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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价对金价的相对下跌，单从国内金银生产的比例以及对于金银需要的比例也可以解释。在供给方面：11世纪前半的皇祐中，金银生产量的比例是金一银十四点五六。后半的治平中是金一银五十七点九五；元丰元年是金一银二十点一一。在需要方面：12世纪前半的宣和末年金人所要求的犒师费是金一银十，靖康元年底的一次是金一银二；而当局向民间搜括，所得是金一银二十。隆兴二年凡坑冶监官每年能收买金四千两银十万两的即升官〔410〕，可见当时还是金少银多。这些条件，已足够使金银比价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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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银比价的这种变动，是中国特殊的条件造成的，不是受到外国金银比价变动的影响。因为虽然当时欧洲有些地区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十一到十二，但中国同它们没有直接接触，而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阿拉伯世界的金银比价仍旧是一比六上下〔411〕。虽然如此，外国白银的流入中国，仍有影响中国银价的可能。我们对这两三百年中国际金银的移动，不能有具体的数字提出来。但是根据欧洲和中亚的情形来看，白银流入中国是有可能的。唐宋间，东西贸易，有阿拉伯人的中介，非常旺盛。尤其自9世纪以来，法兰克帝国的查理大帝同阿拉伯帝国的关系良好，由阿拉伯人把中国的丝帛运往欧洲。当时欧洲生产落后，没有什么商品为东方所需要，只能用金银偿付货价。10世纪时欧洲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十一到十二，而中国是一比六点二五，阿拉伯也是一比六，所以双方都以使用白银为有利。虽然欧洲在10世纪时白银产量有限，但中亚一带是产银区，而奇怪的是这一区域在10世纪底普遍感到白银的缺乏，以至于停止铸造银币，而以低级金属来代替。它们的白银往哪里去了呢？有人〔412〕说是流到北方俄国和波罗的海一带去了；但也可能有流到中国来买丝绢的。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到11世纪初似乎仍没有变动。12、13世纪欧洲的白银生产特别增加，所以欧洲的白银若有东来的事，当以这一时期为最盛。恰好中国银价的相对跌落是在这一期间。阿拉伯的金银比价大概仍旧是一比六〔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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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钱文和白银的购买力都有减退的倾向，而以钱文和白银计算的金价则上涨，所以黄金的购买力最为稳定。如果我们假定10世纪后半和11世纪前半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六点二五，11世纪后半为一比八，12世纪前半为一比十三，后半和13世纪前半为一比十二，则黄金对米的购买力，在三百年间，降低百分之六十多（见表5-17）。至于绢价，若以黄金计算，则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下跌，即每匹由10世纪后半的二钱跌为12世纪后半的一钱三分。不过绢价的资料更加缺乏，尤其是在10世纪后半，只有三种价格，而且相差很大，每匹自六百到一千八百，所以不适于用来同十一二世纪比较。就是金价、米价以及金银比价的资料，也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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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宋代米价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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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南渡后，黄金对白银，有慢慢回跌的倾向。回跌的原因，除了不再应金人的苛索外，还有黄金从外国输入。例如日本便是一个输出黄金的国家。在宋元两代，日本的金价低于中国。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即日本白河天皇应德二年）的时候，日本的金银比价是一比五〔414〕，而中国在咸平年间和大中祥符年间都是一比六点二五，元祐年间没有资料，可能金价已上涨到一比七或一比八，因为靖康年间的比价是一比十三和十四。所以日本人以输送黄金到中国来为有利。日本在平安时期末期沙金生产很盛，产区在藤原氏的领土内，当时日本的政权正掌握在藤原氏的手中，藤原清衡所建立的中尊寺中的光堂是包金的，其经堂所藏的经书传说是藤原清衡用沙金十万五千两向宋朝皇帝买去的。实际上，日本对华输出品中，几乎以沙金占第一位，一年中最多达四五千两〔415〕。在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的时候，日本的金价是每两六百五十文。中国当局对于日本货本有抽分博买的办法，自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起，准许日本的黄金到中国自由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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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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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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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士大夫文化特别发达的朝代，特别是北宋，产生了一次文化高潮，然而在货币理论方面是令人失望的，反而不如南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士大夫耻言利，儒者自以为不应知钱谷，以为关于耕织的事应当去问奴婢。其次，正当产生文化高潮的熙丰年间，士大夫的待遇最好，他们手里有的是钱，铁钱也好，交子也好，对于他们的豪奢生活，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货币问题的。到了南宋，情形就有点不同了：首先，纸币是一件新鲜事物，容易引起好奇心；其次，南宋官吏的待遇就比不上北宋盛时，而且纸币的贬值，多多少少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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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谈到货币问题的人有李觏、司马光、沈括、苏轼、苏辙等人。李觏（公元1009—1077年）是一个数量说者。他在《富国策》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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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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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解自然没有什么新奇，自一两千年前的《管子》以来，历代都有人说同样的话。大观四年的诏书也说：“钱与物同，少则贵，多则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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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经济特别发达的北宋，也还有带实物论倾向的人。也许应当说，正由于货币经济特别发达，才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忧虑。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在反对王安石的免役钱的时候，就流露了这样的思想。他在元祐元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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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于出力。何则？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无积钱数百贯者也。自古丰岁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矣。〔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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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唐代的陆贽、白居易等人就已经说过。免役钱的当否姑不论，但这是租税货币化的自然趋势。司马光、苏轼等人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趋势。他们并不真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而是在替地主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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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公元1031—1095年）对于货币的流通速度，有所阐明。他曾对神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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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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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货币流通次数越多，则作用越大。欧洲的经济思想史，以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是17世纪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的重要贡献；洛克说：一个钱流通一百次，就等于发挥了一百个钱的作用。这见解基本上在六百年前就被沈括道破了。唐人已有这样的看法，但没有沈括讲得那样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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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公元1036—1101年）是一个金属论者。他在《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资之由》〔419〕一篇策问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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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郊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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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钱的名目价值要同币材价值相等，并且反对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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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弟弟苏辙（公元1039—1112年）却带法家的口气。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在《论钱币通用仓库充实之策》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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