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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天宝五载的二百钱一匹的价格为基数，则更要觉得贞元、元和间的绢价并不低〔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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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的回跌情形也差不多。通货贬值时，斗米到七千。围城时由四五十千到七十千。战后动不动就是斗米千钱。贞元三年十二月每石就跌到一千五百文，八年跌到一千文〔217〕和七百文〔218〕。元和六年竟有卖到二十文一石的，但这是特殊的例子，而且仅见于《资治通鉴》一书。元和末年的正常米价大约是五百文一石〔219〕，这是回跌最厉害时候的价格，比战前的正常米价还是要高一倍以上。长庆四年五月，官方粜粟每斗折钱五十文〔220〕，稍后增为七十文〔221〕，米价自然比粟价贵一些。太和年间，粟价每斗约六十文，但农民只能卖到二十文〔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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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币值最怕变动。由三钱一斗的米，变成七千钱一斗，固然使人民无法生活。由四千钱一匹的绢帛跌成八百钱一匹，对于人民的生活，照样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不问这八百钱一匹的价格比起五十年前的价格来是涨或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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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这过度的低物价，曾用各种方法来补救。贞元九年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所采的铜，由政府收买铸钱〔223〕。元和三年预告蓄钱之禁。十二年下令禁蓄钱，不问品秩高下，私贮现钱，不得超过五千贯，超过这数目的，依数目的多少，限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购买实物收贮。不过货物的囤积，尚且难以发觉，铜钱体积小，更是无法取缔了，所以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又采用实物货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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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四年又放宽期限，使贮钱超过法定数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以内用出；超过十万贯到二十万贯的，则限于两年内处置完毕。这些办法分析起来，不外增加货币数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当时囤积铜钱，的确也是一个紧缩的原因，据说囤积五十万贯的还算少〔225〕。该年五月京师米价稍贵，官俸一部分用粟支付，每斗折钱五十文〔226〕。太和七年三月因久旱米贵，粟一斗折钱七十文〔227〕。这似乎并不是由于货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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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宗开成三年，还在闹币轻钱重。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时每年铸钱数还不到十万缗。但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方面说物价低，一方面却仍有人在销钱为器，据说可以获利三四倍〔228〕，这只能说是铜器价格随着铜钱而贵，也证明这次紧缩实是回缩，而且物价比起天宝年间来还是高。开成年间米价一石大概要八百文〔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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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供应的紧张表现在短陌的现象上。元和年间，京师就实行短陌制，每贯少二十文，长庆年间少六十文，昭宗末年京师少一百五十文，河南二百文。这种办法，通过五代，一直行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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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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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唐五代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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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元和间的一次通货紧缩，在晚唐一度有所缓和，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的一次币制改革所带来的。引起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贞元、元和以来的钱币缺乏。使得许多支付都用绢帛。武宗犒赏石雄，用帛七匹。军饷也用绢匹。刘镇在山东征商税，都照绢匹计算。这些都是钱币缺乏的结果。第二是军费开支的增加。会昌年间对外同回鹘和吐蕃有战争，对内有昭义（刘稹）和太原（杨弁）之变。没有一年平靖。第三是当局反佛教的政策。宰相李德裕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有僧道两派，武宗信神仙，有道士向他说佛寺的坏话，所以矛头专对佛寺。当时佛寺也的确比道观更加浪费。自南北朝以来，中国的黄金和铜，用于佛寺方面的，不可胜计〔230〕。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实行并省全国佛寺，佛寺被毁的有四千六百多处，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招提兰若被毁的有四万多处。这一措施有三重意义：其一，寺中的铜像、钟、罄，都用来铸钱，金银用来充裕国库。其二，还俗的僧尼，成了征税的对象，而且可以增加生产。其三，拆毁的招提兰若可以增加膏腴上田几千万顷，也可以增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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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二月下令，自七年正月起，只用新钱，即会昌开元钱。原来只有七监铸钱，现在增置八监。并且每道设置一铸坊〔231〕。旧钱暂停流通几年。实际上旧钱并没有收回，所以货币数量增加。布绢价格提高。文武百僚的薪俸也发现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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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宣宗即位以后，完全推翻武宗的政策，新钱再用来铸造佛像。但懿宗又纠正了一些宣宗的偏差。可能新钱续有铸造。因为遗留下来的新钱虽然不多，却不是几个月内所能够铸造出来的。不过这些新开元钱还不足以使物价上涨很多，所以咸通年间（公元868年）庞勋在徐州起事的时候，米价涨到每斗两百〔232〕，史书就作为一件大事。可见当时的正常米价比这要低得多。同时也可见钱币仍是缺乏。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短陌制的再度流行。盛唐是用足陌钱的。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这是短陌制的恢复。昭宗末年，京师以八百五十文为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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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即位，农民起义军开始活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聚集了几千人攻陷濮州，四年黄巢带了万人攻下郓州。那以后的三十几年，年年内战。中国偌大的国土，南自广州，北到潼关，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到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战区则流尸塞江，血染坊市，俘人为食，白骨山积。活着的人也是鬼形鸠面，气息奄然。中和年间（公元881—885年）黄巢空守长安的时候，米价每斗卖到三十千〔233〕。光启年间（公元885—888年）每斗自三十千到五十千〔234〕，甚至黄金一斤，也买不到五升米〔235〕。不过这完全是由于粮食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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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政权的崩溃，经济原因很明显，多年的苛捐杂税，使得人民无法生存，只得聚而起义。王仙芝、黄巢等人都是这样起来的，朱温也是黄巢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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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末似乎没有发生通货贬值的事。虽然诗人描述黄巢攻长安时的情形，说“一斗黄金一斗粟”〔236〕，那是物资缺乏，不是由于通货贬值。因为黄巢等人一起，国家机构差不多可以说就瓦解了，除了少数有野心的人以外，没有真正的抵抗，不管什么人来，总是投降。中央政府没有大批军费的负担，而且也负担不起。因为地方租赋并不解缴中央，各地自己铸钱，中央政府的府库空虚。朱温攻到襄城时，除密室中的几百锭金银外，一个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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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币值的情形，因为各地自行铸造，所以波动也是不规则的，同时在整个国家看起来，钱币大概还是缺乏。因此金银的使用比较普遍，尤其是白银，唐室末年有许多开支是用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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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的时候，那些少爷天子还可以耍阔，在五代则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得厉害。朱温在襄城府署密室里破获金银几百锭，就以为是天意；河南广州进献唐末积压的税款三十万贯，这样就开业了。到了李存勖的时候（公元923—926年），由各镇献货币几十万以助即位之费，他才敢做皇帝。末帝起自凤翔，大许诸军厚赏，但到得洛阳，一看内库，金帛总共不过两三万，搜括京城民户，也无所获。刘承祐（汉隐帝）听得邺兵已到河上，大惧，李业叫他倾府库以赏诸军，每人分到的也不过一二十缗。官俸减半后，还要打折扣〔237〕。而且地方官吏的薪俸，多靠就地筹款，因此同品级的官吏，各地待遇不一律，要看各地的人口和贫富来决定〔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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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一向把梁唐晋汉周这五个小朝廷认作正统。但这五代只偏处北方一小块地方，在政治上，晋汉两代几乎可以说是契丹的附庸；在币制方面，很少鼓铸。藏家所收到的开平钱，即算真是后梁所铸，其作用也很小，因为太少了。就是后唐的天成元宝数目也不多。中国铜矿本来就少，北方那小块地方更是没有，所以后唐同光二年仍用八十陌钱；天成初限制铜钱出境，后来短陌更加短了，八十再减五文，一贯钱实支七百五十文。后晋时还是感到通货紧缩，天福二年禁造铜器，三年许民间自由铸钱，但所铸都不够分量，而且杂以铅铁，所以几个月后又加禁止。后汉的钱币供应稍有改善，然而乾祐年间又有“陌减三十”之说。湖南用镴钱，青铜钱一枚折当一百。这些都证明钱币的缺乏。实际上流通的恐怕以铅锡钱和所谓铁镴钱为多，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用铁来铸钱，甚至用泥铸钱。后周世宗几乎实行黄铜国有政策，禁止人民藏铜，藏一两到五斤，徒刑三年，五斤以上处死。卖与政府，熟铜一斤给钱一百五十文，生铜一百〔239〕。后来又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毁其铜像来铸钱〔240〕。显德四年还向高丽买铜〔241〕。郭荣（世宗）对于铸钱是很重视的，据说曾在后殿设几十座大炉，亲自督铸周元通宝钱〔242〕。因此周元通宝钱数目比较多一点。所以在五代那个区域内，除了刘燕曾经一度实行货币贬值外，一般说来，通货的供应是紧张的，钱币的购买力大概相当高。后唐时牛肉一斤不过五钱〔243〕，粟价每斗不过十钱〔244〕。长兴年间（公元930—933年）抽一种农器税每亩征一个半钱。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田赋折耗，每升以两文足钱计算，每石合得两百文〔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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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的重心在十国而不在五代。十国所统治的地方大，人民多，币制上的变革也大。楚的马殷曾铸铅铁钱，十枚当铜钱一枚。福建也曾铸造大小铅铁钱，开元大钱作价多少不得而知，永隆大铁钱一枚当小铁钱十枚，当铅钱百枚；天德钱一当百。铜钱的作价不明，但有减重的倾向；天德重宝就小于开元大钱。而且铜钱数量极少，大概流通主要是用铅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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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还要算南唐。南唐除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的保大元宝以外，还铸造了永通泉货当十大钱。那是元宗中兴二年的事。当时困于用兵，依钟谟之请，铸造这种钱，是通货贬值的性质。后来钟谟得罪，这钱就废了〔246〕。同年铸唐国通宝。有人说一文当开元钱二文〔247〕，也有人说两文当开元钱一文〔248〕。照常理推测，应以第一说为是。而且唐国通宝钱比会昌开元钱整齐。但也许是指南唐开元钱〔249〕。这种开元钱，不知铸于什么时候，不久又铸大唐通宝。唐国钱和大唐钱因私铸关系，越来越轻小。本来唐国钱一千文重三斤十二两，但私钱一千文只重一斤。唐国通宝当十钱也比永通泉货小。到后主李煜的时候（公元964年）乃用铁钱〔250〕。起初和铜钱同时作价流通〔251〕，结果发生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民间多藏匿铜钱，商人用十个铁钱交换一个铜钱运出国境，使流通界只剩下铁钱，不见铜钱，政府无法禁止，民间又盗铸，使物价腾贵，后主乃下令以铜钱一文作铁钱十文流通〔252〕。南唐亡后，各郡所积铜钱达六十七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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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铜铁钱铸造的数目，不得而知，但它们都是地方性的，限于本地流通，尤其是铁钱铅钱，不为外区所接受。马殷的铅钱，只能在长沙城内行使，城外就用铜钱。因为流通区域小，局部的物价波动，一定是普遍的。刘仁恭父子在燕地大铸当千当万的钱，要物价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事。四川是铜铁钱兼用，有一定的比价，起初一千二百文便可买一匹绢〔253〕，大概因为那时铁钱铸造得很精，数量也不多。后来数量渐渐增加，以致物价上涨。到宋初一匹罗要两万钱。南唐用铁钱的结果，也是物价上涨〔254〕。铁钱和铅钱流通的结果，铜钱一定被人销镕，隐匿起来。各地曾有禁止铁镴钱和铅锡钱的事，但在那种脆弱的小朝廷下，效果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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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国范围内，以铜钱计算的物价大概也是很低。钱镠在浙江的时候，一斗米曾低到二钱〔255〕。南汉大有年间一斗粟也曾低到三钱〔256〕。在吴越，民间白米一石也只要五十文〔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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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钱币的区域性以及质量高下不一，因而有些商人从江南带来铅锡钱，到北方收换好铜钱。宋代币制的地方割据性，就是这时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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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铜钱少，所以除绢帛〔258〕外，白银的使用更加普遍了。白银几乎取得黄金在秦汉时的地位，赎罪〔259〕、贿赂〔260〕、日用〔261〕、租税〔262〕、贡奉〔263〕等都有用白银的例子。因为白银虽然还没有普遍地取得十足货币的地位，但在这种币制混乱的时代，作为保存价值是一种很好的工具。譬如在南唐因通货贬值，物价上涨，缣一匹约卖铁钱三十贯，白银一两二十五贯。所以用白银计算的物价，并不太高，一匹缣只值白银一两二钱〔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