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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这些数字是根据《宋史·食货志》。同书卷四二三《王迈传》的数字稍有出入。王迈说：“国贫楮多，弊始于兵。乾淳初行楮币，止二千万，时南北方休息也。开禧兵兴，增至一亿四千万矣。绍定有事山东，增至二亿九千万矣。议者徒患楮穷，而弗惩兵祸。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今无他策，核军实窒边衅救楮币第一义也。”同书卷四一五《黄畴若传》：“（开禧间）自军兴费广，朝廷给会子数多。至是折阅日甚，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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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夷坚志》戊集上《黄池牛》：“黄池镇隶太平州，其东即为宣城县境，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聚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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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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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宋史·食货志·会子》：“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来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钱引也有伪造。《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载：“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五，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臣僚言：“年来伪楮日甚。丁卯旧楮缀补以为新者有之，蜀道楮纲潜易于中流者有之，小夫窭人之家，盗天子之权，私铸印文者亦有之。如一界之楮，为数若干，行之数年之间，耗于水火，耗于破损，耗于遐方，逾界而不易者，又不知其几也。及其界满而收也，其数常溢，则伪楮之多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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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添印（钱引）二百万。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令再增。光宗绍熙二年，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出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出放益多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至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缗止直钱四百以下……议论凡数月，至是忽行下诸州，听民间以旧引输官课及赴利州市金银，期以岁终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间大惊……四川诸州去总领所远者千数百里……引之值仅售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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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财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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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夷坚志》中的故事，凡是绍兴以后的，常提到用楮币的事。如乙集上《茶仆崔三》：“黄州市民李十云开茶肆于观风桥下，淳熙八年春底（一少女扣门入）……女曰汝月得雇直不过千钱，常不足给用，袖出官券一千与之，其余屡致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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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癸巳太常少卿陈桷言，今日之弊，物贵而钱少，祖宗以来，有司鼓铸之数既多，而泄于四裔，其禁甚严，川陕之间，以铁易铜而行之。”《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二之一四二，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闻楮币之折阅，原由于铜钱之消耗；铜钱之消耗，原于透漏之无涯。乞下庆元、泉、广诸郡，多于舶船离岸之时差官检视之外，令纲首重立罪状。舟行之后，或有告首败露，不问缗钱之多寡，船货悉与拍没。”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都省言：“勘会见钱稀少，会价渐至减低，访闻日来皆由铜钱下江，并番舶偷载，与乎越界贩卖出外。”又一四四，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顷年泉州尉官尝捕铜镯千余斤，光烂如金，皆精铜所造。若非销钱，何以得此？”《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镶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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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斯坦因在中亚细亚所发现的铜钱中，最晚的是到北宋底为止（如政和通宝），似乎南宋的铜钱已不流到那一方面去（Ruins of Desert Cathay）。可是实际上北宋的铜钱不一定是在北宋时流出，因为南宋铸钱数目很少，大部分是用北宋钱甚至北宋以前的古钱。所以单是看见只有北宋钱，不足以证明是在北宋时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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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827年新加坡附近发掘许多宋钱（Crawfurd，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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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Dr.Karl Ritter von Scherzen曾在爪哇的雅加达发掘三十五枚中国铜钱，共为十八种，除了两枚开元通宝外，全是宋钱，开元通宝宋时尚通行，所以大概也是宋时所输出。其余的铜钱计圣宋元宝一枚，景德元宝一枚，天禧通宝一枚，天圣元宝一枚，皇祐通宝三枚，嘉祐通宝二枚，熙宁元宝二枚，元丰通宝九枚（内三枚为草书），元祐通宝五枚（内二枚为篆书），绍圣元宝三枚（内一枚为草书），政和通宝一枚，宣和通宝一枚（T,oung Pao，Serie 1，Vol.X，Geographical Notes by C. Schlegel引Pfizmaier之Bericht ueber einige von Hrn. Dr. Karl Ritter von Scherzen eingesandte Chin. und Jap. Muenzen. Wien, Karl Gerold,s Sohn,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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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在南印度的马八儿（Mabar）地方，也曾几次发掘中国铜钱（见Yule and Cordier，Marco Polo，Vol.Ⅱ，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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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Dr.S.W.Bushell说Sir John Kirk曾在非洲桑给巴尔发掘宋钱［F.Hirth and W.W.Rockhill 在其译著Chau Ju-kua（赵汝适）第一二七页Zanguebar条下注中引North China Daily News，May 9, 1888。另见Hirth, J.A.Q.S.,ⅩⅩⅩ, pp.55-57;S.W.Bushell,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ein，ⅩⅥ］。又1898年德人某在非洲索马里海岸（Somali Coast）的木骨都束（Mugedoshu）也曾发掘宋钱（F.Hirth，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J.A.O.S.，1909，pp.5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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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九绍兴三年十月：“又闻邕钦廉三州与交阯海道相连。逐年规利之徒，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若不申严禁止，其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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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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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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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三，绍兴四年七月三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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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丹麦考古队曾在巴林发现两枚宋朝的银币（见1958年2月27日香港《南华早报》）。所谓银币，大概是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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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王淮言：“两淮多私相贸易之弊，……若钱宝则有甚焉。盖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贯头钱而过淮者，日数十人，其透漏可概见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乾道三年七月十二日唐瑑言：“襄阳府榷场，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见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见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见钱何可纪极。而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闻于光州枣阳私相交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犇凑者众，今钱荒之甚，岂容阑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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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九通分类总纂》引范成大《揽辔录》。《宋史》卷三七三《洪适传》：“乾道元年……八月……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即蜀中取铁钱行之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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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关于南宋时日本通行宋钱的事散见日本的文献中，如本庄荣治郎、黑正岩共著《日本经济史》（《现代经济学全集》第六卷）第一九七页和第二一四页。Kenzo Akiyama，The History of Nippon，p.158.又桑原骘藏《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蹟》一书对于中国铜钱的外流也有讨论。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第八章二《宋代与日本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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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日本正德二年（公元1712年）水户正宗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占百分之八十三以上。明治三十五年（公元1902年）冈部村全昌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六。又常陆国井村等处出土的古钱中，宋钱约占百分之八十四（详见第七章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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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宋会要辑稿·蕃吏·安南》四之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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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三年：“初申严淮海铜钱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问。”《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元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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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蕲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鞲，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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