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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也有上涨的倾向。运费同物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许多物价包括运费在内。而且运费的高低也反映一国商品流通以及一般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河运方面，江西的米粮，每石下水百里，支钞三分，到至元三十一年增为六分，涨成一倍〔186〕。金明昌年间，每石（一百一十五斤）是四十文三分六丝，大概是付铜钱，或钱钞兼用，所以元代同那时差不多。陆运方面，至元二十六年，每石百里平地一两，山地一两二钱，这就比金明昌年间高了，金朝脚价百里百斤平地是一百四十六文，山地是一百五十五文。元代脚价大概是用中统钞计算，但还是高于金代。可是大德五年又涨为平地一两二钱，山地一两五钱〔187〕。十二年间上涨百分之二十。海运方面，在至元年间，运粮一石，支中统钞八两五钱，至大四年增为至元钞三两〔188〕，合中统钞十五两，三十年间上涨百分之七十七。一般说来，运费还算涨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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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价就涨得比较快了。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黄金每两已涨成中统钞二百五十贯以上〔189〕。六年足色金每两涨成中统钞三百贯，九成金二百七十贯，花银每两三十贯，九成银二十七贯〔190〕，等于中统初的十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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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在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前后是中统钞一贯买一石，至元末年大概已涨到十几贯〔191〕。元贞元年当局粜米便要收六贯半到十五贯一石。大德年间，米价至少要十贯一石，大德十年浙江饥荒，每石到过三十贯以上〔192〕，平均大概要二十贯一石。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当局又增加粜米的价格为每石二十五贯〔193〕。史书说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减为二十贯，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减为十五贯〔194〕，大概由于南方有大量的大米北运。市价一定要高得多。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上等粳米每石要四十贯〔195〕，等于平定江南时的四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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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物价上涨的程度，也可以从盐价上看出来。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因地处北漠，盐价是特别高的。太宗（窝阔台）第二年（公元1230年）要十两白银一引，即四百斤。中统二年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取得产盐的江南，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196〕，合白银四两五钱。二十六年，因为通货膨胀，每引涨到五十贯，十三年间增成五倍以上。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涨成六十五贯。自至大二年到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七年间，每引涨到一百五十贯，四十年间涨了十六倍以上〔197〕。至于两浙的盐价涨得更凶：起初每引官价值中统钞五贯，后来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贯，到顺帝至元五年，加成三锭〔198〕，比最初增成三十倍。市价还要更贵，要一贯钞才能买到一斤盐，较之唐天宝时的两文钱一斤，高了五百倍，比北宋初年的四十文一斤要高二十几倍，比蒙古人占据江南时高八十倍。盐是生活必需品，但历代食盐都是政府专卖，元代的岁收，盐利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天历二年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锭〔199〕，占全国钞币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二。蒙古统治者通过盐价对人民实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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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品的价格也有上涨的倾向。至元二十三年的时候，李衎在浙江出卖文同的画，得二十五贯，认为是好价钱。在约三十年后，即高克恭死后，他的画卖到千百贯一幅。倪瓒生时，他的竹石小景也要卖数十金（贯）一幅〔200〕。美术品的价格同普通商品不同。有人说，李公麟画两幅换吴道子画一幅，吴道子画两幅换顾恺之、陆探微画一幅，这恐怕是受稀少性的规律和崇古思想所支配，但元代画价的趋势同一般物价的趋势也不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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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流通的混乱和物价的不稳定，因而发生以物易物和商店各自发行代用币的现象，后者有茶帖、面帖、竹牌、酒牌等名目。世祖至元末年以后，大概更加严重。至元三十一年曾下令禁止〔201〕。但没有效果，反而变本加厉；原来商店发行代用币，只为便利自己的顾客向本店取货，后来竟可在市面流通。所以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当局承认物价比以前增加几十倍〔202〕。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中书曾下令限制，使酒肆所发的酒牌，只许顾客用来向本店支酒，不得在市面流通〔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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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年间的武祺谈到元代发行的情形，他的逻辑很奇怪。他说：自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到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间，印得多，烧得少，流通广，钞法通。自仁宗皇庆元年到延祐七年，九年间，印虽多，烧得也多，流通渐少，钞法始坏。自英宗至治元年到三年，印造虽多，烧得少，流通更多，钞法更坏。自泰定元年到至顺三年，八年间，印得少，烧得多，流通绝无，而钞法大坏。他的话简直没有逻辑，似乎钞票多也坏，少也坏；印得多，烧得少更坏；印得少，烧得多，尤其坏。到底怎样才算好呢？他说合计六十四年，总共印钞五千九百零五万六千余锭，总支五千六百二十余万锭，总烧三千六百余万锭，民间流转不及二千万锭〔204〕。他的数字同史书所载数字不符。假定真像他所说，民间流通只有二千万锭，人民无钞可用，那么人民用的是什么呢？物价怎么会上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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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定以后（公元1324年），国内治安已成问题，各地起来反抗，开支增加。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的时候，关中饥荒，米价每斗十三贯，人民拿钞票买米，稍有破旧，就没有人要，到平准库去兑换，“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205〕。当时宫中养的鹰鹘狮豹，每年吃肉到一万三千八百锭，比以前增加六七十倍〔206〕。赏赐卫士，每人竟至八十锭之多〔207〕，合四千贯。在汉唐，只有大功臣才可以得到这样大的数目，而在晋朝则大臣也难得到这样大的赏赐，元末竟同时赏给一万三千人，共计五千二百万贯，够宋初全国两三年之用。唐朝在通货膨胀以后的大历末，全国岁入也不过一千二百万贯，要四五年才可以积得这样数目。可见通货膨胀的程度。元朝自中叶以后，课税收入比至元时增加二十倍〔208〕，但支出总是不敷。天历二年七月岁出就已超过岁入几倍〔209〕，至顺二年九月陈思谦说，开支比至元三十年以前增加几十倍〔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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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初年，中统钞的对外比价也反映货币的贬值。至正五年来到中国的非洲人伊本·白图泰说，中国的钞票一锭约等于他本国的一个底纳〔211〕。伊本·白图泰是非洲伊斯兰教徒，那里的底纳金币比阿拉伯本土的底纳要大，每枚重约四公分六，合得白银一两二钱许，照官价只能兑到至元钞两贯五百文。如果市价可以买到五十贯，那么，以至元钞计算的金价已涨成二十倍。但也可能是指中统钞，那就只涨成四倍。至元九年著《岛夷志略》的汪大渊说：乌爹银币重两钱八分，值中统钞十两。又说交趾的铜钱六十七枚折中统钞一两。可见以中统钞计算的银价已涨成十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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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价的下跌，也是由于私钞的猖獗。随着蒙古政权的削弱，从事私造的人更加多了。顺帝时有人因造私钞而致富，甚至派遣四五十人打进政府做官，做内应，以防有人告发，前后持续了十几年之久〔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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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由于使用纸币，物价比其他朝代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连官俸也低于前代。中国官吏的收入，自汉以来，不断增加，到北宋达到顶点，几乎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南宋就走下坡路了。但金人治下的一品官，每月的真实收入还可抵两三百公石的大米。元代就进一步下降了。至元制下，一品官的收入只能买到一百公石的大米。低级官吏的收入倒没有什么减少，每月约合十公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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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政府对工匠的待遇更是苛刻。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当局规定各机关工匠的工粮，似乎分为货币和实物两种支付办法。领实物的每人每月米三斗、盐半斤，另加家属津贴。家属又分为三等：家属大口每月支米二斗五升，家属小口和所谓驱大口（成年奴仆）每月支米一斗五升，驱小口每月支米七升五合。但每户不得过四口〔213〕。在制定这办法的时候，米价每石约为中统钞十贯，盐价每引五十贯，即一百二十五文一斤。所以单身工匠的收入每月只有两公斗九升〔214〕，若家中还有妻一人、儿女一人、驱大口一人，每月也只能拿到八公斗一升二。而且停工的日子要扣除。除非另有货币工资，否则无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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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工的待遇好些。在14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间，每人每天钞一两，另加糙米一升、三升到五升不等。当时米价每石为二十两到三十两〔215〕，所以一天的总收入合得六升米，一个月约合得一公石七斗。这种工作是临时性质，不是一种经常的收入。但这些河工都是农民，他们另有经常的农业收入，大概是在农闲的时候去做河工，所以河工的工钱是额外的收入。换言之，他们的总收入还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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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前半，英国有些地方的佃农用货币代役，冬天每天半便士，秋天每天一便士，平均每天以零点七五便士计算，每星期以六天计算，则每月是十九个半便士，或二十六公分纯银，只可买到小麦六公斗多一点。把英国佃农的代役费和中国河工的工钱比较，并不是很恰当的。当时欧洲有些工人的工钱比佃农的收入多。例如法兰克福的呢绒工人的工钱就要高得多〔216〕，可能高于中国河工的工钱。不过把中国河工那种简单劳动同呢绒工人那种比较复杂的劳动相比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在封建社会中，农民究竟占绝大多数。所以在14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比欧洲劳动人民的收入似乎要多一些。14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变动，但欧洲在14世纪的40年代发生了一次极端严重的鼠疫，英国人口死亡一半以上，使得劳动力缺乏，工资大增。14世纪末，英国的劳动人民每日可得三便士〔217〕，每便士的含银量以一公分一八八计，每月以二十六天计，共九十二公分许。14世纪后半小麦价格每公石平均要银三十四公分〔218〕，所以能买到约两公石七斗二的小麦。当时割禾的人每日可得八便士〔219〕，每月可以买到七公石多的小麦。但这是鼠疫后的特殊现象，也是暂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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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末至正钞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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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即位以后，由于内政失修，各路连年水旱为灾，起初还用粮食来赈济，后来全靠发行纸币。然而发行越多，越不值钱，于是饥民纷纷起义。湖南道州傜人反抗得最久，当局无法平定。至正元年山东燕南的起义者纵横至三百多处。八年台州的方国珍已起事。中书户部在至正三年就以国用不足，请撙节浮费，六年又请不要随便赏赐，都没有什么效果。物价越来越高。有人作诗讽嘲时事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220〕至正十年江南米价每石值中统钞六十七贯，是中统初的六十七倍〔221〕。这年又发行新钞，而且正是贾鲁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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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钞的发行，还不能说是大规模的膨胀。对至元钞的作价只是一对二，不算高，比不上至大钞，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倍数。大概目的在于缩减物价数字，因为物价是用中统钞计算。现在改用新钞计算，等于物价跌成十分之一。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发行新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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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钞发行之后，国内局势更加紧张了。发行新钞是至正十年十月，次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和徐寿辉等人几乎同时起义。十二年正月又发出新钞一百九十万锭和至元钞十万锭，共折合中统钞为两千四百万锭；除了至大三年的一次以外，这是元代最大的一次发行。徐寿辉等人的军队节节胜利：二月陷江州，三月陷瑞州，闰三月陷吉安路，四月陷建昌路，五月河南各处起义，六月红巾陷道州，七月陷杭州路，八月陷荆门岳州。彭和尚陷饶、信、杭、徽等州。蒙古人疲于奔命。米一石二十贯，盐十斤二贯〔222〕。据说不久物价就上涨十倍以上〔223〕。有些地方，一贯只能买到十四铢盐〔224〕，即一斤盐二十七贯，折合中统钞是二百七十贯，等于蒙古人征服江南时的一两千倍。次年正月又发行同数目的纸币。这时江淮一带，群雄并起：张士诚据高邮，韩山童据临濠，徐寿辉、倪文俊、陈友谅等攻汉沔。丞相脱脱统领四十万大军出征，钞价一定下跌。由于廷臣的争权夺利，元军人心涣散，纷纷投奔红巾军〔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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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征购军马，每匹给钞十锭，合中统钞五千贯，市价自然更高。北宋马价平均是两万钱一匹。元代至元年间的马价大概是中统钞五十几贯一匹，合白银十两多，良马每匹九十贯，合白银十八两〔226〕，已经是上涨了的价格；至正十四年涨成五六十倍。若以北宋的价格为标准，涨成二百五十倍。明洪武元年是一万钱一匹，以这为标准，则是五百倍。元代同产马的西域关系密切，马价应当便宜，不过蒙古人对马的需要也特别大，尤其是在战时。英国在整个元代前后一百四十年间，拉车的马每匹平均为白银十二两八钱二分〔227〕，和中国的正常马价差不多。当时中国的牛价为每头白银一两五钱，唐代会昌年间塞上的牛价是每头五百钱〔228〕，这样比来，元代价格要高得多。可是同时英国的公牛每头要七两到九两，乳牛要六两二钱五分。大概蒙古人不大用牛，所以元代牛价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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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五年募人屯田，每人每日支钞二两五钱，另外还给牛种和农器〔229〕。这自然不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钞票不值钱了。发行新钞时，说是一两合铜钱千文，这时早已不能维持平价了，否则劳动人民的收入就不会每月有七万五千个铜钱，这比唐朝开元时一个一品官的薪俸还要多。就在这一年，刘福通迎立韩林儿，朱元璋任元帅。六月当局向产米区籴买军粮，每石合新钞五两，这无疑是抑价征购〔230〕。十二月又印造次年的钞本六百万锭，一跳又是几倍。这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了。到处是钞票，当时民谣有所谓“人吃人，钞买钞”〔231〕。钞票的名目，如同南北朝的私钱那样多，有所谓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等等〔232〕，听起来和北魏的青赤、生厚、紧钱、吉钱、生涩、赤牵等名目有同样的感觉，而害人的程度却要远远超过北魏。这时铜钱谅已退出流通界，或被人销镕，或被人运往国外〔233〕。有些地方使用铜钱，那就和纸币脱离关系，而另成一个独立的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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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六年以后，军事局势更加危急。三月徐寿辉攻襄阳，朱元璋取镇江；七月张士诚又攻下杭州；九月李武、崔德等破潼关。蒙古人的地盘越来越小，而军储犒赏，每日印造，不可计数。有米价贵似珠〔234〕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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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七年京师曾设立便民六库，让人民用烂钞换领新钞。十八年因陕西军事繁剧，离京师太远，不便供应，就在当地设局印造宝钞。十九年杭州米卖到二十五贯一斗〔235〕。王冕（公元1287—1359年）在他的《江南民》诗中有“米粟斗直三十千”〔236〕一句，大概指的是这个时期。他是浙江诸暨人。在燕京，十锭钞还买不到一斗粟〔237〕。姑以杭州米价为准，二百五十贯一石，合中统钞二千五百贯，是元初的两千五百倍。京师行贿，以车载楮币〔238〕，和梁武帝的铁钱一样。但铁钱本身到底还有点价值。史书说民间已不用钞，交易或用铜钱〔239〕，或用物物交换〔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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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六年以后没有发行数字。关于物价的材料，也只到十九年为止。以后是不是完全不用钞票，或只不用烂钞，或个别地区完全不用，料想各地情况不是一样。洪武元年曾颁布一种计赃用的物价单〔241〕，单上以贯为单位，黄金一两作价四百贯，白银一两或铜钱一千文作八十贯。这里的贯应当是指钞贯。这计赃用的估价，大概是参照各地的情形定出来的，相当于一种平均价格；个别地区的物价，自然要更高。根据这种平均物价，则元末的十八年间，纸币对白银的购买力跌成八十分之一。元朝一百年间，物价上涨近千倍。然而至正十九年到洪武元年，其间还有九年的时间，这九年间的货币流通和物价，几乎是一个空白，至正钞还有那样高的购买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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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价格记录比其他朝代少，所以对于那一百年间以金银计算的物价，只能根据仅有的几种记录来做一个估计。以白银计算的米价，在13世纪后半，大约为每公石九钱〔242〕；14世纪前半似乎已涨到每公石一两二钱〔243〕。从整个元朝看来，每公石平均值银约一两零五分或三十九公分。元朝的金银比价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以前是一比七点五，自那年起是一比十。13世纪后半以一比八计，14世纪前半以一比十计。13世纪后半的米价每公石值黄金四公分，14世纪前半为四公分四七，平均四公分二。当时欧洲小麦价格每公石值银十四公分，值黄金九公厘弱；还是低于中国。若以黄金计算，则欧洲的小麦价格，不到中国米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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