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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2 钱币国之所为也,故发而散之于民。〔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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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4 这句话同近代的货币国定说差不多。他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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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6 夫钱者,官之所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从生也。古者上出钱以权天下之货,下出米粟布帛以补上之阙,上下交易,故无不利。〔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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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48 这就同唐朝的陆贽、白居易以及本朝的司马光的观点一样。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实物论者,只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有实物论的残余,因为他们是地主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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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0 到了南宋,留心货币问题的人就多了,如罗泌、虞俦、辛弃疾、袁燮、袁甫、叶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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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2 罗泌是研究古代史的,在《路史》中有一篇《论币所起》,但他所想考证的是货币起于哪一个具体的时代,换言之,即起于哪一个皇帝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他对货币是帝王所为还是自己自发产生的,显然不感兴趣,因而关于这一点,他的话并不十分明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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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4 民知饮食衣裳之用,而货币作,货币作而天下通,圣人守之,所以为治也。则其势之来,其当生民之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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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6 从几句话看来,他是认为货币是民所作,而圣人守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货币的产生是自发的,货币产生之后,天下的商品才得以流通,而且帝王利用它来进行统治。也可以说,帝王们保持了这种自发产生于民间的货币,使国家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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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58 南宋由于通行纸币,货币不断贬值,对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所以大家对于纸币有许多意见。大抵在朝的人,多加赞成,如虞俦和辛弃疾等。虞俦曾在札子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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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60 臣自前年(光宗时)叨帅淮西,继移东漕,足迹所经历,耳目所闻见,未尝有以交子为不便者。……铜铁交会,各有定值,纵其间小有低昂,皆出于斯民之情愿,初非官司强为之也。……且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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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62 这里他只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替纸币作辩护。对于货币的本质问题没有表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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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64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在他的《论会子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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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66 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盖换钱七百有奇矣。〔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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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68 辛弃疾在这段话中,表明了两种见解:第一,他认为铜钱和纸币一样,都是本身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第二,他说纸币跌价是发行太多,这是承认纸币数量对于币值的影响。因此他对纸币倒是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中间的态度。不像有些名目论者,借口铜钱和纸币同样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尽量发行。他一方面把纸币和铜钱看成一样,另一方面却承认纸币的价值靠铜钱来维持,这在理论上陷于一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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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70 宋朝因为发行太多,以致纸币跌价,在这明显的事实下,所以许多人是站在数量说的立场,并想运用这种原理来稳定币值。如宁宗时的袁燮(公元1144—1224年),在嘉定年间任江西提举,提出《便民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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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72 盖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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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74 这里他所讲的是纸币,没有提铜钱或金银等物。似乎不能算是数量说。但自《管子》以来,大家都把所谓“多则贱,少则贵”的话适用于一切商品,包括货币商品在内。袁燮的话自然是重复前人的话,只要他不声明纸币和金属货币不同,那就只能把他看作数量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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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76 他所谓“贱则壅,贵则通”的话,和现代一般人所公认的原则相反。现代货币学家都认为币值越跌,则人民越要用钱收买商品,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反之,币值越涨,则人民反而想储蓄起来,流通速度应当减低。但在特殊情形之下,袁燮的话也会实现。譬如通货跌价时商人囤货不卖,则货币无法流通,而发生壅塞的现象。反之,如币值上涨,商人减价出货,也未始不可以增加人民的消费倾向。中国古时,确有这种情形,尤其在宋朝纸币跌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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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78 袁燮也曾提到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他在《便民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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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80 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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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82 袁甫(理宗时人)的意见和他的父亲(袁燮)差不多。他在《论会子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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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84 臣愿陛下力持四戒:一戒新会三界并用,二戒轻变钱会中半,三戒空竭升润桩积,四戒新会不立界限。〔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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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86 但在野的儒者,有许多反对纸币的。如吕祖谦、叶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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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88 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虽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货币问题的言论〔427〕,但内容很杂乱,几乎可以说语无伦次。首先,他认为在古代,只有凶年才作货币来救民之饥,货币不是先王财货之本,财货之本在于谷粟布帛,若没有本,货币虽多,也不济事。他这话是很正确的。但他对古代的实物俸禄加以赞赏,他不主张让货币发挥很大的作用。然而他也不是实物论者。他说若要钱,那就以五铢、开元为最好,宋的太平钱也不错,以后就不行了。至于纸币,他说行之于蜀则了,因为四川的铁钱实在不方便。若加以普遍推行,那就不是经久之制。这位好辩的文人,一边“作战”,一边退却,说一句,退一步。最后似乎什么都可以。他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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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06390 推本论之,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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