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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货币数量不变，而人口不断增加，币值就会增加。他这话说明了为什么唐初百年间的私铸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物价上涨。因为在一百年之内，户口增加一倍以上。贞观时，户不满三百万，到开元二十年，增成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生产自然也会增加，所以需要更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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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实物经济占更大优势的唐代，公开主张实物论的却不多，可见在实物经济的条件下，人人感到它的不便，人人希望用钱。杜佑（公元735—812年）也表示过这种态度。他在《通典·钱币》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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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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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也以为货币是王者所创立的。他以为货币是一种计算单位或价值单位，用以权衡万物。他的所谓“数”，不应当是指个数，而应当是指价值量或价值单位；因为万物不能凭其各自的个数来比较，只能凭其价值的数量来比较。货币的作用在于将万物化成同质的价值量，使其可以比较。他在这里提出了货币的一种基本职能，即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当然他没有指出价值的基础是什么，他只是看到需要一种测量的标准，以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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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接着谈到中国为什么不用金银或谷帛作货币，而必须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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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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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铸造货币对实物货币的优越性，一方面提到货币的另一基本职能，即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他似乎连使用金银也不赞成，但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不用金银铸币。谷帛之所以不适于作为货币，的确是由于不方便，五谷携带不便，而布帛则不便于分裂。杜佑说这话，大概是在贞元年间。贞元十二年当局曾令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和钱兼用，大概他见到这种实物经济的缺点，所以才讲那样的话。其实开元二十二年三月的敕文已说过“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也许杜佑只是重复那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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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制定两税法，各种租赋要用现钱缴纳。这应当会大大地推进货币经济。可是由于钱币的供应不够，大量的钱币又流入国库不放出来，于是物价下跌，富人争相窖藏，使市面更加紧迫，农民须要卖出更多的农产品，才能支付同样多的租赋额。于是一些留心经济问题的人都在反对两税的同时，主张用布帛来代替现钱。陆贽、韩愈、杨于陵、李翱等人都发表了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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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277〕中表示了他对货币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货币是帝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制定出来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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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敛舍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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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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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人，所以取山泽之蕴材，作泉布之宝货，国专其利，而不与人共之者，盖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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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贵贱失平，可以理解为价值无从比较，因而使交易没有标准；但更可能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即价值大的定价低，价值小的定价高，这也是失平。所以陆贽认为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作为价值尺度，而且利用这职能来实行政府的价格政策，以表示御财的权柄。那么，国家怎样运用它来调节物价呢？陆贽认为是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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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之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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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几乎是重复刘秩所说的话，但他说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却是典型的数量说的看法。他以前的数量说者，都没有讲得这样清楚，这样彻底。所以他主张铸钱和禁铜为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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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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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反对纳税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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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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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如果推演下去，那就只有采用实物经济，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因为若是人民不铸钱，纳税就不能用钱，买物也就同样不能用钱。那么，政府铸的钱只有发出，没有收入，这些钱岂不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流通么？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以人民不铸钱为理由来反对租税的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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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公元768—824年）在他的《钱重物轻状》中发表他对通货紧缩的对策。他提出几点办法〔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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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则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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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显然是反对两税的，而且带有实物论的色彩。但韩愈也不是一个实物论者。他一面主张纳税用实物，一面认为还是要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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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千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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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买卖一以银”的话不很明确。如果他果真主张用银，那倒是中国第一个主张用银的。不过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且他的重点是铸钱，这就同“买卖一以银”的话抵触了。大概银字是钱字的传抄之误，他的意思是：纳税用实物，买卖专用钱。因为他不但不主张废用钱币，而且主张实行货币贬值来克服紧缩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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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铸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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