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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反对纳税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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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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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如果推演下去，那就只有采用实物经济，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因为若是人民不铸钱，纳税就不能用钱，买物也就同样不能用钱。那么，政府铸的钱只有发出，没有收入，这些钱岂不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流通么？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以人民不铸钱为理由来反对租税的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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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公元768—824年）在他的《钱重物轻状》中发表他对通货紧缩的对策。他提出几点办法〔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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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则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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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显然是反对两税的，而且带有实物论的色彩。但韩愈也不是一个实物论者。他一面主张纳税用实物，一面认为还是要用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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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千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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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买卖一以银”的话不很明确。如果他果真主张用银，那倒是中国第一个主张用银的。不过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且他的重点是铸钱，这就同“买卖一以银”的话抵触了。大概银字是钱字的传抄之误，他的意思是：纳税用实物，买卖专用钱。因为他不但不主张废用钱币，而且主张实行货币贬值来克服紧缩现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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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铸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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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输其土物以为租赋，则州县无见钱，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矣。而官吏之禄俸月减其旧三之一，各置铸钱，使新钱一当五者以给之，轻重平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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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通货贬值政策同普通增加剥削的贬值有所不同，他的目的是恢复农产品的价格。但他不知道：这样恢复的价格是虚假的，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办法。而且也行不通。他所谓新旧兼用，自然是指新的当五钱和原来的小平钱同时流通，两者重量相同，必然发生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旧钱被人销镕改铸，而从流通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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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却主张低物价政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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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重则利。曰，奈害农何？曰，赋不以钱，而制其布帛之数，则农不害；以钱，则多出布帛而贾，则害矣。〔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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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同时又保护纳税农户的利益，规定纳税则以固定数量的布帛，使其负担不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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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宗即位的时候（公元820年），大家还是以货轻钱重为苦。穆宗叫百官想办法，大家都主张严禁人民铸铜器，杨于陵（公元753—830年）又主张让百姓用布帛土产充税，不必征收现钱。他顺便谈到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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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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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陆贽的意见几乎完全一样，也是法家的共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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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记载稍有不同，而且详细些。那一次谈话是针对两税而言。杨于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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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今税百姓钱藏之公府。又，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入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又积于商贾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如此，则钱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轻！（《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五八穆宗长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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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包含他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他显然注意到货币的两种最重要的职能，即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他也说明钱重物轻的原因，并在理论上主张钱币要流通，不要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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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的《疏改税法》也写于这时候。他也是反对两税，也主张用布帛代钱。他说当时的物价比四十年前初定两税的时候要低得多，农民要卖几倍的米绢才能缴纳同样多的税。所以税额虽不改，农民的实际负担却增为三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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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本弊乃钱重而督之于百姓之所生也。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今若诏天下，不问远近，一切令不督见钱，皆纳布帛。凡官司出纳，以布帛为准，幅广不得过一尺九寸，长不过四十尺，比两税之初犹为重加一尺。〔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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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百姓不铸钱所以不应税钱的说法，在当时十分流行，白居易（公元772—846年）也说过同样的话。这句话常被用来作为反对用钱的借口，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那种说法只证明他们不懂货币问题。他们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当降低税额，而不是回复实物经济。由于他们不理解货币问题，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实物论者。他们无意废除货币，只是在纳税方面，主张暂用布帛，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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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后半的皮日休是一个名目论者。在他看来，一物的贵贱，完全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王者的主观意志或根据这种主观意志定出来的法律。他在《原宝》〔282〕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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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至贵者金玉焉，人至急者粟帛焉。夫一民之饥，须粟以饱之，一民之寒，须帛以暖之。未闻黄金能疗饥、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贵。而贵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圣王之所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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