一匹〔215〕。如果以开元十六年五百五十钱一匹的绢价为基数,则制出的指数(见表4-2),就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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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绢价指数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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