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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用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大概也以绢计算;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但自开元以后,全国的户籍久不调查,人丁有死亡迁移,田亩有买卖兼并。尤其自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的办法,更加不便,代宗时(公元762—779年)才改为按亩征税。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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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镕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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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202〕,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帛可由人民自己生产,但钱币非官铸不可,人民无法取得足够的钱来纳税〔203〕。白居易也说农民为了取得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卖粮食或借高利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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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现象表现在物价上。譬如盐价,在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便由每斗三百七十文或三百七十文以上减为二百五十文到三百文〔205〕。不过盐在中国古代是由政府专卖,价格的调整,虽然也足以反映物价的趋势,但反映得不灵敏。这就是说,调整的程度与时间,不一定完全与其他物价一致。在程度上讲,要比一般物价缓和一点;在时间上讲,要比一般物价慢一点。一般物价的回跌,在建中年间便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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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示物价变动倾向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米价在建中元年是每石两千文,其后的几年间,不是兵荒,便有水旱,每石自五千到一万五千文〔206〕;自贞元三年以后就开始下跌了。贞元八年陆贽上疏说,江淮斗米值百五十钱,京师三十七钱。又说,京兆诸县斗米不过值钱七十〔207〕。李翱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在进士策问题中,曾说初定两税的时候(建中元年)粟价一斗值钱一百,三十年后(约当元和五年),粟一斗不过二十个钱。又在疏改税法中说:米价在建中元年是两百钱一斗,四十年后,每斗不过五十钱〔208〕。这证明元和年间的紧缩,使物价减低到建中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元和六年米价曾跌到两个钱一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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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绢价,大历中(公元773年),一匹直四千〔210〕。建中初,每匹三千二三百文。贞元八年前后,每匹一千五六百文〔211〕。到十九年跌成八百文〔212〕。这价格一直通行到元和〔213〕、长庆(公元821—824年)〔214〕间,如果以大历中的绢价为基数,那么到贞元末年已跌成百分之二十(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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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绢价指数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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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应当注意的:贞元间虽然因为通货紧缩而物价跌落,可是币值并没有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水平。尤其是绢价,因为有输出的必要,所以价格相当高。而且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时候,连产绢的江南也还要六百六七十文一匹〔215〕。如果以开元十六年五百五十钱一匹的绢价为基数,则制出的指数(见表4-2),就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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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绢价指数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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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天宝五载的二百钱一匹的价格为基数,则更要觉得贞元、元和间的绢价并不低〔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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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的回跌情形也差不多。通货贬值时,斗米到七千。围城时由四五十千到七十千。战后动不动就是斗米千钱。贞元三年十二月每石就跌到一千五百文,八年跌到一千文〔217〕和七百文〔218〕。元和六年竟有卖到二十文一石的,但这是特殊的例子,而且仅见于《资治通鉴》一书。元和末年的正常米价大约是五百文一石〔219〕,这是回跌最厉害时候的价格,比战前的正常米价还是要高一倍以上。长庆四年五月,官方粜粟每斗折钱五十文〔220〕,稍后增为七十文〔221〕,米价自然比粟价贵一些。太和年间,粟价每斗约六十文,但农民只能卖到二十文〔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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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币值最怕变动。由三钱一斗的米,变成七千钱一斗,固然使人民无法生活。由四千钱一匹的绢帛跌成八百钱一匹,对于人民的生活,照样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不问这八百钱一匹的价格比起五十年前的价格来是涨或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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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这过度的低物价,曾用各种方法来补救。贞元九年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所采的铜,由政府收买铸钱〔223〕。元和三年预告蓄钱之禁。十二年下令禁蓄钱,不问品秩高下,私贮现钱,不得超过五千贯,超过这数目的,依数目的多少,限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购买实物收贮。不过货物的囤积,尚且难以发觉,铜钱体积小,更是无法取缔了,所以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又采用实物货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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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四年又放宽期限,使贮钱超过法定数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以内用出;超过十万贯到二十万贯的,则限于两年内处置完毕。这些办法分析起来,不外增加货币数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当时囤积铜钱,的确也是一个紧缩的原因,据说囤积五十万贯的还算少〔225〕。该年五月京师米价稍贵,官俸一部分用粟支付,每斗折钱五十文〔226〕。太和七年三月因久旱米贵,粟一斗折钱七十文〔227〕。这似乎并不是由于货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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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宗开成三年,还在闹币轻钱重。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时每年铸钱数还不到十万缗。但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方面说物价低,一方面却仍有人在销钱为器,据说可以获利三四倍〔228〕,这只能说是铜器价格随着铜钱而贵,也证明这次紧缩实是回缩,而且物价比起天宝年间来还是高。开成年间米价一石大概要八百文〔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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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供应的紧张表现在短陌的现象上。元和年间,京师就实行短陌制,每贯少二十文,长庆年间少六十文,昭宗末年京师少一百五十文,河南二百文。这种办法,通过五代,一直行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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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唐五代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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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元和间的一次通货紧缩,在晚唐一度有所缓和,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的一次币制改革所带来的。引起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贞元、元和以来的钱币缺乏。使得许多支付都用绢帛。武宗犒赏石雄,用帛七匹。军饷也用绢匹。刘镇在山东征商税,都照绢匹计算。这些都是钱币缺乏的结果。第二是军费开支的增加。会昌年间对外同回鹘和吐蕃有战争,对内有昭义(刘稹)和太原(杨弁)之变。没有一年平靖。第三是当局反佛教的政策。宰相李德裕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有僧道两派,武宗信神仙,有道士向他说佛寺的坏话,所以矛头专对佛寺。当时佛寺也的确比道观更加浪费。自南北朝以来,中国的黄金和铜,用于佛寺方面的,不可胜计〔230〕。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实行并省全国佛寺,佛寺被毁的有四千六百多处,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招提兰若被毁的有四万多处。这一措施有三重意义:其一,寺中的铜像、钟、罄,都用来铸钱,金银用来充裕国库。其二,还俗的僧尼,成了征税的对象,而且可以增加生产。其三,拆毁的招提兰若可以增加膏腴上田几千万顷,也可以增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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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二月下令,自七年正月起,只用新钱,即会昌开元钱。原来只有七监铸钱,现在增置八监。并且每道设置一铸坊〔231〕。旧钱暂停流通几年。实际上旧钱并没有收回,所以货币数量增加。布绢价格提高。文武百僚的薪俸也发现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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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宣宗即位以后,完全推翻武宗的政策,新钱再用来铸造佛像。但懿宗又纠正了一些宣宗的偏差。可能新钱续有铸造。因为遗留下来的新钱虽然不多,却不是几个月内所能够铸造出来的。不过这些新开元钱还不足以使物价上涨很多,所以咸通年间(公元868年)庞勋在徐州起事的时候,米价涨到每斗两百〔232〕,史书就作为一件大事。可见当时的正常米价比这要低得多。同时也可见钱币仍是缺乏。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短陌制的再度流行。盛唐是用足陌钱的。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这是短陌制的恢复。昭宗末年,京师以八百五十文为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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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即位,农民起义军开始活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聚集了几千人攻陷濮州,四年黄巢带了万人攻下郓州。那以后的三十几年,年年内战。中国偌大的国土,南自广州,北到潼关,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到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战区则流尸塞江,血染坊市,俘人为食,白骨山积。活着的人也是鬼形鸠面,气息奄然。中和年间(公元881—885年)黄巢空守长安的时候,米价每斗卖到三十千〔233〕。光启年间(公元885—888年)每斗自三十千到五十千〔234〕,甚至黄金一斤,也买不到五升米〔235〕。不过这完全是由于粮食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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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政权的崩溃,经济原因很明显,多年的苛捐杂税,使得人民无法生存,只得聚而起义。王仙芝、黄巢等人都是这样起来的,朱温也是黄巢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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