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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曾铸钱。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在西安称王,改元永昌,铸永昌通宝〔50〕,分小平和当五两种。张献忠于同年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51〕,背有工字和川字。此外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在张献忠被杀后,入滇称东平王(公元1665年),铸兴朝通宝〔52〕,有三等,小钱重一钱五分,光背;稍大的重二钱六分,背有五厘两字;最大的重约六钱四分,背有一分两字。这些也是折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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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53〕。就是私铸的人,也不一定是私铸明钱,而往往是私铸唐宋钱〔54〕。至于什么地方用什么钱,那就很复杂了,不但各地不同〔55〕,就是同一个地方,也可能常常变动,顾炎武谈到福建漳浦县的情形时说: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废元丰钱而用元祐钱,九年十年废元祐钱而用天圣钱,十三年十四年废天圣钱而用崇宁当三钱和熙宁折二钱,万历三年废崇宁钱专用熙宁钱,五年又废熙宁钱而用万历制钱,过一年连万历钱也不用而用私钱,后来又改用白银〔56〕,真是如疯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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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钱币,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特别是中期以后,钱币已完全被排挤出艺术品的领域,它不再反映当时的艺术水平。自元代以来,艺术中占主要地位的绘画渐为一班文人所玩弄把持。文人画自有它的优点,有时真是画中有诗;但这只限于文人而兼画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画画。许多文人只是爱风雅,不是爱艺术,对于钱币的艺术性自然更不注意。如果统治阶级有审美观念,也是集中在其他方面,如他们自己的写真、他们日常要用的瓷器、生前的宫殿以及死后的陵墓等,对于钱币就不知道加以美化了。因为他们习惯于用金银,不必用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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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铸钱的方法,不见有详细的记载。根据钱币的制作和遗留下来的钱范,我们知道一直是用范铸。春秋战国时代是用土范,每范铸一次就毁坏,所以没有两枚钱币是完全一样的,而土范也没有遗留下来的。两汉采用铜范,这种铜范遗留下来的很多,它们是母范,文字是阳文,由这母范制成许多土范,土范的文字是阴文,所以铸出的钱币成阳文。魏晋南北朝以后又恢复土范的办法,一直到清末。不过这第二次的土范制度和先秦的办法不同,秦汉以来的土范是根据样钱或母钱造成的。在唐朝是先用蜡做成样钱,宋人有用木制的,明朝有铜制的万历母钱和锡制的崇祯母钱。这些都是雕成的,或称为雕母,然后根据这种母钱制成土范。但关于铸钱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少。到明朝才有记载。即先以木料制成空框,用极细的土和炭的粉末填满,洒一点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在上面,然后用母钱百枚排列在上面,再用同样的一框盖上。这样下框已印有钱币的一面,上框为另一面。再将两框颠倒一下,把刚才的下框挪开,再以一框覆上,这样可以复制许多范。铸钱时用绳将范的两半捆定,木框上有现成的入铜孔道,这孔道联系一百枚钱纹,将铜液由孔道灌入,一次就成一百枚铜钱。冷后取出将钱纹摘断,然后加工:先锉边,即用竹木枝直贯几百文同时锉。边缘锉好,再分别锉平面〔57〕。这是明朝的铸钱方法,但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铸钱方法。其中当然有一些差异。譬如遗留下来的南梁的土范,则成小方块,每方只有四枚钱模,不过两面都利用了,一面是钱的正面,一面是钱的背面,而入铜孔道是在中央,铸钱时可以将许多土范叠起来,然后将铜液由中央的孔道中灌进去,铜液就会流入钱模中。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式样,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明朝铸钱已有精细的分工,有匠头管钱币的轻重和成色,下面有翻砂匠、滚锉匠、磨洗匠、刷灰匠等〔58〕。然而明钱的制作并不比前代钱精美,实际上比不上西汉和北宋的钱币,尤其比不上王莽的钱币和宋徽宗时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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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铸的方式,使得铸造费很高。且以万历镟边钱为例: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十一月山西巡抚高文荐奏钱法十议中,提到铸钱的费用。工料铜惯每百斤值银七两,加上工匠杂费共九两二钱,可铸钱一万余文。他没有提到生锡和火耗的问题,也没有铸钱的确实数目,如果假定生锡是包含在杂费中,而且和火耗相抵,那么,应可铸造一万二千三百文,因为镟边钱每文是一钱三分重。当时银价是每两一千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数字:第一,铸造费是百分之十七点九。第二,铸钱的溢利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第三,铜钱的币材价值只等于币面价值的约百分之五十七。这似乎就赋予中国的铜钱以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和真正的本位货币不同,不是一种足值货币,不是一种适当的宝藏手段,不能自发地调节货币的流通数量,在货币数量超过流通所需的时候,没有人肯将铜钱镕化为铜,因为这样他会有百分之四十三的损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要受它的数量的影响。就目前的例子,它的价值可能降低百分之四十三。而且还要看铜能不能保持每百斤值银七两的水平,如果镕化铜钱的人多了,铜的供给超过需要,铜价还要降低,因而钱的价值还会进一步降低。但这本身正是一个自发调节的过程,使钱的价值逐渐接近铜的价值。实际上,在铸钱产生溢利的条件下,不会发生私销问题,只会发生私铸问题。私铸的结果,是铜钱的名目价值接近于币材价值。所以上面的溢利是一种贬值的溢利,是一种剥削,就是使用金银币也能用贬值的办法获得这种溢利,但都不能持久。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调节作用,所以铜钱还能发挥价值尺度和宝藏手段的作用。而且明朝铸钱的制度不能完全代表历代的铸钱制度,有些朝代并不追求铸造溢利,它们强调铸钱不惜工本。这样就只剩下铸造成本的问题,这成本使钱的币材价值同名目价值不符,金银币也有铸造费问题,不过金银价值大,因而铸造费所占的比重小,大家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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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铸钱炉座的生产力似乎大有提高。在唐代,一炉每年只能铸造三千三百贯。宋代没有这方面的数字,当时只说某监每年铸钱若干,但一监不等于一炉。明代洪武年间每炉每年的铸额为七千八百三十二贯〔59〕,比唐代增加一倍以上。这不一定完全由于工具的改进,可能炉座的规模加大了,同开工的规模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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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许多地方不用铜钱。前面曾提到各地的实物货币。特别是云南的海〔60〕,值得单独提出来。海就是元代的子,以索计算,当时西南各民族多用贝币。印度的孟加剌〔61〕和暹罗〔62〕都是用贝的地区。有人说八十贝为一索〔63〕。这种海,大概产于印度洋。据说马尔代夫有人专采,卖于孟加剌和暹罗〔64〕,可能云南的子也是同一来源。明初一索值白银一分〔65〕,可见海的价值比起元初来是大跌了。元初一索值银一钱二分。百年间跌成十二分之一。明代中叶一索仅值银六厘〔66〕,明末跌成二厘五〔67〕。又正统元年,一石米在云南折海七十索,十年改为一百索,十四年又减为六十索。成化十年底,户部定折收海的办法,三分征本色,七分用海贝;海一索折钞一贯到三贯〔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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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的特殊性不只在于海的使用,还在于海的废除。这大概是在孙可望入滇以后的事。实际上弘治年间就曾在云南开局铸钱。嘉靖三十四年又叫云南每年铸钱三万三千十二贯,但只铸了十年。万历四年又开局铸钱〔69〕,但铸出的钱文大概是缴解中央,民间仍用海。孙可望到云南后,可能曾铸造大顺通宝,后来改铸兴朝通宝。据说他曾禁止人民使用子〔70〕。永明王在云南大概也曾铸钱,而且铸了三种年号的钱,即崇祯、弘光和隆武,因为在昆明墓中曾发现这三种年号的钱,制作完全一样,背面穿上有一星点,显然没有流通过,必定是同时同地铸的。后来吴三桂在永历十四年(即顺治十七年)又奏请铸钱,于是海就退为妇女的装饰品。由于铜钱的铸造流通,云南的铜矿得以充分地开采。后来清代铸钱,一大部分靠滇铜,而清代的铸钱数量也比明代多得多。明代银铜的比价,是铜价越来越高,但在清代,银铜比价的变动,就不是那样直线式了,两者互有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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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有些民族,曾用牛作为货币,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事。因为在印度欧罗巴民族间,牛曾经是最通行的货币〔71〕。拉丁语系的文字中,许多同货币有关的词语,是从牛字演化出来的〔72〕。中国方面,先秦文献中常有皮币字样,而且有“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73〕的句子,所以有人以为中国古时也以牛马为货币,这是不对的。关于皮币的意义,在第一章中已有了解释,至于以畜来代表财富,并不能说畜就是货币。中国只有西南的一些民族的确曾以牛为交换的媒介〔74〕和价值尺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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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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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采取锁国政策,太祖不许寸板下海,郑和的几次下西洋,只增强了中国同东南亚等地的联系,没有直接同欧洲发生接触,那时东南亚地区在经济上是比较落后的。在币制上,明代想恢复用钱钞的办法,禁用金银,甚至禁开银矿。然而历史的前进是阻挡不住的,金元所遗留下来的银两制度,是不可能推翻的。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已根深蒂固。洪武初王祎曾提议铸金银钱与铜钱并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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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虽然想不用金银,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随着宝钞跌价,白银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自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76〕。三十年三月当局明令禁用金银,但效果却有问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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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九年金银铜钱曾一度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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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熙元年又禁金银布帛交易,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宣德元年七月户部说民间只用金银。政府揭榜加严禁约,可是三年十一月江西又有人主张禁银〔78〕,可见民间还在使用白银。而且商税、鱼课正式征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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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元年,令南方的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各布政司范围内不通舟楫地方的米麦用白银折纳。同时对于民间,也放松用银的禁令,于是公私都能用白银〔80〕,使白银取得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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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三年七月曾令京官俸准价折银;七年二月户部因内帑贮钞不多,对北京文武群臣上年度的折俸钞,用白银支付〔81〕。这些虽是暂时的,但把白银的使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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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八年七月直隶泰州有人上疏,说曾遇异人,教以铅汞炼银之术,宪宗居然派人去协助他试验〔82〕,可见白银在当时的重要性,当时欧洲人也正在热衷于炼金术。邱濬曾主张采行一种银本位,而用钞票和铜钱在市面流通。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使钞和钱准银而行,银一分易钱十文,钞每贯易钱千文。要十两以上的交易才许用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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