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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唐末似乎没有发生通货贬值的事。虽然诗人描述黄巢攻长安时的情形，说“一斗黄金一斗粟”〔236〕，那是物资缺乏，不是由于通货贬值。因为黄巢等人一起，国家机构差不多可以说就瓦解了，除了少数有野心的人以外，没有真正的抵抗，不管什么人来，总是投降。中央政府没有大批军费的负担，而且也负担不起。因为地方租赋并不解缴中央，各地自己铸钱，中央政府的府库空虚。朱温攻到襄城时，除密室中的几百锭金银外，一个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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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币值的情形，因为各地自行铸造，所以波动也是不规则的，同时在整个国家看起来，钱币大概还是缺乏。因此金银的使用比较普遍，尤其是白银，唐室末年有许多开支是用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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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的时候，那些少爷天子还可以耍阔，在五代则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得厉害。朱温在襄城府署密室里破获金银几百锭，就以为是天意；河南广州进献唐末积压的税款三十万贯，这样就开业了。到了李存勖的时候（公元923—926年），由各镇献货币几十万以助即位之费，他才敢做皇帝。末帝起自凤翔，大许诸军厚赏，但到得洛阳，一看内库，金帛总共不过两三万，搜括京城民户，也无所获。刘承祐（汉隐帝）听得邺兵已到河上，大惧，李业叫他倾府库以赏诸军，每人分到的也不过一二十缗。官俸减半后，还要打折扣〔237〕。而且地方官吏的薪俸，多靠就地筹款，因此同品级的官吏，各地待遇不一律，要看各地的人口和贫富来决定〔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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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一向把梁唐晋汉周这五个小朝廷认作正统。但这五代只偏处北方一小块地方，在政治上，晋汉两代几乎可以说是契丹的附庸；在币制方面，很少鼓铸。藏家所收到的开平钱，即算真是后梁所铸，其作用也很小，因为太少了。就是后唐的天成元宝数目也不多。中国铜矿本来就少，北方那小块地方更是没有，所以后唐同光二年仍用八十陌钱；天成初限制铜钱出境，后来短陌更加短了，八十再减五文，一贯钱实支七百五十文。后晋时还是感到通货紧缩，天福二年禁造铜器，三年许民间自由铸钱，但所铸都不够分量，而且杂以铅铁，所以几个月后又加禁止。后汉的钱币供应稍有改善，然而乾祐年间又有“陌减三十”之说。湖南用镴钱，青铜钱一枚折当一百。这些都证明钱币的缺乏。实际上流通的恐怕以铅锡钱和所谓铁镴钱为多，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用铁来铸钱，甚至用泥铸钱。后周世宗几乎实行黄铜国有政策，禁止人民藏铜，藏一两到五斤，徒刑三年，五斤以上处死。卖与政府，熟铜一斤给钱一百五十文，生铜一百〔239〕。后来又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毁其铜像来铸钱〔240〕。显德四年还向高丽买铜〔241〕。郭荣（世宗）对于铸钱是很重视的，据说曾在后殿设几十座大炉，亲自督铸周元通宝钱〔242〕。因此周元通宝钱数目比较多一点。所以在五代那个区域内，除了刘燕曾经一度实行货币贬值外，一般说来，通货的供应是紧张的，钱币的购买力大概相当高。后唐时牛肉一斤不过五钱〔243〕，粟价每斗不过十钱〔244〕。长兴年间（公元930—933年）抽一种农器税每亩征一个半钱。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田赋折耗，每升以两文足钱计算，每石合得两百文〔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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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的重心在十国而不在五代。十国所统治的地方大，人民多，币制上的变革也大。楚的马殷曾铸铅铁钱，十枚当铜钱一枚。福建也曾铸造大小铅铁钱，开元大钱作价多少不得而知，永隆大铁钱一枚当小铁钱十枚，当铅钱百枚；天德钱一当百。铜钱的作价不明，但有减重的倾向；天德重宝就小于开元大钱。而且铜钱数量极少，大概流通主要是用铅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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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还要算南唐。南唐除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的保大元宝以外，还铸造了永通泉货当十大钱。那是元宗中兴二年的事。当时困于用兵，依钟谟之请，铸造这种钱，是通货贬值的性质。后来钟谟得罪，这钱就废了〔246〕。同年铸唐国通宝。有人说一文当开元钱二文〔247〕，也有人说两文当开元钱一文〔248〕。照常理推测，应以第一说为是。而且唐国通宝钱比会昌开元钱整齐。但也许是指南唐开元钱〔249〕。这种开元钱，不知铸于什么时候，不久又铸大唐通宝。唐国钱和大唐钱因私铸关系，越来越轻小。本来唐国钱一千文重三斤十二两，但私钱一千文只重一斤。唐国通宝当十钱也比永通泉货小。到后主李煜的时候（公元964年）乃用铁钱〔250〕。起初和铜钱同时作价流通〔251〕，结果发生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民间多藏匿铜钱，商人用十个铁钱交换一个铜钱运出国境，使流通界只剩下铁钱，不见铜钱，政府无法禁止，民间又盗铸，使物价腾贵，后主乃下令以铜钱一文作铁钱十文流通〔252〕。南唐亡后，各郡所积铜钱达六十七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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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铜铁钱铸造的数目，不得而知，但它们都是地方性的，限于本地流通，尤其是铁钱铅钱，不为外区所接受。马殷的铅钱，只能在长沙城内行使，城外就用铜钱。因为流通区域小，局部的物价波动，一定是普遍的。刘仁恭父子在燕地大铸当千当万的钱，要物价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事。四川是铜铁钱兼用，有一定的比价，起初一千二百文便可买一匹绢〔253〕，大概因为那时铁钱铸造得很精，数量也不多。后来数量渐渐增加，以致物价上涨。到宋初一匹罗要两万钱。南唐用铁钱的结果，也是物价上涨〔254〕。铁钱和铅钱流通的结果，铜钱一定被人销镕，隐匿起来。各地曾有禁止铁镴钱和铅锡钱的事，但在那种脆弱的小朝廷下，效果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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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国范围内，以铜钱计算的物价大概也是很低。钱镠在浙江的时候，一斗米曾低到二钱〔255〕。南汉大有年间一斗粟也曾低到三钱〔256〕。在吴越，民间白米一石也只要五十文〔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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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钱币的区域性以及质量高下不一，因而有些商人从江南带来铅锡钱，到北方收换好铜钱。宋代币制的地方割据性，就是这时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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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铜钱少，所以除绢帛〔258〕外，白银的使用更加普遍了。白银几乎取得黄金在秦汉时的地位，赎罪〔259〕、贿赂〔260〕、日用〔261〕、租税〔262〕、贡奉〔263〕等都有用白银的例子。因为白银虽然还没有普遍地取得十足货币的地位，但在这种币制混乱的时代，作为保存价值是一种很好的工具。譬如在南唐因通货贬值，物价上涨，缣一匹约卖铁钱三十贯，白银一两二十五贯。所以用白银计算的物价，并不太高，一匹缣只值白银一两二钱〔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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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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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代物价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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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唐代货币的购买力，如果以米价为标准，自然是以安史乱前为最高。在7世纪中，尤其是30年代和40年代，米价最便宜。下半世纪除了永淳元年一年以外，也没有很高的米价。就已有的米价记录来平均，贞观年间，也即7世纪前半的后二十五年的米价，只要三十六个钱一石，7世纪后半也只要六十一个钱一石。但这些是特别丰收时的价格。正常价格在贞观年间我们可以假定一百文一石，或每公石一百六十文。7世纪后半为一百五十文，或每公石二百五十二文。8世纪前半每石以两百钱计算，每公石三百三十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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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物价水平大为提高。8世纪后半，米价记录非常高，同盛唐相反，是特别凶年甚至是围城时的价格。平常米价要两三千文一石，五十年平均每石要一千零六文，每公石一千六百九十二文。9世纪前半正是通货紧缩最严重的时候，就已有的记录来平均，每石只要六百文，每公石约合一千文，约合黄金六公分，或白银三十三公分。9世纪后半没有米价资料，大概没有大的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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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什么影响，须同居民收入比照一下，才可以知道。可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居民收入无从算出来，只能就各朝官俸的变动及其购买力来研究。过去史家以为中国历代俸禄以汉为最优〔265〕，这种论断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历代度量衡的差异和货币购买力的不同。实际上，盛唐时官吏的真实所得，要超过两汉。唐代官俸前后变动有七八次，自然大多是根据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调整。就真实所得来讲，最高是开元制，最低是大历制。从货币数字上来看，官吏的所得是越来越多的。例如同是属于三公的等级，天宝年间的杨国忠单靠司空俸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不过他身兼数职，每月有杂钱百万。大历年间的郭子仪单是太尉俸每月便有一百二十贯，而贞元时的马隧竟可以拿到两百贯。可是如果从真实所得上看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果以米价为标准，杨国忠每月有一百六十公石，郭子仪还不到四十公石。低级官吏的情形也相仿。不过开元时七品以下的低级官吏的收入比较优裕，远非大历时的同级官吏所可比（见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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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唐代官吏月俸变动表〔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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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们不能把开元制和西汉制来比较一下，因为西汉俸制记载不全。但如果我们把开元制和东汉延平制来比较一下（见表4-4），便可以知道，东汉（公元2世纪初）官吏的所得，无论在货币数字上或在真实所得上，都远比不上盛唐（8世纪前半）。东汉最高级的中二千石每月货币所得不过十八贯，折成大米只有二十六公石。开元时的三品官每月货币收入也在三十贯以上，真实所得合米九十公石。东汉号称一百石的最低级官吏每月的货币所得约为一千六百文，真实所得为米两公石；唐开元时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吏每月货币所得有三千八百多文，真实所得在十一公石米以上。两汉官禄因为是以米谷为计算标准，所以受货币购买力波动的影响比较少，只有俸额的增减和东西汉量法的不同，所以西汉盛时官吏所得与东汉相差不会十分远。就算照东汉加倍，也比不上开元制。不过汉代官吏经常得到帝王的赏赐〔267〕，这种赏赐，也构成所得的一部分，而且在总所得中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小。尤其像卫青等武将，一次打胜仗后所得到的赏赐要超过一生的官俸收入。不过这是特殊的例子，这种例子唐代也不是没有，郭子仪所得到的赏赐恐怕也不少。所以有人说：汉唐两代对于武将特别优遇。但一般说来，汉以后，赏赐减少。而且每有硬性的规定，唐代便是一例。不过唐代官吏另外还有职分田的收入没有包括在内，唐代京官职分田自一品的十二顷到九品的二顷。一顷产米以五十石计〔268〕，假定官吏分得百分之六十，则一品官每月收入有十七公石八斗三升，九品官二公石九斗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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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汉唐二代官吏月俸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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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劳动人民的收入，则资料不多。玄宗时工钱是每天三尺绢〔269〕。绢价若以五百五十文一匹计算，则一个月的代役费是一千二百三十七文，合得大米三公石六斗六升，等于一个九品官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实际上有时一匹只能卖两百文。德宗建中元年，园丁的工钱每年九百六十文，另加米七斛二斗〔270〕。当时物价很高，米价大概要一两千文一斛，所以每月的真实收入不过四公斗米。宣宗大中年间，佣工的工钱每月五百〔271〕，当时米价没有资料，若以开成年间的米价为标准，则合得大米三公斗六升。不过唐代有计口授田的办法，一般人有一种基本的收入，工钱只能说是补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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