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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钱币学方面也没有显著的成就，只五代时期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可惜没有留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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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钱币学不发达，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唐代的钱币制度很简单。除了安史变乱时期以外，始终用开元钱，引不起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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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于钱币的著作，据著录只有两种，即张说（公元667—731年）的《钱本草》二卷，见《通志·艺文略》，内容不详。另一种是封演的《续钱谱》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所谓续是指续顾烜的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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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演为天宝末进士，大历时为县令，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285〕。《续钱谱》已失传。洪遵《泉志》曾引封氏的话，可能就是指封演。但《泉志》只引五条：一是三铢钱，实际上是指半两钱的一种板别，两字从十不从人，穿下有三竖画，重三铢。可见封氏没有见过真正的三铢钱。第二是所谓么钱，文曰直十，这是莽泉。第三是直百五铢，列为不知年代品。第四是《顾烜钱谱》所谓的台主衣库钱“中王之钱”，大概是一种镇库钱或开炉钱。第五是所谓令公百炉钱。罗泌《路史》注中关于所谓高阳货曾引用封演的话，说面有科斗书〔286〕。由此可知封氏对于钱币的知识面不广，研究也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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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徐氏和敦素二人，也见洪遵《泉志》。因为所引用的钱币都是唐代或唐代以前的钱币，所以应为唐代人。详情已不可考。徐氏有人作徐铉（公元917—992年）〔287〕，《泉志》也曾引徐铉的《稽神录》，不知是否一人。但《泉志》所引徐氏的话，除明月钱、太货六铢、永光和五金之外，几乎全是外国钱，而且很不具体，如所谓何国钱、康国钱、拔汗国钱、屋驮国钱、吐蕃钱之类。敦素也差不多，但他提到两甾（误作两）和垣（误作一文），这是前人所没有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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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代，钱币制度又繁杂了，这为钱币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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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台《钱录》一卷〔288〕是比较重要的著作。旧史说张台是唐人，但他提到湖南马楚的钱，应当是五代人。《泉志》曾引用二十八条。自先秦的布币到楚马殷的天策府宝，都是他亲见的钱币，而且绝大部分是正用品。有些钱文，他虽不认识，但作了忠实的叙述。如异布一种，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断定是背有安字的安邑二釿。对于直百五铢，他知道从出现地区来推定它的来源。他说：“今自巴蜀至于襄汉，此钱甚多，皆是昭烈旧地，断在不疑。”足见他所用的方法是合乎科学的。他的《钱录》附有图样，因为他在汉刀（即金错刀）条下说：“台有此钱，如此图样。”他对于各种五铢钱有综合的论述。此外他初次提到大历钱和建中钱，认为建中钱未施用，而且以为是赵赞所计划的白铜大钱，这是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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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遵《泉志》引用旧谱的条目最多，有六十条以上。但不知指的是什么旧谱。洪遵对封氏和敦素都称名道姓，所以旧谱应当不是指《封氏钱谱》或《敦素钱谱》，而应当是另有所指。引用的内容，从先秦的刀、布、环钱到唐代的咸通玄宝。关于咸通钱这是最早的著录，一般史书从未提到。关于会昌开元，也叙述得很详细，称之为新开元钱。它用字不避唐讳，所以作者不是唐代人，而是五代时人〔289〕。这旧谱对于钱币的文字和轻重特别重视，这是钱币学最重要的两点。只有二铢钱一种，它说“文曰二铢”，可见是传闻。其余似乎都是亲见的。如所提一文钱（即垣字环钱）和四曲文钱以及刀布等，虽不为所识，都实有其物。旧谱似乎也有图样〔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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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与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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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的发达与长安金融市场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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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因为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很发达。大家对于国际贸易，多认为是一件好事，用一种惊喜的眼光来看待，觉得这种贸易使外国之货日至，各种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91〕。魏征所谓“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292〕的话，可以代表全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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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对外贸易，不论是同西域或南域，都是以陆路为主。在南北朝那个战乱的期间，这条路线大概一时断了。自隋炀帝时裴矩再度打通西域的贸易路线之后，又有大批的胡商跑到中国来做买卖；而且海陆两条路都通，汉胡间的贸易很盛。所谓胡，包括波斯、大食等国在内。当时正是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势力发展，不论在军事上和商务上，都极活跃，到中国来做买卖的人非常多；有时将东方的物品带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再转运到欧洲，所以当时欧亚的通商是由阿拉伯人做中介。但中国人往往不分大食人或波斯人，通叫作波斯。这也许因为波斯人来中国在阿拉伯人之前，而且阿拉伯人多是由波斯湾出发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各地方如岭南、福建及扬州等都有这些外商居留。广州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每年波斯、大食等国的商船来的很多，同中国交易。有时这种交易所产生的税收，竟至和两税相等〔293〕。首都长安也有许多所谓波斯胡和波斯店。此外，中国商船常自福州等地方开往日本从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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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内商业的发达，也不是汉代所能比拟的，这从两代都市的规模上可以看出来。汉朝最大的长安不过八街九陌闾里一百六十室〔294〕。班固说只有三条大街，十二通门〔295〕。《三辅黄图》说是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296〕。哪里能同唐代的都市比？唐代在开元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97〕。近年发掘长安遗址，证实城址周围有七十多里，城内有东西街十四条，南北街十一条，最宽的朱雀门大街有一百四十米宽，估计当时人口有一百多万〔298〕。除首都长安外，还有纯粹的商业都市如国际贸易中心广州和国内外商业重镇扬州。关于广州的情形，资料很少。但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299〕的话。至于扬州的情况，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所谓“十里长街市井连”〔300〕，“夜市千灯照碧云”〔301〕，可以想见当时的繁华。就是杭州也有几十万人口〔302〕。当时的中原，正是“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303〕。商人的地位虽不如官吏，但比一般老百姓要高〔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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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贸易的发展，固然同国内的和平建设有关，也同健全的货币流通分不开。混乱了几百年的币制终于统一起来了。虽然唐初由于货币数量不够，实物经济的成分还很重，但货币的供应是不断增加的，到开元、天宝年间基本上已能满足需要了。实际上信用的发展往往正是由于货币的缺乏，一些信用工具是作为货币的代替品而产生的，所以有人称之为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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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当时广州和扬州的金融业，不大知道。可是就长安的情形看来，就可以晓得金融业是相当发达的。长安的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东市的四周各六百步，“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但西市更加繁荣，有平准局、衣肆、秤行、窦家店及有名的景先宅〔305〕。长安的西市便是中国初期的金融市场，在这个金融市场里，流通着各种的信用，供给这些信用的，除个人性质的富商官吏以外，有供给抵押信用的质库；有供给普通信用的公廨；有收受存款或供给保管便利的柜坊、寄附铺和各种商店；有从事兑换业、买卖生金银的金银店；有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现代的几种主要金融业务，当时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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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金融市场有时难免受到政治势力的摧残，譬如在8世纪末即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时候，因为李希烈等起事，政府筹措军费，就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至二百万。以前也曾向富商摊借，没有发生事故，但金融市场的钱是多数商民的，质库是以商民为对象的金融机关，柜坊的钱是许多商人存入的，因此长安为之罢市，结果政府不得不让步。这是商业“资本家”的一次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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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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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款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信用放款，一种是抵押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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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用放款，就是对人信用的意思，即南北朝时的出责和举贷。唐人叫作出举〔306〕、举放〔307〕、举债〔308〕、放债〔309〕、放息钱或责息钱〔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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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信用放款的，自然以富商为主，不论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311〕都有，但也有官吏皇亲贵戚放款牟利的〔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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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的对象，除普通商民之外，官吏也是主要对象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高利贷者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如果封建统治者自己从事高利贷，那么他当然可以借势盘剥；但如果高利贷者放款给官吏，那么官吏有时就赖债，这时就要看两者谁的势力大了〔313〕。如果系小官或新官，那么他只有加紧搜刮贪污，以便还债〔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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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各朝，都有由政府拨款给各级机关运用牟利以供官吏薪俸的办法。这种资本叫作公廨本钱〔315〕或食利本钱〔316〕，这是隋代的遗制。在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这种事业则名为捉钱，办理这种事务的叫作捉钱令史。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曾由褚遂良谏止〔317〕，但后来又恢复了。有些人不要政府出本钱，而自立虚契，冒做这种事业。因为捉钱者都免徭役，犯了罪府县也不敢劾治〔318〕。也有些官吏添入私人资本，甚至有些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的，赚了钱则入私囊，如有拖欠亏本，则算公账〔319〕。至于政府的收益，也不固定，初期每年有本利对倍的，后来似乎渐渐减少，开元初每月七分〔320〕，开元中六分〔321〕，建中初五分〔322〕，到会昌时每月只有四分收入〔323〕。但这不足以表示唐代的利率是一步一步下降。因为这种收益和纯粹利息不同，收益大的时候，可能包括利润在内，因为资金的运用，除了放债以外，还有各种买卖和投机；甚至有租税的成分在内，因为可能有摊派的事。而且公廨钱本身的性质也不明确，有时好像是对商人放款，按时收利；有时又像官私合伙做买卖。至于后来收益的减少，一则因为一部分入于私囊了；二则也许因正当通货紧缩，市面不景气，放款收不回来。政府放款，利率已是很高。私人高利贷的利率更高〔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