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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铸造货币对实物货币的优越性，一方面提到货币的另一基本职能，即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他似乎连使用金银也不赞成，但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不用金银铸币。谷帛之所以不适于作为货币，的确是由于不方便，五谷携带不便，而布帛则不便于分裂。杜佑说这话，大概是在贞元年间。贞元十二年当局曾令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和钱兼用，大概他见到这种实物经济的缺点，所以才讲那样的话。其实开元二十二年三月的敕文已说过“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也许杜佑只是重复那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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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制定两税法，各种租赋要用现钱缴纳。这应当会大大地推进货币经济。可是由于钱币的供应不够，大量的钱币又流入国库不放出来，于是物价下跌，富人争相窖藏，使市面更加紧迫，农民须要卖出更多的农产品，才能支付同样多的租赋额。于是一些留心经济问题的人都在反对两税的同时，主张用布帛来代替现钱。陆贽、韩愈、杨于陵、李翱等人都发表了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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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277〕中表示了他对货币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货币是帝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制定出来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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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敛舍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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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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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人，所以取山泽之蕴材，作泉布之宝货，国专其利，而不与人共之者，盖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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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贵贱失平，可以理解为价值无从比较，因而使交易没有标准；但更可能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即价值大的定价低，价值小的定价高，这也是失平。所以陆贽认为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作为价值尺度，而且利用这职能来实行政府的价格政策，以表示御财的权柄。那么，国家怎样运用它来调节物价呢？陆贽认为是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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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之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于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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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几乎是重复刘秩所说的话，但他说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却是典型的数量说的看法。他以前的数量说者，都没有讲得这样清楚，这样彻底。所以他主张铸钱和禁铜为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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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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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反对纳税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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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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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如果推演下去，那就只有采用实物经济，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因为若是人民不铸钱，纳税就不能用钱，买物也就同样不能用钱。那么，政府铸的钱只有发出，没有收入，这些钱岂不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流通么？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以人民不铸钱为理由来反对租税的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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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公元768—824年）在他的《钱重物轻状》中发表他对通货紧缩的对策。他提出几点办法〔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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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则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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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显然是反对两税的，而且带有实物论的色彩。但韩愈也不是一个实物论者。他一面主张纳税用实物，一面认为还是要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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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千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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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买卖一以银”的话不很明确。如果他果真主张用银，那倒是中国第一个主张用银的。不过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且他的重点是铸钱，这就同“买卖一以银”的话抵触了。大概银字是钱字的传抄之误，他的意思是：纳税用实物，买卖专用钱。因为他不但不主张废用钱币，而且主张实行货币贬值来克服紧缩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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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铸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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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输其土物以为租赋，则州县无见钱，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矣。而官吏之禄俸月减其旧三之一，各置铸钱，使新钱一当五者以给之，轻重平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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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通货贬值政策同普通增加剥削的贬值有所不同，他的目的是恢复农产品的价格。但他不知道：这样恢复的价格是虚假的，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办法。而且也行不通。他所谓新旧兼用，自然是指新的当五钱和原来的小平钱同时流通，两者重量相同，必然发生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旧钱被人销镕改铸，而从流通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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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却主张低物价政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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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重则利。曰，奈害农何？曰，赋不以钱，而制其布帛之数，则农不害；以钱，则多出布帛而贾，则害矣。〔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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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同时又保护纳税农户的利益，规定纳税则以固定数量的布帛，使其负担不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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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宗即位的时候（公元820年），大家还是以货轻钱重为苦。穆宗叫百官想办法，大家都主张严禁人民铸铜器，杨于陵（公元753—830年）又主张让百姓用布帛土产充税，不必征收现钱。他顺便谈到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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