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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钞票的形制，只见外人的一点记述。公元1253年法国人卢布鲁基（Gulielms Rubruquis）由君士坦丁堡东来，那正是蒙哥在位的第三年，后来写成游记，在游记中说：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用棉纸做的，大小如手掌，上面的印文如蒙哥的国玺〔54〕。这里可能就是指忽必烈在京兆所发行的交钞。从这些记述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交钞是用棉纸印造的，形制比较小。但也许各地的办法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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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实行一次币制改革。史书提到中统元年的三种钞票。首先在七月间诏造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交钞二两，值银一两。其次在十月行中统元宝钞，有时叫元宝，有时叫元宝钞，有时叫宝钞。分为十等〔55〕，即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二贯等于白银一两〔56〕，十五贯等于黄金一两〔57〕。此外又以文绫织成中统银货，分为五等，即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银货一两，等于现银一两。这三种纸币中，银货没有流通，这是史书所说得清楚的，不应当有什么问题〔58〕。但对于交钞和元宝钞，史家却没有交代清楚。到底交钞和元宝钞是同一种钞票呢，还是两种不同的钞票？这就是一个问题，《元史》只说中统元年七月丙子诏造中统元宝交钞，十月癸丑初行中统宝钞，好像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59〕，说交钞时不提等级，说宝钞时却有等级。而且后来只统称中统钞，不再提到两者的区别，发行数字也是笼统的。至元十九年中书省奏准的《整治钞法条画》中和二十四年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都只提到中统宝钞，没有提到交钞，但官衙名称却用交钞使、交钞提举司、交钞库。此外对于交钞的作价，也有矛盾：各书都说是白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而同时又说宝钞一贯同交钞一两，宝钞二贯同白银一两。所以丝钞一千两应当是交钞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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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行两种名称不同而价值相同的纸币，似乎难以理解。但史书又明言，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分明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且户钞也分丝钞和元宝钞。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先后发行的两种纸币，即在两种不同的建议下所发行的纸币，也许应当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交钞是丝的价值符号，宝钞是钱文的价值符号，可是两者同样对白银作价，并以白银来兑现。后来两者就并行流通。结果连两和贯两种单位也混同起来了。中统二年正月的谕告中提到中统元宝交钞〔60〕，许人拿元宝交钞向钞库倒换白银物货。在元宝交钞体例中，只列举元宝的等级，以贯文为单位，但说明：元宝一贯同钞一两。体例中另一条规定各路原来流通的旧钞和白帖子，都要倒换新钞，不许继续使用。在发行中统钞的时候，旧日的银钞还有八千多贯在流通；由于废止不用，钞价下跌，公私嚣然。于是刘肃提出三种办法：一是仍用旧钞，一是新旧兼用，一是用新钞收兑旧钞。中书省采用第三种办法，拨出五十万贯宝钞来收兑旧钞〔61〕。一说是五千锭〔62〕，那就只有二十五万贯了。中统二年二月中书省同提举司官吏讨论发行方针时，说到酒醋税盐引等课税，以元宝为标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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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兑旧钞的时候，也许交钞和宝钞有分工的意义，即用交钞去收回旧日的丝钞，而以宝钞来收回银钞。也许当初发行交钞，目的就是用来收回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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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统钞的制度，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才能解决这些疑难。最好是有实物的发现，有元宝钞的发现。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似乎限于交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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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土过中统元宝交钞，我曾见过五百文的〔64〕，也是分为三段，最上面是钞名，第二段是金额和两旁的字料和字号，金额下面有横列钱贯的图案。字料和字号之上各有两行字，一行汉文，一行八思巴蒙文。第三段是若干行文字，有“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役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然后是元宝交钞库子和攒司的签押处以及印造库子和攒司的签押处。然后又有一行“伪造者斩，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后面是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和副判的签押处，以及印造库使和副判的签押处，最后一行为中书省提举司的签押处。钞票用的是灰黑色的桑皮纸，应系铜板印制。据史书所载，中统初系用木板，用绵纸印制；至元十三年才改用铜板。大概就是这时改用桑皮纸的，但仍用中统年号。出土的交钞，文字上也同史书所载有出入；史书明明说交钞以两为单位，王恽《中堂事记》说：倒换金银物货时，每两纳工墨钞三分，都是银两体系。而实钞上却用钱文，只有赏格是用银。《元史》说，中统元年叫八思巴制蒙古字，《新元史》则说到至元六年二月才颁布新字，为什么中统元年的交钞上就有八思巴蒙文呢？如果这些钞票不假，那就是在至元十三年改用铜板的时候，对于中统钞的形制和文字实行过一次改革。而且把宝钞和交钞统一起来，称为元宝交钞，因而两个名字都可以用。中统钞的大小大概随它的金额而不同，金额越大则尺寸也大。钞背不盖官印，据说中统二年有人建议加盖官印，以杜伪造，因不便而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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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宝钞虽然是以钱贯为单位，实际上也曾铸造中统元宝铜钱，但宝钞却以金银为保证，而以白银为主〔66〕，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银块本位制度。政府在各路设立钞库，有十足的现金准备，人民可用纸币向钞库兑换金银，如果市面钞票太多，马上抛出白银来收回〔67〕。这种制度，只是宋金币制的发展。但南宋还有铜钱流通，元朝则纯粹用纸币流通，金银和铜钱，都不许流通。正如马可·波罗所说：以区区一小块纸片，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可见当时欧洲人不知使用纸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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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二年曾添印二文、三文、五文三种小钞，叫作厘钞，但十五年以不便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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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三年在元代币制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是一个实行币制改革的机会，因为这年蒙古人统治了富庶的江南。首先要收兑江南的纸币关子和会子，因此发行额大增。其次是不再有现银准备，而且禁用铜钱。最后是中统钞板由木板改为铜板。所以趁机将宝钞和交钞合并。后来之所以还称两称钱，大概是为免得同至元钞混淆起来。至元钞称贯，中统钞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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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十月，中书省曾奏准《整治钞法条画》九条，并规定金钱的收兑价格，课银每两买价二贯零五十文，卖价二贯零六十文；白银每两买价一贯九百五十文，卖价两贯；花银每两买价两贯，卖价两贯零五十文。黄金每两买价十四贯八百文，卖价十五贯。所以金银比价仍为一比七点五。条画中规定各种罚则，如私下买卖金银，旧钞换新钞时官吏作弊等。金银匠和金银铺不能用自己的金银打造器皿，只能用顾客带来的金银打造，凿明匠人姓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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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的币制改革时所发行的至元宝钞。三月由尚书省颁行《至元宝钞通行条画》〔70〕。宝钞分十一等，即五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71〕，和中统钞并行，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贯当白银一两，二十贯当黄金一两。由各路的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稳定钞价，但仍禁止金银的私相买卖。破烂宝钞换领新钞，工墨费仍是每贯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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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据说是叶李所提出的〔72〕。叶李是南宋末人，曾向南宋政府提出他的币制建议，没有被接受，到元代再次提出。这个条画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币制条例。不像至元十九年的《整治钞法条画》，只是就几个特殊的方面作一些补充的规定。但这个条画同以往的币制法令是相连贯的，无论文字和内容都是承继以往的法令，如中统二年的《元宝交钞体例》和至元十九年的《整治钞法条画》，特别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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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至元钞的时候，当局想把中统钞收回〔73〕，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而且各种岁赐、周乏和饷军，都以中统钞为标准。各种物价也用中统钞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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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钞的尺寸，也是随票面金额不同而有大小，金额大的尺寸也大。但文字图案大体相同。例如二贯钞，除去边缘的空白不算，也有二十九厘米长，十九个半厘米宽。顶上自右至左横写“至元通行宝钞”六字，下面环以花栏，栏中分上下两部。上部中央横列“贰贯”两字，两字下面各有一串钱的图样；两边各有一行蒙文，蒙文下右边是字料，左边是字号。下部分列十行字，直书，头三行是“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第四、第五两行分列宝钞库子攒司和印造库子攒司的官衔和印章。中央一行是“伪造者处死”，下面分两行印“首告者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接着就是“至元年月日”、“宝钞库使副”、“印造库使副”和“尚书省提举司”。大概发行时要在右边斜捺合同印，和金钞的办法一样〔74〕。小钞除尺寸和金额以及金额下的钱贯图样稍有不同外，其他完全一样。例如二百文钞，长只二十二厘米半，宽十五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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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是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九月实行的一次币制改革，发行至大银钞，自一厘到二两，分为十三等。银钞每两合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黄金一钱。同时铸造两种铜钱，即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至大通宝用汉文，一文当银钞一厘；大元通宝用蒙文，每枚当至大通宝十枚。并且恢复历代古钱的流通，限期将中统钞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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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的币制改革，使中国的币制更加接近于银本位制。中统钞的称两称锭，已经是受银两制的影响〔75〕，但中统钞的一两，只合白银五钱。中统银货的单位和白银相同，但没有发行流通。只有在至大银钞采用之后，白银才成了正式的价值尺度。然而至大银钞制在中国币制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四年正月武宗死，四月仁宗就废罢至大银钞和铜钱，恢复中统钞和至元钞。中统钞早已不流通，但民间作价还是以中统钞为标准，现在恢复印造。铜钱则禁止流通，大元钱限在五十天内到行用钞库去换领宝钞，历代旧钱即日停止使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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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在废罢至大银钞和铜钱的同时，却允许民间买卖金银，只不许运出国境，也不流通。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于至正五年前后来到中国游历，说中国用纸币，不用金银交易。并说如果一个人带金银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商人会不肯接受。一定要把金银换成纸钞，然后才可以任意购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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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阶段是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的币制改革时所发行的至正钞和至正通宝铜钱。至正钞一贯当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两贯。但这至正钞又是史家所没有交代清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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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年设置的诸路宝钞都提举司的执掌也笼统地规定为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许多书中都说是更造中统交钞〔78〕，或说“改造至正，印造中统交钞”〔79〕，有人以为是文献的错误，应为印造至正交钞。但书中又说：“昔时至元为母，中统为子，后子反居母上。”〔80〕可见至正十年所发行的纸币确实是中统交钞。同年十一月所下的诏书，也说是“以中统交钞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然而当时的吕思诚却把中统钞同（至正）交钞分开，说有五种货币，即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81〕。叶子奇也说：“至正交钞，楮币窳恶，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82〕又说：“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83〕这些说法，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都对。所谓至正钞，是采用中统交钞的旧钞板，重新印造，背面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的印记，另行作价流通。所以王祎说：“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84〕《元史》所说一贯当铜钱一千文的话，证明中统交钞的确是以钱文为单位，而不是以两、钱为单位。后来至元权钞钱却是以钱和分为单位。不过元代一般人对于贯和两是乱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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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币制中，白银对铜钱的作价不是很明确。文献中的白银和铜钱总是对钞作价，彼此很少直接发生关系。中统钞只对银作价，不对铜钱作价，钞二两合白银一两。至元钞也是这样。至正交钞则对铜钱作价，而不对白银作价，钞一两合铜钱一千文。只有至大银钞同时同白银和铜钱发生关系，银钞每两合白银一两、黄金一钱或铜钱一千文。不过如果至正钞发行时，至元钞两贯仍能值白银一两的话，那就是一两白银合铜钱一千文了〔85〕。如果元初以来就是这样，那么，中统钞和至元钞在发行时都是以一贯抵钱五百文。发行至正钞时，以一贯抵一千文，抵至元钞二贯，以铜钱为标准，则至元钞并未贬值。为什么至正钞对至元钞作价那样低呢？这是因为当时政府不许用钱。又发行至大钞时，一贯抵至元钞五贯，但以白银计算则至大钞和至元钞实是一比二点五。所以元代的纸币、铜钱、金、银四者的关系是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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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帝国版图辽阔，币制通行的范围也广：和林和畏吾儿〔86〕等地设有正式的交钞提举司。南洋一带也可能有交钞的流通〔87〕。因为亚洲南部一些地方的货币对中统钞有比价，如罗斛以子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乌爹以重二钱八分的银币准中统钞十两；交趾以六十七枚铜钱折中统钞一两〔88〕。这些可能仅仅是比价，不一定是作价流通。波斯（伊儿汗国）的凯哈图汗（或称乞合都汗）在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曾在其境内发行纸币，也称为钞，而且钞面有中国字，大概是仿元代钞票的格式。全国各省都设有钞库〔89〕。当时波斯的统治者虽是蒙古人，可是官书上却用汉文朱印。日本在足利将军时代，即13世纪末，也曾用过钞票，公元1319年（延祐六年）停发。据说一部分流通到15世纪〔90〕。印度的杜格拉克朝据说在至顺初年（公元1330—1331年）也曾试用钞票〔91〕。明代初年，朝鲜也用楮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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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书〔93〕说元代没有铸过钱，这是不对的。有人说，世祖忽必烈曾问过刘秉忠关于币制的问题，刘秉忠从阴阳谶纬的观点，劝忽必烈不要用钱，专门用钞；说这样做，政权就可以长久维持〔94〕。因此元朝不用钱。这话同事实不符。元代不但曾铸钱，而且钱的种类还不少。不过有许多特别小的钱是庙宇钱或供养钱，不是正式的货币。正式的钱币，在数量上的确比其他朝代少得多。但这只是承袭金人的办法，金人在恶性通货膨胀期是不用现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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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最早所铸的中原式钱币，要算大朝通宝，这是蒙古建立国号以前所铸的。蒙古在建立国号以前自称大朝。大朝通宝有银、铜两种，制作都很草率，文字有时仿大观或大定。遗留不多，可是几乎每枚都不一样，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另有大朝元宝，精整，制作像正隆、大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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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从1206年建蒙古国到采用中统年号（1260年），其间有五十几年。刚刚建国的时候，西夏在铸钱，皇建钱和光定钱都是在蒙古建国以后铸的。金人正在使用泰和大钱，以后还续有铸造。蒙古人既然仿效汉人和金人的制度，那么，在币制方面，除发行纸币之外，可能也会试铸铜钱。传世有一些大型的开元通宝也许就是这时铸造的。“开元”二字应当很合蒙古贵族们的口味。这种开元钱，大小如当五钱和当十钱，也有折三大小的。其特点是文字不规矩：一个钱上用几种不同的书体，文字大小也不一律，这是有别于南唐开元和闽开元的地方。开字闭门，元字不挑，而且字形不整；通字有时用真书，有时作瘦金体，宝字有时作八分书，有时作篆书如泰和重宝，有时作瘦金体如崇宁钱。有一种折三大小的，开字闭户，介乎唐开元和南宋开禧之间，元字仿南宋钱上的元字，但第四画不正，通字甬头方折，宝字仿崇宁通宝，背面有泰和折三钱和端平重宝的气息，大小也一样。这一类钱不像是同时铸的。也不一定是正用品。因为元代仿铸前代的钱种类很多，不限于开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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