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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用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大概也以绢计算；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但自开元以后，全国的户籍久不调查，人丁有死亡迁移，田亩有买卖兼并。尤其自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的办法，更加不便，代宗时（公元762—779年）才改为按亩征税。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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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镕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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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202〕，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帛可由人民自己生产，但钱币非官铸不可，人民无法取得足够的钱来纳税〔203〕。白居易也说农民为了取得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卖粮食或借高利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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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现象表现在物价上。譬如盐价，在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便由每斗三百七十文或三百七十文以上减为二百五十文到三百文〔205〕。不过盐在中国古代是由政府专卖，价格的调整，虽然也足以反映物价的趋势，但反映得不灵敏。这就是说，调整的程度与时间，不一定完全与其他物价一致。在程度上讲，要比一般物价缓和一点；在时间上讲，要比一般物价慢一点。一般物价的回跌，在建中年间便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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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示物价变动倾向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米价在建中元年是每石两千文，其后的几年间，不是兵荒，便有水旱，每石自五千到一万五千文〔206〕；自贞元三年以后就开始下跌了。贞元八年陆贽上疏说，江淮斗米值百五十钱，京师三十七钱。又说，京兆诸县斗米不过值钱七十〔207〕。李翱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在进士策问题中，曾说初定两税的时候（建中元年）粟价一斗值钱一百，三十年后（约当元和五年），粟一斗不过二十个钱。又在疏改税法中说：米价在建中元年是两百钱一斗，四十年后，每斗不过五十钱〔208〕。这证明元和年间的紧缩，使物价减低到建中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元和六年米价曾跌到两个钱一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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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绢价，大历中（公元773年），一匹直四千〔210〕。建中初，每匹三千二三百文。贞元八年前后，每匹一千五六百文〔211〕。到十九年跌成八百文〔212〕。这价格一直通行到元和〔213〕、长庆（公元821—824年）〔214〕间，如果以大历中的绢价为基数，那么到贞元末年已跌成百分之二十（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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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绢价指数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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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应当注意的：贞元间虽然因为通货紧缩而物价跌落，可是币值并没有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水平。尤其是绢价，因为有输出的必要，所以价格相当高。而且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时候，连产绢的江南也还要六百六七十文一匹〔215〕。如果以开元十六年五百五十钱一匹的绢价为基数，则制出的指数（见表4-2），就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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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绢价指数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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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天宝五载的二百钱一匹的价格为基数，则更要觉得贞元、元和间的绢价并不低〔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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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的回跌情形也差不多。通货贬值时，斗米到七千。围城时由四五十千到七十千。战后动不动就是斗米千钱。贞元三年十二月每石就跌到一千五百文，八年跌到一千文〔217〕和七百文〔218〕。元和六年竟有卖到二十文一石的，但这是特殊的例子，而且仅见于《资治通鉴》一书。元和末年的正常米价大约是五百文一石〔219〕，这是回跌最厉害时候的价格，比战前的正常米价还是要高一倍以上。长庆四年五月，官方粜粟每斗折钱五十文〔220〕，稍后增为七十文〔221〕，米价自然比粟价贵一些。太和年间，粟价每斗约六十文，但农民只能卖到二十文〔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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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币值最怕变动。由三钱一斗的米，变成七千钱一斗，固然使人民无法生活。由四千钱一匹的绢帛跌成八百钱一匹，对于人民的生活，照样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不问这八百钱一匹的价格比起五十年前的价格来是涨或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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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这过度的低物价，曾用各种方法来补救。贞元九年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所采的铜，由政府收买铸钱〔223〕。元和三年预告蓄钱之禁。十二年下令禁蓄钱，不问品秩高下，私贮现钱，不得超过五千贯，超过这数目的，依数目的多少，限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购买实物收贮。不过货物的囤积，尚且难以发觉，铜钱体积小，更是无法取缔了，所以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又采用实物货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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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四年又放宽期限，使贮钱超过法定数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以内用出；超过十万贯到二十万贯的，则限于两年内处置完毕。这些办法分析起来，不外增加货币数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当时囤积铜钱，的确也是一个紧缩的原因，据说囤积五十万贯的还算少〔225〕。该年五月京师米价稍贵，官俸一部分用粟支付，每斗折钱五十文〔226〕。太和七年三月因久旱米贵，粟一斗折钱七十文〔227〕。这似乎并不是由于货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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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宗开成三年，还在闹币轻钱重。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时每年铸钱数还不到十万缗。但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方面说物价低，一方面却仍有人在销钱为器，据说可以获利三四倍〔228〕，这只能说是铜器价格随着铜钱而贵，也证明这次紧缩实是回缩，而且物价比起天宝年间来还是高。开成年间米价一石大概要八百文〔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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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供应的紧张表现在短陌的现象上。元和年间，京师就实行短陌制，每贯少二十文，长庆年间少六十文，昭宗末年京师少一百五十文，河南二百文。这种办法，通过五代，一直行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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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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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唐五代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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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元和间的一次通货紧缩，在晚唐一度有所缓和，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的一次币制改革所带来的。引起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贞元、元和以来的钱币缺乏。使得许多支付都用绢帛。武宗犒赏石雄，用帛七匹。军饷也用绢匹。刘镇在山东征商税，都照绢匹计算。这些都是钱币缺乏的结果。第二是军费开支的增加。会昌年间对外同回鹘和吐蕃有战争，对内有昭义（刘稹）和太原（杨弁）之变。没有一年平靖。第三是当局反佛教的政策。宰相李德裕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有僧道两派，武宗信神仙，有道士向他说佛寺的坏话，所以矛头专对佛寺。当时佛寺也的确比道观更加浪费。自南北朝以来，中国的黄金和铜，用于佛寺方面的，不可胜计〔230〕。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实行并省全国佛寺，佛寺被毁的有四千六百多处，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招提兰若被毁的有四万多处。这一措施有三重意义：其一，寺中的铜像、钟、罄，都用来铸钱，金银用来充裕国库。其二，还俗的僧尼，成了征税的对象，而且可以增加生产。其三，拆毁的招提兰若可以增加膏腴上田几千万顷，也可以增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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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二月下令，自七年正月起，只用新钱，即会昌开元钱。原来只有七监铸钱，现在增置八监。并且每道设置一铸坊〔231〕。旧钱暂停流通几年。实际上旧钱并没有收回，所以货币数量增加。布绢价格提高。文武百僚的薪俸也发现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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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宣宗即位以后，完全推翻武宗的政策，新钱再用来铸造佛像。但懿宗又纠正了一些宣宗的偏差。可能新钱续有铸造。因为遗留下来的新钱虽然不多，却不是几个月内所能够铸造出来的。不过这些新开元钱还不足以使物价上涨很多，所以咸通年间（公元868年）庞勋在徐州起事的时候，米价涨到每斗两百〔232〕，史书就作为一件大事。可见当时的正常米价比这要低得多。同时也可见钱币仍是缺乏。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短陌制的再度流行。盛唐是用足陌钱的。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这是短陌制的恢复。昭宗末年，京师以八百五十文为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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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即位，农民起义军开始活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聚集了几千人攻陷濮州，四年黄巢带了万人攻下郓州。那以后的三十几年，年年内战。中国偌大的国土，南自广州，北到潼关，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到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战区则流尸塞江，血染坊市，俘人为食，白骨山积。活着的人也是鬼形鸠面，气息奄然。中和年间（公元881—885年）黄巢空守长安的时候，米价每斗卖到三十千〔233〕。光启年间（公元885—888年）每斗自三十千到五十千〔234〕，甚至黄金一斤，也买不到五升米〔235〕。不过这完全是由于粮食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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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政权的崩溃，经济原因很明显，多年的苛捐杂税，使得人民无法生存，只得聚而起义。王仙芝、黄巢等人都是这样起来的，朱温也是黄巢的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